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县郭庄研究(1964—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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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

作者贾艳敏姚瑞丽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ISBN9787515414171

出版时间2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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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128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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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88元

货号4568679

上书时间2026-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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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书    名】萧县郭庄研究(1964—1984)
【书    号】 9787515414171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作    者】贾艳敏姚瑞丽
【出版日期】 2024-09-01
【开    本】 128开
【定    价】 88.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研究的是安徽省萧县郭庄1960年代初至1980年代初20年的历史。安徽省是典型的农业省，地处淮北平原的萧县郭庄曾是一个贫穷落后的村庄，在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成为安徽省的典型，被誉为“安徽的大寨”。本书的内容主要有郭庄成为安徽省农业学大寨运动典型的过程，安徽省对郭庄的宣传，全省农业“学大寨，赶郭庄”运动的展开，“文革”结束后郭庄的转型与农村改革的开启。

【目录】
目录

第*章安徽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 1

第*节大寨典型的树立.................................................................... 1

第二节安徽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始................................................ 12

第二章萧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初兴....................................................... 17

第*节萧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背景................................................ 17

第二节萧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动及典型的培养.......................... 28

第三章萧县郭庄成为安徽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典型.............................. 35

第*节郭庄改碱治地...................................................................... 35

第二节郭庄成为安徽省农业学大寨典型的过程.............................. 47

第四章郭庄典型的宣传与建设.............................................................. 64

第*节对郭庄的宣传...................................................................... 64

第二节郭庄典型的建设与郭宏杰的起伏....................................... 102

第五章郭庄继续学大寨和安徽全省“学大寨、赶郭庄”..................... 121

第*节郭庄继续学大寨................................................................ 121

第二节安徽全省“学大寨、赶郭庄”.......................................... 132

第六章郭庄典型的陨落....................................................................... 157

第*节郭庄声誉的顶峰、“反郭庄”思潮及郭庄形象的

                        重树........................................................... 157

第二节调整安徽省、县领导班子.................................................. 175

第三节安徽省率先开启农村改革.................................................. 199

结语.................................................................................................... 218

参考文献.............................................................................................. 221

后记.................................................................................................... 224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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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章安徽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

第*节大寨典型的树立

大寨本是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大寨镇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从1964年开始的一场持续16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闻名全国，名扬世界。当年，全国农业战线都要学大寨。对于大寨这样的样板，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大寨，各省有“大寨”，各县有“大寨”，等等。

大寨之所以能够在1964年成为全国学习的典型，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大寨人依靠集体组织的力量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二是大寨坚持集体经济的管理模式以及先国家、再集体、*后个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三是干部参加劳动。

大寨本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民国初期还不是一个行政村。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解放时，只有64户、190多人。人少、土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全村800多亩地，分成4700多块，零星散落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且有40%的耕地掌握在4户地主富农手中。1945年，大寨先后成立了党小组、党支部。1946年开始组织互助组，1953年办起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成立高级社。[1]农业合作化兴起时，已经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兼任大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陈永贵出身贫苦，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响应党的号召，积极走合作化的道路，带领大寨人把粮食产量由亩产50多公斤提高到亩产125公斤。由于互助合作搞得好，集体化就有吸引力。到1955年，大寨除一户地主外，其他农户全部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从1953年到1964年大寨先后成为晋中地区、山西省和全国学习的典型，这11年是陈永贵带领大寨人艰苦奋斗的11年，是大寨人依靠集体互助的力量改造大寨山水的11年。正如《大寨之路》中所说：

十一年后的今天，这一切都变了。七条大沟，几十条小沟，在大寨人手里变成了肥沃的洼地。零块土地被大寨人连成了两千九百块。“沟沟壑壑种地，坡坡凹凹打粮”，人们在土地上得到的报酬，比当年提高了四倍。

十一年，大寨变得家大业大，骡马成群了。仓库里储备着七万多斤粮，畜圈里拴着十二匹大马，九头骡子，十一头驴和三十二头牛，另外还有一百二十多口肥猪，二百四十多只羊。

十一年，大寨十年受灾，大寨只借过国家一次钱，却向国家交售了一百七十五万八千斤粮。每户平均二万二千斤。

十一年，大寨人用双手把贫困交给了历史，用两肩担来了
幸福！[2]

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是生存的根本。对于大寨的农民来说，将穷山恶水治理成良田才是过上好日子的根本。大寨11年的奋斗史也是一部治理山水的历史，这就是大寨“十年造地计划”。大寨的800多亩地，多是土薄石厚的坡梁地，是典型的“三跑田”（跑土、跑肥、跑水）。陈永贵任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后，制订了一个“十年造地计划”，誓把“三跑田”（跑水、跑肥、跑土）改为“三保田”（保土、保肥、保水）。为了这个“十年造地计划”，1953年冬陈永贵带领大寨人开始了艰苦的创业
历程。

因为大寨地处山区，地少是农业发展的*大障碍。大寨的创业是从造地开始的。

“全村七条大沟之一的白驼沟是他们要征服的第*个对象。白驼沟全长一里半，三丈多宽，需要打二十多道石坝。”[3]

大寨人在滴水成冰的冬天挥汗如雨，连续干了一个半月，把白驼沟变成一块一块的耕地。深沟变良田，大寨人高兴得合不拢嘴。给白驼沟起了个名字叫“合作沟”。大寨人佩服了集体，看到了自己的力量。[4]

大寨人改造白驼沟的事迹引起了中共昔阳县委和晋中地委的重视。1953年底，陈永贵被评为晋中地区劳动模范，出席了晋中劳模会并作典型发言。陈永贵虽然只上过几天扫盲班，文化水平低，但口才很好，懂辩证法。他不仅讲得实在、客观，还口齿伶俐，具有一定的逻辑性。他的发言受到晋中地委的重视。地委书记在会议总结时说：“大寨的陈永贵很有头脑，是个很好的人才。希望其他合作社也像大寨那样，不仅要搞好当年的生产，而且也要搞好农田基本建设。这样，集体经济才能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逐步发展出来！”[5]

1954年冬至1955年春，大寨又闸住了后底沟、赶牛道沟、念草沟和小北峪沟。1955年冬，他们开始改造*难治理的狼窝掌沟。

狼窝掌，是大寨大队*大的一条沟。社员们叫它“黑老山沟”。三里长，两丈多宽。每到暴雨季节，山洪就像脱缰的野马，肆虐横行。

1955年冬至1956年春，大寨人把狼窝掌变成了一层层簸箕形的梯田。但被1956年夏天的一场洪水冲了个干干净净。1956年冬大寨人二战狼窝掌，不仅扎深了坝基，还修了一个水库。但1957年夏天的雨更大，山洪更猛，把水库冲垮了，把石坝冲了个精光。1957年冬，大寨人第三次治理狼窝掌终获成功。[6]这就是大寨人“三战狼窝掌”的创业史。

除了造地外，大寨还通过加工改造耕地，提高粮食产量。

大寨是土石山，山头是石山，山梁和山坡有较厚的土层，年降水量不少，但梁地和坡地存不住水，不保水，不保土，也不保肥。只有提高耕地蓄水保墒、抗旱、抗涝的能力，才能提高农业产量。大寨改造土壤的办法有：一是改坡地、梁地为梯田。经过几年改成了水平梯田。二是闸山沟。节节打坝，拦洪淤地，把沙石沟变成一层层的梯田。三是深耕。加厚活土层。四是改良土壤。大寨的耕地，一般是黏土，也有一部分沙土。他们采取土掺沙，沙掺土的办法，相互调剂，改良土壤。此外，每年有20万公斤左右的玉米秆沤肥还田，不仅增加了肥料，还增加了土壤中的腐殖质，使土壤变得很松软，1尺多厚的活土层，保水保墒能力非常高。五是深耕、深刨。秋收后深耕，利用1尺多厚的活土层，储蓄冬季的雨雪，抗御春旱。玉米第*遍锄草时，实行“深刨”，即在每株玉米根的旁边四五寸的地方，用镢头深刨6寸到8寸，在玉米行间和株间挖成一个一个的小鱼鳞坑。降雨前有利于蹲苗，降雨时则把雨水储蓄到土壤里面，既抗旱，又
防涝。[7]

经过加工改造，大寨的耕地保住了水，也保住了土和肥，大大提高了耕地蓄水保墒的能力，充分发挥土壤对于水分供应的调节作用，做到了旱涝保收。

大寨的土地加工改造是大寨人在冬季冒着风雪严寒苦干出来的。从1953年到1963年11年的时间里，用工10万个，平均每亩地用工120多个，每人每年为土地的加工改造出工80多个。[8]

大寨在土地加工改造的基础上，综合实施“八字宪法”采取技术措施，实现高产稳产。一是增施肥料。主要是农家肥，其余就是化肥，平均每亩地25斤氮肥和40多斤磷肥。还有沤制作物秸秆肥。二是扩大玉米的种植面积。大寨的气温、土壤温度、湿度和雨量适合玉米生长。玉米种植面积由过去的30%扩大到65%，亩产量达到900斤。三是合理密植。大寨的耕地，山梁地多，地块很小，地边多，通风透光好，有利于合理密植。再加上肥料增加了，为密植提供了条件，已由过去的每亩800到1200株，增加到每亩1600到2200株。四是充分利用土地，“四不专种”“三不空”。“四不专种”是指豆子、高粱、麻籽、瓜菜不专种，而是在玉米地和谷子地里带种。“三不空”是指地边、地头、墙根都不空，种满种足。五是玉米“三深种植法”。“三深”是指“深耕”“深种”“深刨”。六是谷子、玉米育苗移栽法。为了弥补石鸡、獾子等鸟兽害和其他原因所造成的缺苗断垄，大寨利用间苗时拔出的苗，移栽补缺，保证全苗。此后，在冬小麦收割时，在谷子地间苗，随时将间出的谷子苗移栽到麦茬地里。[9]

大寨1949年粮食亩产仅87.5公斤，总产7.2万公斤；1953年亩产125公斤，总产超过10万公斤；1964年亩产跨“长江”（超过800斤），达404.8公斤，总产28.5万公斤。[10]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当时的中国进入了过热状态，试图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与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化，却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粮食产量下降，城乡人民生活陷入困难，一些地方发生了饥荒和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现象。大寨也曾狂热蛮干，但终究保持了相当的冷静。

1958年8月24日，昔阳县第*个人民公社——以大寨为中心的“红旗人民公社”成立。随后制订了“3年赶平川，9年超江南”的跃进规划，即1959年亩产要达到800斤，1962年增加到1333斤，1967年要达到2400斤。但是，大寨没有跟“一大二公”“平调”“共产”的风，而是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在分配方面，初步提出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办法，1959年实现基本口粮免费供应，1962年供应制范围扩大到伙食供给制，1967年要实现基本生活需要的供给制，如衣服、食品、日用品都搞供给制。[11]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开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这种形势下，大寨虽然在所有制形式上也制订了跃进计划。曾开始筹划从大队所有制向公社所有制过渡。还于1960年形成了一个过渡计划草案，打算向公社所有制过渡，认为在人民公社的“大家庭”中，可以有效地实现各队资金、劳动力的协调，做到“全面规划，按比例发展”。[12]

在当时全国过热的大背景下，大寨虽然制订了粮食跃进计划和所有制形式的过渡计划，但继续保持了相对冷静的头脑，没有加入“浮夸风”的行列，在过渡向上也很慎重。

1958年夏收之后，农业高产“卫星”满天飞，一些地方上报的亩产几万斤到几十万斤，不一而足，而大寨上报的粮食产量是亩产574斤。为此山西省委领导很不满意，派人做陈永贵的工作，因为陈永贵早在1952年就是山西省劳动模范，山西省委领导就以去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庆典为交换条件，让陈永贵虚报产量。据当时受山西省委委派去做陈永贵工作的雷震一回忆，面对省委工作组，陈永贵说：“宁肯不上天安门，产量一斤也不多报。”[13]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时，大寨没有出现高炉林立的场面，只是派了一个人到别的村帮着运铁矿。据郭凤莲说，陈永贵对大炼钢铁不感兴趣，他常说，农民就是管种地的，别的事有别人管。[14]办公共食堂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要标志，当时被称为是“社会主义的阵地”，公共食堂初期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大寨的公共食堂也实行过这种方式。两个月后，一算账，不行，这样太糟蹋粮食。于是改变为基本口粮和按劳动日分配相结合，人劳比例二八开；基本口粮按人定成，全村1959年平均口粮405斤，指标到户，按月分发粮票，多吃不补，剩余归己。“大跃进”期间大寨没有发生饥荒，更没有人浮肿、饿死。1959年到1961年，大寨的粮食总产量逐年提高：1959年为47万斤，1960年为48.5万斤，1961年为48.6万斤，平均每年向国家卖粮20多万斤。[15]不仅如此，大寨还慷慨解囊，帮助兄弟社队渡过困难。而且，大寨在所有制形式上，仍保持在大队一级，实际上没有向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

1959年12月，晋中地委在昔阳召开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现场会，陈永贵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晋中地委对大寨党支部的工作经验和大寨农业生产管理经验进行了概括，号召全地区推广大寨经验，并向中共山西省委写了报告。会议期间，晋中地委书记处第*书记贾俊深入大寨调查研究，看到大寨的土地和庄稼后连连叫好，说大寨是晋中的好榜样，陈永贵是基层党支部书记学习的楷模。[16]

1960年6月，中共晋中地委作出《关于开展学习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领导方法的决定》。随后，贾俊写了一篇题为《学习大寨党支部和陈永贵的领导作风》的文章，发表在8月6日的《山西日报》上。1961年3月26日，中共昔阳县委作出《关于认真推广大寨经验的决定》。《决定》指出，大寨生产大队几年来，在领导农业生产上积累了一整套丰富的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但就目前来说，*需要和*有价值学习和推广的经验有：整修土地，增施肥料，因地制宜进行土地基本建设；认真执行党的各项基本政策，调动社员劳动积极性，认真坚持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和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妥善处理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之间的关系；树立正确作风，密切党群关系。1962年，晋中地委号召在全区推广陈永贵和大寨干部“参加生产和领导生产相结合、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相结合，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运用农业‘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农业生产”的经验。1963年5月，中共昔阳县委号召全县党员干部把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作为一面旗帜，做“陈永贵”式的干部。不久，中共晋中地委又发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学习陈永贵同志领导大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模范事迹，学习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贵品德，把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提到新的高度。[17]

大寨和陈永贵在昔阳县、晋中地区成为先进典型的同时，也成为山西省的先进典型。1960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批转了中共晋中地委的报告，发出了“学习模范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号召”。在《山西日报》上发表了《陈永贵——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的社论。之后，山西省委又于1963年3月请陈永贵在全省劳模会上介绍大寨的经验，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同年11月9日，省委向全省农村、城市的各级党组织发出向大寨学习的通知。[18]

让大寨成为全国典型的是1963年8月的一场特大水灾。

1963年8月2日至8日，大寨下了七天七夜的暴雨，降雨量超过了大寨1962年全年的降雨总量。大雨导致山洪暴发。大寨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水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辛苦十年修建的100多条大石坝，除了狼窝掌外，都被冲垮了，层层梯田被冲成了大沟壑，土地也被冲成了红石板，庄稼毁的毁，倒的倒。山上的土流走了，路断了。全村140孔窑，塌了113孔；125间房，塌了77间。[19]大寨遭受特大水灾受到公社、县、省和中央等各级政府的关怀和帮助。但陈永贵决心带领大寨人自力更生战胜困难，靠大寨人自己的双手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陈永贵领导的大寨党支部确定了“三不要”的原则，即不要国家的救济款，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物资。在此基础上，陈永贵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不少”的口号，即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库存粮不少。在“三不要”的原则之下，大寨拒绝了公社拨下的80元医药补助费、100元的安置金、50领苇席，也拒绝了国家下拨的1000元救灾费，[20]拒绝了公社党委书记提出减少大寨征购任务的建议，并表示口粮和储备都不少。

陈永贵确定了先恢复生产，再重建家园的救灾步骤，即“先治坡，后治窝”。陈永贵领导大寨人艰苦努力，当年仍然收了40多万斤粮食，除了口粮、种子和饲料外，他们还把大部分余粮卖给了国家。大灾之后大寨人不仅恢复了生产，还重建了家园，而且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修了40间瓦房，砌起了20孔大石窑。

大寨人还立下宏伟志愿：拨出3万元现金，提取3万斤储备粮，凭着自己的双手，要在2年内把洪水冲坏的土地恢复原样！[21]

8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燕凌的长篇通讯《在农村阵地上—记昔阳大砦公社大砦大队党支部和党支部书记陈永贵》。通讯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