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梦百家》，解锁鸳鸯蝴蝶派近百位作家，读懂民国通俗文学的鲜活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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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

作者张泽贤,张嘉桓著

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

ISBN9787547622810

出版时间2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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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888元

货号5089938

上书时间2026-11-02

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书    名】《鸳鸯蝴蝶梦百家》，解锁鸳鸯蝴蝶派近百位作家，读懂民国通俗文学的鲜活过往。
【书    号】 9787547622810
【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
【作    者】张泽贤,张嘉桓著
【出版日期】 2026-10-01
【定    价】 888.00元

【编辑推荐】
本书是一部介绍“鸳鸯蝴蝶派”近百位作家版本的图书，是从图书版本的视角，梳理和研究流派与作家的著作，有着较强的视觉形象。

【内容简介】
《鸳鸯蝴蝶梦百家》，是一部介绍“鸳鸯蝴蝶派”近百位作家版本的图书，是从图书版本的视角，梳理和研究流派与作家的著作，有着较强的视觉形象。所谓“鸳鸯蝴蝶派”，实为中国近代小说流派，始于二十世纪初，盛于辛亥革命后，得名于《花月痕》中诗句：“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又因此派刊物以《礼拜六》影响为*大，故又称“礼拜六派”。这派的特点是把文学作为游戏消遣之工具，以言情小说为骨干、情调风格偏于世俗。其中*杰出者是“五虎将”：徐枕亚、包天笑、周瘦鹃、李涵秋、张恨水；*出名的是“四大说部”：《玉梨魂》《广陵潮》《江湖奇侠传》《啼笑姻缘》。这一文学流派曾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但却也受到新文学界的批判”。这流派的作者群，先后达两百余人，分散在江浙等地，后集中到京津沪，相继出现了青社、星社等文学团体。但是作为一个通俗文学的流派，在其形成过程中，相对于新文学流派而言，忽略或排斥都非正道，因为它的存在、发展与结束，都是现代文学史现象的客观存在，是无法否认的。全书选择百家的版本作为叙述对象，特色是以版本个体作为介绍对象，从而涉及作家、流派，并与之依附的期刊杂志，以全方位视角客观的介绍。

【目录】
自序  张泽贤  /001

    包天笑  /

哀  /

春江梦  /

恩与仇  /

富人之女  /

孤雏感遇记  /

海上蜃楼  /

黑海银灯  /

甲子絮谈  /

留芳记  /

埋石弃石记  /

碧海情波记  /

上海春秋  /

馨儿就学记  /

雨过天青  /

天笑短篇小说  /

毕倚虹  /

黑暗上海  /

人间地狱  /

倚虹说集  /

毕倚虹说集  /

销魂词  /

蔡东藩  /

客中消遣录  /

留青别集  /

前汉通俗演义  /

后汉通俗演义  /

两晋通俗演义  /

南北史通俗演义  /

唐史通俗演义  /

五代史通俗演义  /

宋史通俗演义  /

元史通俗演义  /

明史通俗演义  /

清史通俗演义  /

民国通俗演义  /

清代十三朝演义  /

西太后演义  /

蔡陆仙  /

侠义江湖  /

铁血莺花  /

天台奇侠传  /

飞剑游侠传  /

江南三大侠  /

陈蝶仙  /

芙蓉影  /

黄金崇  /

火中莲  /

泪珠缘  /

说苑导游录  /

他之小史  /

潇湘影弹词  /

玉田恨史  /

自由花弹词  /

陈扫花  /

脂粉地狱  /

四豪锄异传  /

少林大侠传  /

平阳传  /

少林义侠传  /

陈慎言  /

薄命女儿  /

故都秘录  /

贵族女儿  /

浑不似  /

名士与美人  /

幕中人语  /

情海断魂记  /

友人之妻  /

陈挹翠  /

孤雏喋血  /

风云儿女  /

荆芸娘  /

四海游龙  /

沧浪女侠  /

金罗汉  /

蛰龙惊蟒  /

程善之  /

倦云忆语  /

残水浒  /

骈枝余话  /

小说丛刊  /

程小青  /

幕面人  /

箱尸  /

案中案  /

八十四  /

白衣怪  /

催命符  /

断指团  /

裹棉刀  /

黑地牢  /

狐裘女  /

黄浦江中  /

灰衣人  /

活尸  /

江南燕  /

恐怖的活剧  /

两粒珠  /

轮下血  /

矛盾圈  /

魔窟双花  /

难兄难弟  /

青春之火  /

霜刃碧血  /

逃犯  /

五福党  /

舞宫魔影  /

舞后的归宿  /

血手印  /

夜半呼声  /

沾泥花  /

珠项圈  /

紫信笺  /

新婚劫  /

黑棋子  /

姊妹花  /

魔力  /

回忆录  /

古甲虫  /

百乐门血案  /

……

【前言】
自序
  关于“鸳鸯蝴蝶派”，我曾写过一篇短文《鸳鸯蝴蝶派作家群》，那是我对“鸳蝴派”*初的“肤浅”认识：
  2002年的某一天，笔者在上海文庙外陋巷的地摊间闲逛，不经意间发现了一大捆旧书，*上面一本露出的封面是《胡寄尘说集》，随即一本本翻看，这是大东书局出的一套“说集”，虽未标明“丛书”，但一看便知是“说集丛书”，即小说丛书。一捆总共15种，作者有胡寄尘、范烟桥、江红蕉、周瘦鹃、徐卓呆、许指严、赵苕狂等。需“打包”出售，总共400元，因已得过几种，翻看后便离去，一小时后返回，书被人买去，据说是在上海留学的日本人。这样的机会，当年也不多，何况现在！
  这些作家，也就是文学史上所谓的“鸳鸯蝴蝶派”。这派作家的人数到底有多少，好像说法不一，粗略估计约在50人左右。其实，“鸳鸯蝴蝶派”的准确说法应该是“礼拜六派”，《礼拜六》是“鸳鸯蝴蝶派”早期*有影响的杂志，因而得名，这派的小说，从本质上讲是由清末民初言情小说发展而来的，也可以说作者绝大多数是依托当年蓬勃发展的报刊杂志，且以稿费谋生的作家。但在“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大潮流中，这派作家所表现出来的“重继承多保守”，因此屡遭批判，作家个人挨批，还殃及整个流派。在这种态势下，也便产生了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有些作者长期以来不愿承认自己是这派的成员。包天笑甚至还责问道：“近今有许多评论中国文学史实的书上，都视我为鸳鸯蝴蝶派……我所不了解者，不知哪几部我所写的小说是属鸳鸯蝴蝶派。”有的作者只承认是“礼拜六派”，否认是“鸳鸯蝴蝶派”，理由很简单：“鸳鸯蝴蝶派”仅限于徐枕亚、李定夷等少数作者，只有民初那些写四六骈俪体言情小说的才是名实相符的“鸳蝴派”。
  看来，为一个成员几乎都不承认自己是这一流派者去定名，无疑是“吃力不讨好”，甚至有害无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有着不少的文学流派，诸如“现代评论派”、“论语派”、“战国策派”、“学衡派”、“新感觉派”、“甲寅派”、“七月派”、“荷花淀派”、“山药蛋派”等等，如果仅是为了“归类”，那倒无害有益，可一旦把它作为划分某种界线为标准的话，那就绝对有害，有时可能还是一种灾难。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作为作家，创作思想大体相同或相近，追求的风格也趋于接近，且在相同的刊物上发表作品，久而久之，势必自然而然地聚在了一起，而且会在不自不觉中“被人”归类，归入某流某派，从那时起，此人就成了“虚拟网”中的一员，想矢口否认想恣意逃脱已不可能，“七月派”是这样，“鸳鸯蝴蝶派”亦然，而且还会永远拖着一条自己也不喜欢甚至厌恶的“尾巴”被埋入坟墓……
  这就是笔者在翻阅众多所谓“鸳鸯蝴蝶派”作家著作后的感想：沉重而无奈。在这庞大的“鸳鸯蝴蝶派”作品面前，包括言情、社会、黑幕、娼门、家庭、武侠、神怪、军事、侦探、滑稽、历史、宫闱、民间、公案等作品，不知会有何种深层感想？
  说以上的认识“肤浅”，是有道理的。
  那就是说，“鸳鸯蝴蝶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她的产生有着一种必然的内在规律。
  在中国当年的情势下，产生“鸳鸯蝴蝶现象”是一种必然，只不过名称不同而已。在谈论一个文学流派时，是不能忘记她所处的时代大背景。若借助AI功能，就可以迅速地知道：“鸳鸯蝴蝶派”，作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她的产生与发展植根于清末民初特定的时代土壤，而且是因清代小说《花月痕》诗句“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而得名。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辛亥革命后帝制终结，社会秩序重组，伦理规范动摇，为新的文学形式提供了生长空间。以上海为代表的通商口岸城市迅速崛起，形成了所谓的“十里洋场”文化环境。依赖通商口岸、现代都市及大众传媒体制出现的都市文学刊物，一方面适应市民大众“消闲娱乐”，从而建立起市场和读者群；另一方面为那些科举制度废止后，脱离传统“学优而仕”人生道路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生存方式。现代印刷出版业的蓬勃发展，更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物质基础。在报刊上发表政论的同时，也发表诗歌及娱乐性文章，并逐渐演变成“副刊”，从而导致文学刊物的出现和单独出版。再加上稿酬制度的形成和完善，使这些依靠报刊杂志、读者市场和稿酬谋生的“作家”职业得以确立。
  如果把这些“作家”置身于上述这个大背景之下，也便清晰地看出她的内在轨迹和动力，“鸳鸯蝴蝶现象”的产生，更是一种无法摆脱的规律。
  既然说是一种必然的规律，那么也便容易地找出她在文化转型与审美需求的变化。辛亥革命后，青年人追求自由平等权利，尤其是对自由恋爱权利的追求，召唤着通俗爱情小说的产生。民国初年的文学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比较自由的发展阶段，这种特有的时代文化氛围促进了“鸳鸯蝴蝶现象”的繁荣发展。这派作家主张把文学作为游戏、消遣的工具，以言情小说为骨干，情调和风格偏于世俗媚俗。如包天笑所说：“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凝炼地概括了大多数作家的实情，也必然与“五四”前后兴起的新文学运动“提倡科学、反对封建”的宗旨形成鲜明对比。从文学自身发展角度看，晚清政治小说与谴责小说所代表的新小说潮流至民国前后已是强弩之末，无论政治热情还是社会意识都自高处跌落，小说文体也到了一个物极必反的自我调适关口。这种回避崇高义理、亲近世俗人生的趣味至辛亥革命以后更是风行文坛，“鸳鸯蝴蝶派”也便站出来，发出娱乐消闲、游戏消遣的文学观。就言情而言，“鸳鸯蝴蝶派”本质上已经脱胎换骨，专事两性情感纠缠，抒写或哀艳凄美或化解千愁的俗世人生百味。在语体风格与小说格调上，“鸳鸯蝴蝶派”也走上了一种渐趋华丽繁复、讲求文词形式美艳铺张的发展路径。*为典型的例子，是徐枕亚用骈文创作了十几万字的言情小说《玉梨魂》，在《民权报》副刊连载，揭开了现代通俗小说的序幕，徐枕亚、吴双热和李定夷在民国初年并称言情小说“三鼎足”，成了哀情小说热潮的有力推动者。实际上，现代通俗小说和民国旧派小说，与“礼拜六派”、“鸳鸯蝴蝶派”小说正是“意同名异”的同一种文学流派。从此意义讲，“名”并不重要，而重于“义”。
  其实，当年对“鸳鸯蝴蝶派”的称谓也是各不相同的，绝大多数身处其中而不知其“鸳鸯蝴蝶”者，从来也没有想过要给自己戴上一顶“鸳鸯蝴蝶帽子”；而那些略知一耳者，却又大多在竭力摆脱被戴上“派”的头衔；如被目之为“鸳鸯蝴蝶派主流”的包天笑曾疑问道：“我所写的小说，哪几部是属于‘鸳鸯蝴蝶派’”；周瘦鹃则说：“我年轻时和《礼拜六》有血肉不可分开的关系，是个十十足足，不折不扣的《礼拜六》派”。而范烟桥和郑逸梅只认同是“民国旧派”的称号。等等。这就说明了一个道理：是何流何派，非个人评定，一切皆似江河奔流，千里一泻，个人就像一滴水，不由自主地被时代大潮裏挟而勇往直前……
  在对“鸳鸯蝴蝶派”的判定中，鲁迅的评价是很有意思的，他那段引自《上海文艺之一瞥》中的话，经常被研究者引用：“到了近来是在制造兼可擦脸的牙粉了的天虚我生先生所编的月刊杂志《眉语》出现的时候，是这鸳鸯蝴蝶式文学的极盛时期。”在这段话中，《眉语》的主编者应是许啸天夫人高剑华，而非天虚我生，这是误读。而其中*为关键的是：“鸳鸯蝴蝶式的极盛时期”中的“式”字，即“式样”。在这里，鲁迅不用“派”，而用“式”来形容“极盛时期”的“鸳鸯蝴蝶派”，那是一种明确区别于其他的表示，至于他为何作此措词，少有论及，而这恰恰是值得研究者玩味与探究的。而周作人对“鸳鸯蝴蝶派”也曾有过一个他自己的独特判定，语出1918年4月19日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小说研究会上讲演《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提及“《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不是用“派”，也不是用“式”，而是用“体”，并只认定是“《玉梨魂》派”，是在尽量回避“鸳鸯蝴蝶派”的措词，这在当时的语境下，那无疑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鸳鸯蝴蝶派”作家群体，起初以为只有50人左右，其实到目前为止，研究者都无法准确判定一个数目，*大者据说已超过500人，而且还在不断的发现，如此庞大的作家群，却是一个没有严密组织的流派，却是按着一种内在的律令在运作着，而那些兼有报刊编辑与作家双重身份者，通过自身的编辑出版工作，既发表自己的作品，也培养和聚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作家群体，有了群体，也便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和流派特征，她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文化合理性。更有一些作家，另辟蹊径地创办各类小说创作组合与函授班，如吴虞公、朱鸳雏、平襟亚的“三人卖文小组”；徐哲身的“函授小说社”；许廑父的“遥从弟子”函授班；张舍我的小说函授学校，等等，都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认识由“肤浅”进入相对“理性”，从而建立起了对“鸳鸯蝴蝶派”本质的认识，然而总感觉这仍是一种较为抽象的体验。
  我是从民国版本的收藏、梳理与研究的路径去探索奥秘的，这是一条“实对实”的途径，所产生的结果，区别于“理性”的境界，这对于“鸳鸯蝴蝶派”，同样有着这种切实的感受。
  我*早接触“鸳鸯蝴蝶派”，不是从书本，而是从“听书”开始的。那时我才六七岁，住家的对河有一家茶馆，几乎每天放学后，我都会在老板娘准许下，趴在茶馆窗口听书一个多小时，记得当年听的书有《七侠五义》《珍珠塔》《西厢记》《唐伯虎点秋香》等等。直到后来才看到了印成书的纸质读物，并且知道了当年听的书，就是从这些纸质书演化过来的。可以说，“听书”是我对“鸳鸯蝴蝶派”的启蒙。之后很长一段时期，都没有接触过“鸳鸯蝴蝶派”作品，即便以后学的是“中国文学”专业，当了几十年的报刊记者和编辑，也没把“鸳鸯蝴蝶派”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而只是把她当作“边脚料”。因为，在内心深处，仍顽固地隐藏着一个摆脱不了的影子：低级媚俗，从而也殃及对“鸳鸯蝴蝶派”的全面准确认识。
  如文首所说，在旧书市场所见的“说集丛书”，可以说当年在上海文庙旧书市场中充斥着数以千百计的“鸳鸯蝴蝶派”著作。我就是这样经手或过目如此多的版本，并在那里一下子就愣住了：因为自己的认知，还停留在“五四”新文学的称雄，把“鸳鸯蝴蝶文学”一下子掩撇了过去，似乎她只冒了一下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便冒头，也只是在被批判与咀咒的时候。而事实上，她的生命萌生与延续，都要比新文学来得早，续得长。虽然如今所见的版本，品相参差不齐，有冠冕堂皇，有衣衫褴褛，生命的路径大相径庭；有兴旺发达，再版数十次，有相当短命，出了一册便销声匿迹；不少畅销书，反复被书贾或投机者盗版翻印，严重侵害著作者的权益；等等。在本书，所介绍的版本是在精心剔除后的1000多种，与所知大约的总数，只占其中较小的一部分。不过，有一个特点相当明显：在扩大版本选择面的同时，既选所谓“鸳鸯蝴蝶派”的各类版本，还选择作者的其他版本，因不少作者是一专多能，这些“多能”版本，都将尽量收录，以便全面展示作者的个体面貌。这种选择，在以往是没有过的，是一种有益补缺，更是对全面准确认识所谓“鸳鸯蝴蝶派”作者群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其实，在整个“鸳鸯蝴蝶现象”中，处于核心的还是“作家”。——没有作家，也便没有著作版本，没有著作版本，出版业也便凋零萎缩，也就架构不起所谓的“鸳鸯蝴蝶现象”。
  本书搜集的作家百人，那是从几百人中精选出来的，有所谓“五虎将”“十八罗汉”，这些作家是非选不可的，如同框架的支柱；还有一些作家，基本“骨干”，那也是必选的；还有一部分，是随机选择，有着各自明显的特点。从时间上说，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涵盖了近代与现代，起始者为徐枕亚的《玉梨魂》，1921年写成，第二年出书；李涵秋的《广陵潮》（初名《过渡镜》），1915年开始出书。两种社会小说，分别以文言骈体文和白话章回体写成。研究者称，这是“鸳鸯蝴蝶”一胎所生的两兄弟，是“鸳鸯蝴蝶”的引领者。之后又掀起过三次热潮，出现过三位作家的三部名著：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1928年完成，91回后由赵苕狂续写；张恨水的《啼笑姻缘》，1931年出书，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是一部社会、言情、武侠三合一的长篇小说；秦瘦鸥的《秋海棠》，1942年出书，也是“三合一”的著作。后来，北派代表作家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也曾热闹过一阵，之后便再也没有出现过什么“鸳鸯蝴蝶派”的新花样。由此可见，“鸳鸯蝴蝶派”的发展，就是由一些著名作家的著名小说所引领而成气候的！
  代表作家往往是极个别的，而众多的作家，有些也相当有名，在引领的奔流不息的潮流中各显神通，神通大小的“底蕴”，往往就是作家本人的修养素质所决定，这在“鸳鸯蝴蝶派”作家中相当清晰鲜明。在这里，可以举些例子：
  包天笑，秀才，曾合资办书社、报社，参加南社，任报刊编辑，写政论与杂著；蔡东藩，秀才，进京朝考，名列优贡，福建候补知县，回乡教书，用10年之功，完成中国历朝通俗演义，被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一生以行医卖文为生；陈蝶仙，主编报刊，创作小说，创办家庭工业社，生产“无敌牌牙粉”；陈慎言，清末留法，毕业于福建马江海军制造学校，编辑副刊；陈挹翠，聋哑人，以图书馆为师，习武，授武；程小青，年幼丧父，家贫当学徒，16岁写文，任教；程瞻庐，教书，以卖文为生；范烟桥，多才多艺，为文从教，被誉为“江南才子”；冯玉奇，创作小说，办过话剧团，做过编剧，开办文粹书局、大明书局，出版并经销自己的小说，一生写有170多部小说；宫白羽，为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