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许多人一样,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也与书中的人物交朋友。这是读者和作者之间一种奇异的关系。对一位声名长盛不衰的诗人或小说家,我们的了解会逐渐比对我们同时代、同地域的人更为详尽;某种意义上,我们与他们的关系也比爱和友谊来得更加亲近。在一个外省小镇长大的我为那些局外人所吸引,尤其是和《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中的玛吉·塔利弗(Maggie Tulliver)一样的女孩——像她的创造者乔治·艾略特 (George Eliot)本人一样,她是个无法为自己向上求索的天性找到安放之处的、躁动而聪颖的女孩。后来,我爱上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暗夜中的所见,暗夜中她看透局外人的心灵和思想,他们阴翳中的自我在白日的强光下褪色、消散。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ë)呐喊出的对“外在世界”的轻视和对“内在世界”的拥抱也让我深深信服。她们在世时都是局外人,尽管痛苦,但与社会的疏离也的确使她们开口吐露了那些不得不言说的东西。
好女人都是安静的,这是十九世纪公认的真理。她们不纵容自己在公共场合说话:这样做是不谦逊的,不合女性身份的;坚持自我或表现自我都被认为是不自然的。恰恰就在这时,三位女性不屈的心灵出现了,她们的小说也即刻回应着当下: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1818),乔治·艾略特的《亚当·比德》(Adam Bede, 1859),和奥利芙·施赖纳《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The Story of an African Farm, 1883)。艾米莉·勃朗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更为坦率大胆的话语则在她们身后很久才为广大的读者所知。
在一个女性的名誉意味着她所珍视的稳定和保障的年代,她们五个中的每一位都失去了它。每个人都曾捱过遭到社会排斥的黑暗时刻,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她们想要的——比如说,在何种程度上,艾米莉·勃朗特在布鲁塞尔学校中的不受欢迎是她自己想要的,或者她其实并不情愿?玛丽·安·埃文斯(Mary Ann Evans)逃离了位于外省的家,在那里人们把聪明的女孩当作怪人。在伦敦,早在她没有缔结合法婚姻就与伴侣同居之前,她就已经自称“法外之徒”。然而,正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她在社交场之外度过的日子里,她才成为乔治·艾略特。
弗吉尼亚·斯蒂芬(Virginia Stephen,后来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一群人定居在布卢姆斯伯里。她的兄弟和姐姐,还有他们那些大多喜欢同性的朋友们——E. M. 福斯特(E. M. Forster)、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和梅纳德·凯恩斯(Maynard Keynes)——为她提供了一处容身之地。在这些与她们相互激发的同伴中间,弗吉尼亚和姐姐把自己变成了两个没有监护人的年轻女性,与男性和女性同伴们彻夜长谈,向外抛着“精液”和“交媾” 之类的词。这容易让人说闲话,但并不危险。对于伍尔夫来说,危险的是疯癫的威胁——这与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笔下的“艺术的癫狂”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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