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营图书 行人江北江南：南北交通视野中的六朝文人及文学研究 江南大学张喜贵教授新作 以文人迁徙新视角解读六朝文学史 聚焦陆机庾信江淹 乱世漂泊中的家国情怀与文学回响 古典文学研究
正版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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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
作者张喜贵、高雅婷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ISBN9787559689962
出版时间2022-12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88元
货号5055551
上书时间2026-08-01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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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自营图书 行人江北江南：南北交通视野中的六朝文人及文学研究 江南大学张喜贵教授新作 以文人迁徙新视角解读六朝文学史 聚焦陆机庾信江淹 乱世漂泊中的家国情怀与文学回响 古典文学研究
【书 号】 9787559689962
【出 版 社】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作 者】 张喜贵、高雅婷
【出版日期】 2026-08-01
【开 本】 32开
【定 价】 88.00元
【编辑推荐】
庾信一篇《哀江南赋》，写尽故国之思、士人流离，千古悲怆；陆机北上难归，再不闻华亭鹤唳；郭璞南渡，流寓江左。六朝动荡近四百年，无数文士辗转南北。他们失去故园，也以文字留下乱世心声。
本书以文人南北羁旅的创新视角，触碰六朝文学的精神内核。循着江北江南的漂泊长路，窥见乱世文人的命运，也聆听文字深处的家国怅惘与文学回想。
【内容简介】
六朝时期（汉末建安至隋亡）改朝换代频繁，三国归晋、永嘉南渡、侯景之乱等重大历史事件接连发生。本书以六朝南北交通为脉络，聚焦陆机、郭璞、庾信、江淹、江总等代表性文人，以“人的流动”揭示行旅体验、地域文化碰撞与生命主题如何重塑文学风貌。
六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乱世流离的人生境遇，让六朝文人的创作跳出了单纯的辞章创作，长久地处于“故乡”与“异乡”的纠结中，他们在漂泊、生死、隐逸与悲思的体悟中，不断思考生命价值与人生归宿，赋予诗文厚重的人文内涵与哲学思考。全书视角新颖、史料扎实，多维度解读六朝文学的演变逻辑，为六朝文学研究提供全新思路，兼具学术价值与阅读意义。
【目录】
目录
绪论 -1
第*章｜六朝文人南北流动的整体考察 -13
第*节 三国归晋后以陆机为中心的北上文人 -17
第二节 晋永嘉之乱以郭璞为中心的南渡文人 -27
第三节 梁季动乱中以庾信为中心的北迁文人 -43
第四节 陈隋易代之际以江总为中心的北迁文人 -57
第二章|南北交通视野中六朝文人的交通体验与时空意识 -69
第*节 南北迁徙文人对于交通的书写 -70
第二节 南北交通视野中六朝文人的时间意识 -101
第三节 南北交通视野中六朝文人的空间意识 -124
第三章｜南北交通视野中的六朝文人个案研究 -154
第*节 北上入洛与陆机的文学创作 -155
第二节 永嘉南渡与郭璞的文学创作 -183
第三节 空间迁徙与江淹的文学创作 -213
第四节使者身份与庾信的文学创作 -229
第五节 南下北上与江总的文学创作 -250
第四章|南北交通视野中文人创作中的地域与文学 -265
第*节 南北交通视野中文人创作中的江南风情 -267
第二节南北交通视野中文人创作中的荆楚风情 -291
第三节南北交通视野中文人创作中的关陇风情-315
第四节 南北交通视野中文人创作中的八闽风情 -337
第五章|南北交通视野中的六朝文人创作中的生命主题 -367
第*节 南北迁徙文人创作的流寓主题 -368
第二节 南北迁徙文人创作的生死主题 -396
第三节 南北迁徙文人创作的悲秋主题 -432
第四节 南北迁徙文人创作的隐逸主题 -462
结语 -497
主要参考文献与引用书目-501
后记 -511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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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
三、庾信: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
庾信作为“集南北之大成”的文人，由于其人生经历的丰富，留存的作品较多，成就又比较高，是南北流寓文人的代表性人物，所以本书中在谈到各种文学现象之时，庾信出现的频率就比较高一些。庾信在《哀江南赋序》中说:“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需要说明的是，在庾信的人生中有几个相对重要的时间节点。梁太清二年(548年)，三十六岁的庾信遭遇了侯景之乱。这一年的八月十日，侯景从寿阳起兵，侯景之乱从此开始。在攻打建康城时，时任建康令的庾信镇守朱雀航，由于有萧正德的内外勾结，侯景军队所向披靡。当庾信看到侯景军队之时，受到惊吓而逃走，从而留下“望敌先奔”的耻辱。赋中所说的“丧乱”即是指侯景之乱而言的。“二毛”之年是指自己三十六岁那一年。“二毛”是指人的头发黑白相间。《左氏传》中有“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之说，杜预注:“二毛，头白，有二色。”“二毛”之年也会因人而异，例如潘岳的二毛就是指代三十二岁那一年，其《秋兴赋序》中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毛。”所以二毛并不确指某个年龄，而是由视觉的冲击进而产生的一种心理感受。建康城破之后，庾信经历了千辛万苦逃往江陵，又于承圣三年(554年)被元帝派往西魏，作为出使的使者，这一年庾信四十二岁。此次出使，他就永远留在了北地，白首不归。这一年也成了庾信人生中另一个重要的节点。从三十六岁开始，“流离”“丧乱”就伴随着他的后半生，一直到他人生的暮年。庾信用极为概括的语言写出了自己后半生流离的人生，庾信在北朝一共生活了二十八年。所以，庾信在《哀江南赋》中说“提挈老幼，关河累年”。多年来羁旅于北方的关河，这对庾信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从侯景之乱这场大动乱开始，庾信就开始进入了流寓的人生模式，对于时间的书写也多了起来。经历动乱之后的庾信，仿佛一下子进入了人生的暮年。许多作品都写到了自我的衰老之态。《竹杖赋》中说自己在江陵就被称作老人了，“噫，子老矣，鹤发鸡皮，蓬头历齿”。人都说可以一夜之间就愁白了头，庾信则说“宿昔做丑，俄然耄耋”。尤其是当面对由使者变成囚者的角色转变时，庾信这样说道:“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哀江南赋》)三日之哭、三年之囚，都写出了特定时间内的人生体验。在《伤心赋》中说“羁旅关河，倏然白首”，短时间内头发就全白了，在这一事件中庾信笔下的时间是在呈加速的方式行进。庾信之诗应是借鉴阮籍《咏怀诗》:“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庾信有时还通过外物的变化来推进时间的进程，《枯树赋》中说:“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庾信在时间的流程中营造出一种“衰老”的境界:“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此种迅速衰老的体验，在陆机的《叹逝赋》中也有表现:“嗟人生之短期，孰长年之能执!时飘忽其不再，老畹晚其将及。”人生是短暂的，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永远长寿而不衰老，其实时间如果逝去就永远不再回来，老年很快就会到来。陆机同时也在发问，人为什么不能掌控自己的寿命呢?在《大暮赋》中他也在发问:“夫何天地之辽阔，而人生之不可久长?”随着日月的交替，人的年岁也一并逝去了，“日引月而并陨，时维岁而俱丧?”对这种时间与年岁之间的矛盾现象，陆机给不出答案，庾信也给不出答案，关键是在这流逝的时间里，这些流寓他乡的文人还要过着那种羁留异乡的生活。
庾信感慨时日无多，在写给好友的诗作中也流露出时间意识。《别周尚书弘正》:“扶风石桥北，函谷故关前。此中一分手，相逢知几年?”《寄徐陵》:“故人倘思我，及此平生时。莫待山阳路，空闻吹笛悲。”由于分隔于南北，在写给周弘正、徐陵等人的诗歌中，总有一种相见无期的恐惧在内。在另外的《送周尚书弘正二首》中，庾信则直接写出这一点:“共此无期别，知应复几年。”此日一别，将是无由再见的离别，其中透露出的是无穷的悲感。王褒《与周弘让书》中也说:“白云在天，长离别矣!会见之期，邈无日兮!援笔揽纸，龙钟横集。”同样经历过出使被扣留生活的徐陵在《别毛永嘉》中也说:“嗟余今老病，此别恐长离。”毛喜被贬为永嘉刺史，七十七岁的徐陵为之送别，联想到自己多年羁留他乡的生活体验，伤别亦伤老。南朝陈至德元年(583年)二月徐陵送别毛永嘉，到了十月徐陵就离开了人世，自己的预言以这样一种方式实现了。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二九中说:“此生人作死别，固难为怀。”人的生命是由时间累积起来的，时间意识的紧迫，标志着人自我意识的加强。
【前言】
绪论
六朝时期由于改朝易代比较频繁，历史的变迁使得文人南北流动现象较为突出，其中既存在着“南朝词臣北朝客”的现象，同时也存在着北方文士向南方迁徙的现象。如果把六朝文人的南下北上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加以梳理，会发现在他们的创作中存在着许多规律性的现象，同时又可以将更多的文人置于同一个研究视角加以分析比较。
一、关于文人的动态分布
六朝时期，随着历史的纷纭变化，三国归晋以后，国家归于统一，结束了汉末以来大规模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但永嘉之乱使得晋室南渡，国家又一次走向南北分裂。到了南朝的宋、齐、梁、陈时期，更是进入了长时间持续性的南北对峙，直到隋灭陈之后国家才走向新的统一。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文人的南北迁徙才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王室之乱，靡邦不泯。”(陆机《答贾谧》历史就是在这样的分分合合中向前推进，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历史走向。政权的不断交替。使得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在这一时期出现，在这段历史中就有三国归晋、永嘉南渡、侯景之乱等较大的事件发生。每次历史事件都会带来文人的南北迁徙，许多文人就是这些历史变动的亲历者，同时也是被群体抛弃的一群人，他们往往有着更为丰富的人生体验，并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所以南北迁徙文人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对象。
由南入北的文人以三国归晋时的陆机为主，陆云、张翰等同一时期北上的其他文人为次;梁季以侯景之乱及西魏于谨攻破江陵后被扣留北地的庾信为主，其下有被俘北上的王褒、颜之推，因出使被扣留北齐的徐陵等为次;陈末韩擒虎攻破建康使得大批文人入隋，这批文人则以江总为主，其下则有陈后主、许善心等为次。这些南北迁徙文人或因国亡被俘而入北，或因奉使聘于北朝而被扣留。应。当说平陈之后入隋的文人数量*为庞大，他们的人生经历也较为丰富，但这时还是缺少庾信那样的一流文人作为代表。相比于北上的文人，由北向南迁徙的文人数量则相对要少一些，大致包括由长安。南下荆州的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永嘉南渡则以由山西闻喜辗转南下的郭璞为代表，同时还包括宋季被贬往南方闽地的江淹。此外还有一些个体文人的南北迁徙，如梁末入北齐的宗室之子萧悫，投奔。东魏的萧梁皇室成员萧祗、萧放等人。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文人如陆机、庾信、江淹等，因为多有自己的别集留存，存世的作品数量也比较多，故本书中将他们作为重点文士加以论述。
阅读汉代的文学作品时就可以感受到文人的南北迁徙对于文学的种种影响。李陵、苏武、蔡琰，其人生中都有过远距离的空间迁徙，并有“苏李诗”、《悲愤诗》等动人心魄的作品流传。六朝时期南北迁徙的文人进一步增多，许多重要作品是在文人南北流动之后产生的，这种情境之下创作的作品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这也可以说明文学家的动态分布对文学产生的影响。“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表现为两种状态。一种是‘静态分布’，一种是‘动态分布’。文学家的籍贯(出生地)分布，属于‘静态分布’;文学家的迁徙、流动地的分布，则属于‘动态分布’。”相比较而言，文学家的“动态分布”比“静态分布”对文学的影响更为巨大。文人离开所依附的政权，往往会产生一种被抛之感，就要思考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
关于个体存在的思考，陆机就把个体之人比拟为草:“伊人生之寄世，犹水草乎山河。”《《感丘赋》)但托身的山河如果不在了，那水草亦将枯萎了。庾信则把个体之人与国家的关系比拟为马毛与马以及舟中物与舟的关系:“盖闻树彼司牧，既悬百姓之命，及乎厌世，复倾天下之心。是以一马之奔，无一毛而不动;一舟之覆，无一物而不沉。”(《拟连珠》一马之奔则马毛全动，一舟之覆则舟中之物皆沉，每一个个体的命运都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庾信《周使持节大将军广化郡开国公丘乃敦崇传》中所说海水之飞、天星之动亦包含着社会动荡之意，“海水群飞，天星乱动”。庾信说他自己人到中年就遇到战乱，“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庾信所言的“二毛”，是他三十六岁那一年遇到的侯景之乱，这直接影响到他后来的人生走向和创作道路。每一个人在历史中都不是旁观者，一个人的生活道路决定了其创作的走向。文学家的人生遭际更值得关注，他们是个体人生体验的记录者，也是在用文学书写着历史。王国维说：
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精神之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前人政治上所经营者，后人得一旦而坏之，至古今之大著述，苟其著述一日存，则其遗泽且及于千百世而未沫。
“一种风流吾*爱，六朝人物晚唐诗”，在六朝人物系列中我们选取“南北交通视野中的六朝文人”作为研究对象，也就是说以六朝南北迁徙文人为六朝人物的典型代表对其加以研究。文人的可贵之处即在于他们对于个体及国家变迁的系列书写，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精神上的利益”，他们的作品可以传之久远。读他们的作品可以让人在史书记载之外，通过文学了解到南北迁徙文人的人生体验及其对社会的认知。文人在动荡的时代相比于承平时代也有了更多的人生体验，有的人是笑看云卷云舒：“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杨慎《临江仙》）有的人则是仰天悲鸣：“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张翰《思吴江歌》)六朝那些南北迁徙文人的作品是值得人们关注的。
二、空间上的南北
之所以选择空间中的南与北，是因为从自然地理上来说，纬度距离的拉大意味着气候与风俗等的大不相同。南北之间气候风俗差异较大，气候的不同使得景物也就有了差别性，文人更容易体验到其中的差异性。元代萨都刺说:“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念奴娇·登石头城次东坡韵》)其中所言亦是南北的问题。禹划定九州即分成南与北两个方向，冀州、兖州、青州、徐州、豫州、梁州与雍州七个州皆属于北方，南方只有荆、扬二州。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1燕、赵属于北方，吴、楚属于南方。在中国的疆域中，如果以长江为分界线，南方与北方在山川地貌、风土人情方面差距很大，文学也呈现出了各不相同的面貌。
在整个六朝时期，南北统一时间相对较短，南北对峙成了常态，那么普通人是不能随意跨越南北界线的。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448年)，北魏宁南将军、豫州刺史北井侯若库辰树兰移书豫州曰:
当今上国和通，南北好合，唯边境民庶，要约不明。自古列国，封疆有畔，各自禁断，无复相侵......自今以后，魏、宋二境，宜使人迹不过，自非聘使行人，无得南北。边境之民，烟火相望，鸡狗之声相闻，至老死不相往来，不亦善乎。
除了国与国之间的聘使，其他人是不可以随意跨越南北界线的。作为使臣的庾信也这样说:“人臣无境外，何由欣此言。”《将命至邺诗》)邓奕琦认为:“南北朝时期，从北魏统一北方至梁末的百余年中，南北政权形成势均力敌态势。军事争夺集中在梁州、襄樊和淮水以北，双方都很难超过这条相持地带。纵或偶有逾越，又很快恢复到原来的边界形势，侯景之乱打破了这一均势。”2南北朝时期，在南北政权之间形成了相持地带，南与北之间的界限更加分明。后来俞樾在《九九销夏录》中这样解说“南北”与“东西”的不同:
群分类聚，凡事皆然。言南北不言东西，何也?愚尝谓:南条之水江为大，北条之水河为大。西北之地，皆河所环抱，故三代建都皆在河北;东南之地，皆江所环抱，故荆楚之强，自三代至今未艾。南北之分，实江河大势使然也。
中国境内较大的河流都是东西走向的，这样可以天然地划出南北的界线来。由江南迁往塞北的庾信曾这样形容关陇之地:“秦中水黑，关上泥青”“雪暗如沙，冰横似岸”《《哀江南赋》，这是他以江南作为参照物而与关陇之地加以对比后才得出的看法。袁行霈先生曾这样描述:“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自然条件、风俗习惯和文化渊源，都呈现出一定的差异。中国文化的地域性，主要表现为南北两个地区的差异。东部和西部虽然也有明显的差异，但相对于南北说来不那么突出。”当然有些南北方位的意义是相对的，如江淹被贬闽地曾作有《待罪江南思北归赋》，其笔下的“江南”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长江下游以南的区域，而是指他被贬谪的闽地吴兴，他所要北归的地方则是京都建康。
南下与北上文人以跨越长江者居多，南下多称“过江”，《世说新语》中就有着大量关于永嘉之乱中“过江”的故事。陆机《辩亡论》中也提到长江:“长江制其区宇，峻山带其封域，国家之利，未见有弘于兹者矣。”东吴之国一直认为长江是天然的防线，但一旦这个防线被突破，离国家灭亡也就不远了。北上多称之为“入关”，王褒从江陵赴长安这样写道:“百年余古树，千里暗黄尘。关山行就近，相看成远人。”(《入关故人别诗》眼中所见的黄尘满天，提示着王褒等人已经来到了关陇之地的长安。“家住金陵县前，嫁得长安少年”(庾信《怨歌行》，有时正是由于文人的迁徙才把南北两个本没有关系的地域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因为庾信的缘故，在此诗中使得南方的京都金陵和北方的京都长安之间有了关联。陆机北上洛阳之时在诗中也一再发出“南津”“北渚”之叹:“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赴洛道中作二首》可见，从南北上来界定研究的方位是具有可行性的。
三、视角的选取及研究现状
研究文学之人总是希望能找出一个相对独特的研究视角，以便更好地贯穿起一个时段的文人与文学，从而进一步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例如鲁迅就从药与酒等视角入手，探究其与魏晋文章之间的某种关联;王瑶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形成了他标志性的著作《中古文学史论》。陈寅恪先生则一再提醒人们，研究六朝文学应多从家族及地域入手，这样在研究中就可能有新的发现。为此王锺陵在《中国中古诗歌史》中一再强调视角的重要性:“事物又总是在一定的视角上被认识的，或者说客观事物总是在一定主体的一定视角所决定的范围和程度上，来展示其本身的。在一个卓越的视角的观照下，被研究的对象不仅往往会出现一个新的观察天地，而且其已被发现的领域，也会显示出本身所固有而前此未曾为人们所认识的新的色彩。取消了个人的特殊视角，则历史真实就无法获得进一步的揭示，人们就只能徒然重复前人的意见。”1一个新的视角也许就是一个新的观察天地，文学研究不能总是从同一个视角来反复炒冷饭。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路，本书取了“南北交通视野中的六朝文人”作为中心的视角。
交通为空间发展之首要条件，盖无论政令推行，政情沟通，军事进退，经济开发，物资流通，与夫文化宗教之传播，民族感情之融和，国际关系之亲睦，皆受交通畅阻之影响，故交通发展为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基础，交通建设亦居诸般建设之首位。中国疆域辽阔，交通建设尤为要务，故中山先生避总统之位，即以铁道建设为己任，其立意盖以交通建设为国家一切建设之基本也。
当然我们的研究并不完全是现代交通意义上的研究。其实当初就是设想从文人南北流动这一视角出发，来观察六朝时期由南入北的文人及由北南下的文人都有过什么样的人生体验，其创作又有哪些独特之处，等等。北魏杨街之《洛阳伽蓝记》中有“南中有歌营国，去京师甚远，风土隔绝，世不与中国交通”2之语。这里的交通即为往来、交流之意，本书更多的还是取“交通”的这一层面的意思。六朝时期，人的身体迁移总会引发内心的万千感慨，徐幹《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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