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启超评传❤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欧游心影录 陈其泰 著 华夏出版社9787508093659✔正版全新图书籍Book❤

梁启超评传❤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欧游心影录 陈其泰 著 华夏出版社9787508093659✔正版全新图书籍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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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其泰 著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ISBN9787508093659

出版时间2018-01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定价58元

货号1360829

上书时间202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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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书    名】 梁启超评传
【书    号】 9787508093659
【出 版 社】 华夏出版社
【作    者】 陈其泰 著
【出版日期】 2018-01-01
【版    次】 1
【开    本】 16开
【定    价】 58.00元

【编辑推荐】 
19 世纪末叶、 20 世纪初期, 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了一幅壮观的场面: 浑浩流转的传统史学的长河, 与来势迅猛的西方文化潮流互相碰撞, 发出了轰鸣, 溅起漫天的浪花, 形成了 “ 新史学”的高潮。 这一 “ 新史学” 高潮的代表人物, 就是近代文化名人梁启超。 他以丰富的著述, 代表了传统史学的终结和近代史学的开端。贯穿梁氏前后期史学论著共同的东西是什么呢?

第yi, 站在近代的时代高度, 对传统史学作了总结, 批判旧史中以帝王将相为中心、 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毒素, 而大力发扬我国史学记载广泛、 内容宏富、 大史学家富有创造精神、 体裁形式多样等优良传统。

第二, 大力吸收西方近代进步的学术思想,构建了近代史学的理论体系, 初步规划了近代史学的蓝图。 弘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并与吸收西方进步文化相交汇, 才形成了梁启超史学这一新的高峰。 

第三, 恢宏渊博, 涉及广泛的领域,对于清代学术史、 先秦两汉学术、 春秋战国史、 重要历史人物、文献学等方面的论著尤具有总结性的特色, 因而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显示出生命力。

梁氏 “ 笔锋常带感情的文字” 曾风靡海内数十年, 在今天读来也仍具有审美价值, 故本书对表达其新颖思想和独到见解的名言、 名文, 酌予征引, 以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其原作的风貌。

【内容简介】 
综观梁氏一生, 从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说, 他在戊戌前后的十年和晚年从事著述是主要的。 他是近代维新派的领袖人物, 又是一位启蒙思想家和近代学术文化的开拓者。

从 1918 年起, 是梁启超专心从事著述的十年。 1918 年他即奋力著 《 中国通史》 , 因用功过度致吐血数次。 1919 年, 他在欧洲考察了一年。 1920 年初回国后, 集中力量从事著述和讲学, 以近代观点写下了大量论著, 著名的有 《 清代学术概论》 《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 中国历史研究法》 及其 《 补编》 《 墨子学案》 《 先秦政治思想史》 《 儒家哲学》《 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 《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 《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等。

本书的研究方法 是把梁氏的史学成就分为前期 (19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和后期 (晚年著述)两个阶段, 以求更清晰地显示他思想和学术演进的脉络; 以分析代表性论著为主, 并与其他成果结合论述, 力求揭示他作为杰出史家具有深刻意义的贡献。

【目录】 
第*章 南国英才

(一) 家世和启蒙教育

(二) 学海堂的高材生

(三) 南海潮音撼心弦

(四) 万木草堂师生情

第二章 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

(一) 为变法图强奔走呼号

(二) 天才宣传家

(三) 时务学堂总教习

(四) 戊戌维新高潮及其失败

第三章 启蒙的华彩乐章

(一) 启蒙思想家的卓越贡献

(二) 批判封建专制

(三) 剖析国民性弱点 力倡新民之说

(四) 传播西方近代思想文化

(五) 倡导“诗界革命” 和“小说界革命”

第四章 “史界革命”: 宣告旧史时代的终结

(一) 《新史学》的划时代意义

(二)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非凡气魄

(三) 当代史述·人物传记·亡国史鉴

(四) 推进外国史领域的研究

(五) 比较研究的尝试

第五章 九曲回澜归依著述

(一) 十一载风雨路途

(二) 策划讨袁 建立殊勋

(三) 专心著述的晚年

第六章 恢宏渊博: 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发扬

(一) 恢宏的风格

(二) 论清学史的两部名著

(三) 建构史学理论体系

(四) 多层面、多格调的先秦史研究

(五) 文化史开山之作

(六) 文献学领域的非凡建树

增订篇目

一、梁启超的学术风范和爱国情怀

二、理性主义对待“排满” 与近代民族理论体系的初步构建

三、梁启超晚年的文化自觉: 《欧游心影录》的思想价值

四、梁启超生平著述年表

【文摘】 
梁启超十六岁中举被两主考官哄抢联姻,天纵之才唯独折服于康有为

少年梁启超(1873—1929年)聪慧过人,九岁能缀千言,十一岁就中了秀才, 补了博士弟子员,成了远近闻名的“神童”。1889年,梁启超在广州参加广东乡试,中第八名举人,在中榜的一百人中,他年龄*小。

主持此次广东乡试的刑部侍郎李端棻[fēn]赏识他才华过人、意气风发,托副主考王任堪做媒人,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据说,当时王任堪也有意招梁启超做自己的女婿,但因正主考大人先出口,只好将已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二人相视而笑。两年后,梁启超到北京完婚。

李端棻(1833—1907年),字芯园,历任山西、广东、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第*个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又举荐康有为、梁启超,支持变法。百日维新期间,授礼部尚书。戊戌政变后,被充军新疆。后赦归,主讲贵州经世学堂。

1890年 梁启超到北京参加进士会试, 没有考取。 他南归途经上海, 买到一本 《瀛寰志略》, 打开一看, 书中讲地球是圆的, 有五大洲、 四大洋……新鲜的知识扑面而来。回到广州以后, 他经受一场心灵的巨大震撼, 并且从此根本改变他人生的方向。

南海潮音撼心弦。1890 年的一天,梁启超在学海堂的同学陈千秋(字通甫) 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学问和思想,梁启超诚恳地请求陈千秋引见。

康有为(1858—1927年),广东南海人,青年时代到过香港,接触过资本主义文明,又在上海精心研读过各种西方译书和报纸,形成了变法维新思想。1888 年, 康有为在北京第*次向清帝上书,鉴于民族危机深重,指出日、 英、 俄、 法四国从不同方向窥伺中国,建议变成法、 通下情、 慎左右三项, 较系统地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但因顽固派的阻挠,这次上书没有到达光绪帝手里。

这次会见时间长达十个小时左右。康有为以磅礴的气势, 雄辩的道理, 把梁启超原先颇为自负、也是清代乾嘉以来读书人一向彼此夸耀推重的考据、词章一套学问, 驳了个体无完肤。梁启超以往形成的思路一下子被轰毁,遂决定抛弃旧学,跟随康有为投身到宣传维新变法、改革社会的政治涡漩之中。

梁启超后来曾生动地记述当年的一幕:

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 辄沾沾自喜。 先生乃以大海潮音, 作师子吼, 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 悉举以摧陷廓清之。 自辰入见, 及戌始退, 冷水浇背, 当头一棒, 一旦尽失其故垒, 惘惘然不知所从事, 且惊且喜, 且怨且艾, 且疑且惧, 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 明日再谒, 请为学方针, 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 而并及史学、 西学之梗概。 自是决然舍去旧学, 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 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万木草堂师生情。 梁启超在这里共学习三年时间,康有为的学生人数,从起初二十人左右逐渐增多,竟达到几百成千。师生磨砺意志, 学堂内生气蓬勃, 成为康有为训练维新志士和锻造变法运动理论武器的场所。

康有为摒弃了当日书院死背八股文章或埋头训诂考据的做法,对教学的内容和方法做了大胆的改革。在学习内容上, 突出今文经学的 “微言大义” 和学术统系, 政制的沿革和西学知识。

在教学方法上,重视学生写札记、问难答疑和师生共同编纂鼓吹维新变法的著作。据梁启超回忆, 万木草堂开办时, 同学大多是不满二十岁的少年,“皆天真烂漫, 而志气 踔向上, 相爱若昆弟,而先生视之犹子”。

令他受益*大的,是先生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 政治沿革得失, 并且拿世界各国的历史、 制度相比较。这些进取心极强的学子,每从老师的讲授中获得新的启示,都欢喜踊跃,下课后互相交换听课心得,反复玩味。 

每到傍晚以后, 则三几个或独自向先生请教,先生始则回答疑难,然后广泛联系,由此及彼,随兴之所至, 往往讲到至广大至精微处, 先生心情极舒畅,学生也无比神往。如此受教一年, 梁启超自己总结说,“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快乐的,是月夜或春秋佳日师生出游,这些少年学子的豪语欢歌,惊起树上栖鸟。 梁启超曾深情地回忆说:

 “每月夜吾侪则从游焉。粤秀山之麓, 吾侪舞雩也, 与先生或相期或不相期。然而春秋佳日,三五之夕, 学海堂、 菊坡精舍、 红棉草堂、 镇海楼一带,其无万木草堂师弟踪迹者盖寡。每游率以论文始,既乃杂沓泛滥于宇宙万有,芒乎 乎, 不知所终极。 先生在则拱默以听,不在则主客论难锋起,声往往振林木。 或联臂高歌, 惊树中栖鸦拍 拍 起。 於戏! 学 于 万 木, 盖 无 日 不 乐, 而 此 乐 * 殊胜矣!”

万木草堂中师生共同著书,更是对晚清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大事。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由梁启超、陈千秋等任校雠。著《孔子改制考》,则由康有为确定宗旨、论点、体例,由梁启超等任分纂。《大同书》是康有为独著,也将书中部分内容对学生讲述。

万木草堂的教学,所重在构建发动维新变法的理论体系和培养维新人才,因此始终对学生灌输“民生憔悴,外侮凭陵”、担当救亡重任的爱国经世意识。学生回到本乡便以此向亲戚宣传,流俗感到大骇怪,指为“康党”,他们也心安理得地承认。

有一位学生当时这样记载: “先生命治公羊学,每发大同义理,余思想为之一变,始知所谓世界公理,国家思想。”  

梁启超领悟力极强,加上刻苦用功,学业与见识迅速提高,*后一年,他与陈千秋同为万木草堂学长。在这里,他也培养了日后进行文字宣传与从事社会活动的能力。老师对他十分嘉许,当1891年冬,梁启超入京结婚时,康有为写有赠诗:

道入天人际,江门风自存。小心结豪俊,内热救黎元。
忧国吾其已?乘云世易尊。贾生正年少,詄荡上天门。

老师把梁启超比为西汉青年政治家贾谊,对他寄托无限希望。这正预示着梁启超将乘着时代风云,干出一番大事业!

【前言】 
自序(节选)

1957年高考,我幸运地考上中山大学历史系。踏进美丽的康乐园,见到一座座古典式建筑的教学楼,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宽敞的操场……这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特别是,历史学系拥有一批全国著名的教授,陈寅恪、岑仲勉、刘节、梁方仲、戴裔煊、董家遵、金应熙,还有当时比较年轻的李锦全、蔡鸿生等先生,他们有的亲自为我们授课,有的虽未授课却能读到他们的著作或耳闻师生对其为人为学的讲述,让青年学子感受到他们的学术风范。我就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认真读书,吮吸着智慧的甘露。

在中大,对我影响*大的是著名史学家刘节教授。他于192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先生研习古代史。曾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金石部主任,自1946年起长期在中山大学任教授(1950至1954年兼任系主任)。他于1927年撰成的《洪范疏证》是学术界首次对《尚书·洪范》篇撰成年代进行系统、严密考证的名文,梁启超曾称赞文中提出的见解“皆经科学方法研究之结果,可谓空前一大发明”。其后撰著的《好大王碑考释》《管子中所见之宋钘一派学说》均受到学界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刘先生曾撰有《西周社会性质》等多篇文章,主张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并论述由低级奴隶社会向封建制度的过渡、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与一贯性等带规律性问题。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对于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详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称誉该书和金毓黻先生所著《中国史学史》“同为必传之作”。我在校即听了刘节先生开设的“历史文选”课程,对他渊博的学识和认真教学的态度深感敬佩。后来先生为研究生讲授《左传》,也让我去听讲。1963年初,全国第*次统一招考研究生,我即选择了刘先生的“中国史学史”为报考志愿。大约至5月初,正值等待录取消息的时刻,有一次恰好在路上遇到刘先生,那时他是校务委员会委员,高兴地对我说:你已被录取,校务委员会已经讨论批准,报***备案,你可准备下学期初开学要用的书籍。当时我们都绝未料到,一场批判刘节先生的风暴即将刮起,后来发生的一切就都完全事与愿违。虽然自毕业离校后我再无机会见到刘节先生,但我今日从事的专业,渊源则始自大学时代受业于先生,师恩难忘。

1963年7月由中山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河南省工作,一直担任高中语文教师,至1978年。虽然在基层工作与科研机构差别很大,但我认真从事,十五年下来,自觉在对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认识,对古今名著名篇的钻研阐释,对语言文字的精心推敲运用等项,都有颇为深刻的体会,实也为此后学术研究之一助。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历史进入新时期,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招考研究生,我有幸考取了白寿彝教授指导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真正实现了大学时代从事本专业的梦想。

这时,正值全国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年代,举国上下意气昂扬、千帆竞发,彻底批判极左路线、砸烂思想枷锁,呼唤科学的春天、重视知识重视人才,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我深深庆幸自己赶上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庆幸投到名师门下受业深造。白寿彝先生在多个学科领域均深有造诣,他又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民族宗教三个研究所学术委员等多项职务,而他的主要精力则放在学术工作上,尤其专注于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和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其时先生已届七旬,但他不知老之将至,相反地是迎来他学术上*辉煌的时期,许多重要著作,正是在他人生道路*后二十年中完成的。他热爱伟大祖国的历史文化,同时他坚信以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学术研究和各项工作。“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事新的理论创造”这句掷地有声的话,精当地概括了白寿彝先生的学术宗旨。他真正做到了把认识和总结客观的历史、体现当今的时代要求、关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他几十年的著述,则是把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丰富详实可靠的史料、恰当优美、雅俗共赏的表现形式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白先生担任总主编、汇集国内众多学者共同完成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共十二卷,二十二巨册,总字数约一千四百万字),于199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全部出版,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压轴之作”。白先生又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他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达半个多世纪,出版有一系列重要著作,如:《史记新论》、《史学史教本初稿(上册)》、《历史教育与史学遗产》、《中国史学史论集》、《白寿彝史学论集》、《中国史学史》(第*册),并主编了《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教本》、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等。他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点和推进学科建设的构想,如,于50年代提出史学史研究要摆脱书目解题式格局,至80年代初进而提出要突破学术专史的局限,要总结史学如何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和成功史书撰成之后又如何推动时代前进;论述研究史学史应区分精华与糟粕,传统史学是一笔宝贵遗产,应当根据时代的需要,大力继承和发扬;对于史著或一个时期的史学成就,应从历史思想、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四个方面来分析评价。又如,论述古代史家提出的问题可以作为今人观察历史与社会的思想资料;论述不应以凝固不变或互相孤立的观点看待古代几种主要史书体裁,而应看到其发展和互相联系,要从传统史学提出的改革历史编纂的主张获得启示,并设想以“新综合体”来撰写通史或断代史。事实证明,白先生提出的这些重要观点和命题,对于推进史学史研究均有指导性意义。先生领我走进学术殿堂,我研究生毕业后,即留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任教,前后跟随先生达二十一年,时时聆听教诲,使我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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