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本书是因为我坚信,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传统正面临被忽视的危险。某种程度上,在学术界,甚至更广泛的文学界也是如此。如果说今天很多学文学的学生不太熟悉I.A.理查兹(I. A. Richards)或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人的作品,那么他们的一些老师可能对这些批评家也很陌生。然而,本书讨论的五位批评家都是现代*具独创性和影响力的批评家,这也是我选择他们的原因。
他们还代表了一种特殊的知识形态,这是20世纪英国*显著的知识形态之一。除一人之外,其他人都在剑桥大学任教。T.S.艾略特(T. S. Eliot)是个例外,但艾略特与剑桥大学关系密切,尤其是通过他的朋友I.A.理查兹,作为一名非正式顾问,他对剑桥大学英语学科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人是这场被誉为批评的革命(critical revolution)的一部分,这场革命改变了文学的学术研究,并使其在英国和其他国家获得了新的重要地位。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可能称之为剑桥英语(Cambridge English)的东西从来都不是剑桥英语系(Cambridge English Faculty)的正统信条。相反,尽管它的好斗和福音派①的使命感有时使它的存在与它的规模不成比例,但它始终是一个边缘的、少数人的事务。尽管如此,理查兹、燕卜荪、利维斯和威廉斯的职业生涯之所以得以实现,部分原因是早在1917年,剑桥大学对英语课程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将盎格鲁撒克逊语(Anglo-Saxon)和语文学(philology)边缘化,转而学习一系列以现代、批评和文学(而不是语言学)为导向的课程。
传统的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与整个社会隔绝的,而像理查兹、F.R.利维斯(F. R. Leavis)和他的伴侣Q.D.利维斯(Q. D. Leavis)这样的年轻批评家,他们的背景不那么受待见,他们对一般文化更有兴趣,也更忧虑文学研究在其中的地位。利维斯是一个店主的儿子,他经历了第*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在这场冲突之后的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英语学科要么承受社会变革的压力,要么被边缘化。学科开放就涉及将其置于其他学科的背景下,而其中一些先驱者对这些学科已有所把握。理查兹从精神和道德科学转向英语,F.R.利维斯从历史系转向英语,威廉·燕卜荪从数学系转向英语。利维斯对心理学和人类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几十年后,雷蒙德·威廉斯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化研究,这是他帮助创立的一个学科。
进行改革的英语系早期恰逢文学现代主义的全盛时期,这种大胆和勇敢的实验是其精神的一部分。例如,理查兹和利维斯的剑桥,也是马尔科姆·劳瑞(Malcolm Lowry)的剑桥,他的小说《火山下》(Under the Volcano)是英国现代主义晚期的杰作。当时,世界一流的英语文学作品正在诞生,这与英语系以现代为中心的态度相吻合,而令人肃然起敬的艾略特则起到了连接现代主义和文学批评的纽带作用。这两种潮流还有许多其他的共同特征:两者都意志坚强,少有人情味,拒绝虚情假意,概念上雄心勃勃,对语言敏感。他们也共享某种精英主义,我们稍后会在批评的例子中看到。现代主义是历史危机的产物,剑桥正在进行的全新的批评工作也是如此。其核心是相信,对文学文本的细读是一种深刻的道德活动,这切中了现代文明的核心。定义和评价语言的质量就是定义和评价整个生活方式的质量。正如I.A.理查兹所说:“我们对语言的敏感程度和辨析能力下降,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我们生活质量的下降。”我们可以将这句话当作剑桥英语系的系训。专注于书上的文字可能听起来像是试图排除更大的关注,但更大的关注已经隐含在其中。
这种说法有个问题。语言能力和道德敏感性在多大程度上是紧密相连的? 如果两者真的像理查兹所说的那样交织在一起,这是否意味着缺乏语言灵活性的男性和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就表现得习焉不察、麻木不仁呢? 只有雄辩的人才具有勇气和同情心吗? 显然不是。那些能够对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或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发表精彩评论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一定比普通人更敏锐、更有洞察力。事实上,情况有时恰恰相反——饱学之士们在深埋于人文学科的同时,也放弃了那些在日常事务中十分有效的感受与考虑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死屋手记》(The House of the Dead)的叙述者说:“教育有时与野蛮、犬儒主义共存,使人感到厌恶。”相反,那些词汇量不及莎士比亚的人在道德上可能比能言善辩的人更令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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