他如同大多数英国人一样,以显露情感为羞耻,而且少于表现,让情感自我扼杀。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他处于唯一的老师的令人厌烦的位置,再加上他暴躁的脾气,因此不可能不真的同情一个为他的孩子们已经做了、并努力去做了如此多的父亲。孩子们如此看重他们之间的情感,但经常感到对父亲的畏惧在根源上枯竭了这种情感。但这不再是后来生活的情形,尤其是对他的较小的孩子们来说。他们亲切地爱他。如果我不能如此多地谈论我自己,我实际上总是忠诚于他。④ 詹姆斯·密尔的大孩子们是如此地怕他,以至于不敢爱他,但很明显,约翰非常尊重他的父亲。他努力做得使父亲对自己满意,尽管这种时候非常少见。 1808年,詹姆斯·密尔遇到了英国功利主义的领袖杰里米·边沁,其时边沁已经 60岁了(下一章将更多地探讨他)。他不久成为边沁的追随者。边沁尽自己的可能来帮助密尔一家度过经济困难的早期阶段。 1810年,边沁把密尔一家在一套小屋中安顿下来。这套小屋,约翰·弥尔顿( John Milton)曾经住过,位于女王广场 2号他自己住宅的庭园里。但是密尔认为小屋太阴冷,不能长久居住,于是不久搬往纽因顿·格林(Newington Green)。四年后边沁又试图让他们搬回来,于是在女王广场 1号,靠近他自己的住宅,租了一套房子,然后转租给密尔一家,只收取象征性的租金。这是约翰 8岁到 24岁时的家。每逢夏季,边沁携带詹姆斯全家到他的乡间僻静住宅居住,先到萨里丘( Surrey Hills)的巴罗 ·格林宅邸( Barrow Green House),后到福特修道院( Ford Abbey)。福特修道院是一套美丽的乡村建筑。都铎装饰风格与伊尼哥·琼斯( Inigo Jones)设计风格交错相间。约翰特别欣赏其宽敞的房间,以及有机会去进行漫长散步,探寻英格兰乡间起伏的丘陵。他也喜欢倾听边沁在修道院弹奏风琴。 后来,约翰提到了把他父亲与更年长的边沁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我)父亲是彻底理解并大体采纳了边沁关于伦理学、政治学和法学的全面观点的*早的英国人。这是他们意气相投的自然基础。这使他们如此志同道合,以至于边沁一段时间不像后来那样如此多地接见来访者。⑤ 尽管詹姆斯·密尔不像边沁那样是有创见性的思想家,但也以其人格魅力吸引了一小圈积极改革者围绕在他们周围。这个团体日益被人们认为是提倡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哲学激进主义者”。这些人是他们时代的先驱者,正如 75年后的“费边主义者”。在其一生中,詹姆斯·密尔写了无数的文章,用边沁的原理来阐述诸如政府、教育、新闻自由、殖民地、司法和监狱等主题。他也著了几本书,除了《印度史》外,*著名的其他书还有《政治经济原理》(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1821年)和《人类精神现象分析》(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a of the Human Mind,1829年)。 尽管詹姆斯·密尔拥有如此多杰出的成就,但是他*伟大的创造却是他的儿子。正如詹姆斯·密尔充分信任边沁,年轻的约翰·斯图亚特被选做“他们两人*合适的继承人”。在实现这个角色的准备过程中,约翰接受了任何人不曾接受过的*严格和*富有雄心的教育,这种教育后来在《密尔自传》中有详尽描述。约翰的教育对詹姆斯·密尔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 1812年他在病中给边沁的信中写道:
13岁时,詹姆斯·密尔教授约翰政治经济学,并对其讲课内容要求约翰做准确、清楚、完整的摘要。然后,还要求他阅读亚当·斯密( Adam Smith),以及詹姆斯的好友李嘉图( David Ricardo)新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看来,詹姆斯·密尔对其子期望太高。尽管约翰赞颂了其 出色的教育,认为“总体上,他的方法是对的,也是成功的”,但他抱怨他的父亲“一旦期望的成功没有如期实现,就因他的失败而被激怒,经常失去理性” @。在这一点上,约翰依然没有批评他的父亲,因为他坚信“对一个学生,如果从不要求他去做他不能做的事,那么他也永不去做他能做的一切” #。约翰后来表示了对现代教育中相反趋势的担忧,即现代教育“尽可能地使要求年轻人所学的一切,对他们更简单,并符合他们的兴趣”,担心这会“培养出不会去干不合意的事情的一种人”。$ 14岁时,约翰的正规“课程”结束了。那时,他被邀请与杰里米·边沁的弟弟塞缪尔爵士( Sir Samuel)及其一家去法国度过一年。从此以后,尽管他的学业仍在他父亲总的教导下继续进行,但是正式课程没有了。 密尔在自传中总结道,他从父亲那儿接受的正式教育的结果,就是“他比其同代人提前四分之一个世纪”开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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