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大讲义：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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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斯年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38757408
出版时间2019-05
装帧其他
开本16开
纸张轻型纸
页数1页
定价28元
货号100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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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老北大讲义：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
【书 号】 9787538757408
【出 版 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作 者】 傅斯年
【出版日期】 2019-05-01
【版 次】 1
【开 本】 16开
【页 码】 1
【定 价】 28.00元
【编辑推荐】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大师经典历久弥新
◆影响中国几代学人的经典力作
◆传承百年学术重镇薪火与精华
【内容简介】
本书是傅斯年在北大任教期间的讲稿，虽未*终完成，但现存部分亦有许多真知灼见。该书系统地讲解、分析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名篇，包括诗经、楚辞、诗、书、论语、五言诗等方面，是国学爱好者与研究者常备的一部资料文献，其研究理论与方法在相关领域内仍具有深远影响。
【目录】
拟目及说明 1
叙语 7
泛论 11
思想和语言——一个文学界说 11
语言和文字——所谓文言 14
成文的文学和不成文的文学 31
文人的职业 36
史料论略 44
论伏生所传《书》二十八篇之成分 54
诗部类说 70
风 71
雅 77
颂 79
*早的传疑文人——屈原、宋玉、景差 88
楚辞余音 91
贾谊 97
儒林 104
《诗》 105
《书》 107
《礼》 109
《礼记》 109
《乐》 122
《易》 122
《春秋》 124
《隐公》 124
《论语》《孝经》 127
五言诗之起源 137
论五言不起于枚乘 137
论五言诗不起于李陵 139
论五言不起一人 141
我们宜注意下列几件事 143
附录 145
【文摘】
拟目及说明
泛论
一 思想和语言——一个文学界说
二 语言和文字——所谓文言
三 成文的文学和不成文的文学
四 文人的职业
五 文学的环境“全”的意义
六 文体之演化
七 文人的天才
八 工具的和艺术的
九 论文艺批评之无意义
十 翻译
十一 史料论略
十二 泛论中国古代文学
第*篇 殷商遗文
一 汉文起源之一说
二 殷文书之直接材料
三 殷文书之间接材料
第二篇 著作前之文学
一 殷周列国文化不是单元之揣想
二 西周的时代
三 周诰 金刻文附
四 泛论“诗”学 《周颂》附韶武说 《大雅》
五 《小雅》和《鲁颂》《商颂》
六 三百篇之文辞
七 《周易》
八 何为“东周” 东周的分期
九 《周南》《召南》和《国风》
十 “史”断烂朝报的春秋观
十一 私家记言文的开始 《论语》
十二 《国语》 记事文的开始 附论《文侯之命》及《秦誓》
十三 不风不雅的诗体 由老子到荀赋
十四 子家与战国的时代
十五 不著述的子家分论
十六 《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秦前文籍表及考证存疑
十七 《世本》《战国策》问题 《竹书纪年》问题附
十八 方技书
十九 *早传疑文人 屈原、宋玉、景差
二十 著作之开端
第三篇 著作大成时代
一 论荀卿
二 秦皇与李斯“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
三 论汉承秦绪
四 黄老刑名阴阳五行儒术之三角的相克相用
五 楚词余音
六 上书和作赋
七 贾谊
八 汉赋体之大成
九 《吕览》之续《淮南子》
十 西汉盛时文人在社会中之地位 以东方朔、枚皋为例
十一 儒林
十二 汉武帝
十三 司马迁
十四 五言诗之起源
十五 汉乐府
十六 刘向
十七 扬雄
十八 所谓古文学
十九 泛论八代之衰
这一科目里所讲论的，起于殷周之际，下到西汉哀平王莽时。别有补讲若干篇，略述八代时新的方面，和唐代古今文学之转移关键。
这样断代的办法，或者需要一个很长的解说，才可不使人觉得太别致，但将来全部的讲义写完，才是把这样断代的意思写完，现在只能说几句简明的话。我们总不便把政治的时代作为文学的时代，唐朝初年的文学只是隋朝，宋朝初年的文学只是唐季，西汉扬子云的古典主义和东汉近，反和西汉初世中世甚远；东汉的文章又和魏晋近，和西汉远。诸如这样，故我们不能以政治的时代为文学的时代。若不然者，不文的汉高祖，成了我们分别时代的界限，岂不支离？即便把秦始皇之年作为断代所据，我们也还免不了感觉秦之李斯实是战国人，战国之荀卿却实是在思想上为秦之开端者，即汉代初年吴、梁诸王客依然是战国风气。文学时代之转移每不在改朝易代之时，所以我们必求分别文学时代于文学之内，不能出于其外，而转到了政治之中。以这层意思为标准，则我们断代的宗旨如下所说。第*，以自殷商至西汉末为古代文学之正身，以八代为古代文学之殿军者，正因周汉八代是一线，虽新文学历代多有萌芽，而成正统大风气之新文学，至唐代方才见到滋长。例如从韵文一边说，七言诗，新乐府，绝句，词，曲，杂剧，传奇；从散文一边说，文言小说，俚言小说，以开宋之平话，明清之长篇小说者，又若纯在民间的文学，如流行的各种唱本弹词（这些里面尝有绝好的文章，惜未整理过，我们现在看去，觉得披沙拣金之苦）。乃至尚未著文的传说歌曲。或者我们将来得见的材料多了之后，也可以在八代中为这些东西找到一个远端绪。不过这些东西，除七言及新乐府以外，到底在八代后才能大体滋衍，至少我们现在所得见到之材料如此。使近代文学成就得以异于古代者，是这些东西，不是八家的古文及其继续者，摹拟八代的五言诗、西昆、西江、三杰、前后七子等。因为学古文摹古诗至多做到了古人之后劲；若新的端绪，新的生面，必用新体，必有异于古的感觉及理想，方才可以别开世代。我们既以这些色彩标别近世，则古代断代应在唐世。时间是自然的，断代是不自然的，所以不同世代的换移，尝经好几百年，才见得完全成就了。若果有人问我们断自何年，我们只好说无年可断。分别时期之时，还应标明时期不能分别之意。
至于以古代文学之盛，断自哀平王莽，而以其下之八代为“乱”者，乃因周秦西汉是古代文学的创作期，八代之正统文学则不然（此处所谓八代指东汉至隋，西汉不在内。苏子瞻称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者，正如此意也）。扬子云而前，中国只有文学，没有古文，虽述作并论，究未若东汉魏晋六朝之正统文学中典型观念之重。八代的东西若不是有自民间而上达的五言诗及乐府，和佛教的影响，恐怕竟没有什么可以说是这时候自己创造的东西；而骈文律诗，都是典型文学中（俗译古典文学）之极端趋势，翻新花样而已（骈文律诗之为典型文学，待后论）。骈文家之李申耆固认八代为周汉之流裔，而古文家自韩退之而后，都抹杀八代，八代之所以为八代，与其所以不为周汉者，正以它实自周秦盛汉出来，而不能平空另起一线（五言诗等除外，但五言到晋宋以后，典型既成，与文同趋矣）。试看自扬子云开始，求整，用古，成为文学之当然风气。文章愈趋愈骈，直到庾子山晚年的赋，唐四杰的文辞，差不多是一个直线。若长篇著作，也是愈后愈觉形式先于骨肉，在文风上都是向“文笔”之分一个作用上进化。我们可以说这是进步，假如我们欢喜这个；也可说是每况愈下，假如我们不欢喜。转看周秦西汉，头绪繁多，作体自由，并不见有限制自己的典型。以这个理由，八代但可为周汉之殿。
至于周秦西汉之中，又分“著作前”“著作大成”两时期者，乃因春秋及战国前半之文书，官籍而外，记言而已，方技而已。虽《国语》在这个时期内成就，但这书究竟还是记言文之引申，敷衍文词者多，记录成事者少，当不同于楚汉春秋之多历史性质。若诸子之文，前期但记言，至荀卿、吕不韦、韩非等方才据题著文，抽象成论（《史记》明谓荀吕等始作）。且著作前期有文学而无文人，“奚斯颂鲁”之说，既不尽可靠；《小雅》中又只有一篇标作者。楚辞宋赋既不消说是和汉赋为一气，而远于战国前半的文学，且又是指名作者之文学；著作出来，文人出来，自然必是开新世纪的事。
不过我们究竟不要把分期一件事看得太固执了，譬如八代为周秦西汉文学之殿，本不能包括五言诗而论，即盛于唐代的七言诗也是造胎于八代的。由一个观念可以这样分，另由一个观念可以另一样分，这里分时期本不是作科学的计量，只是愿将一切看来好像散漫的事实，借一种分时期法，略使我们看得一种比较扼要的“视线形”（Perspective）而已。
十六年十月拟目，十七年十月改订
【前言】
出 版 说 明
自1898年建校以来，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第*所国立大学，当仁不让地成为一座重镇。我们很难在“重镇”的前面加上合适的定语，如果挂一漏万地勉强做一下尝试，那么，如下关键词应该无法忽略：教育、学术、思想、文化传承；如果再在这些严肃的字眼前做个补充，我们应该谨慎地加上——心目中。
因此，这句话完整地表述出来，或许是这个样子的——北大是我们心目中一座教育、学术、思想和文化传承的重镇。
从语法的角度来看，离中心词越远的形容词，它的定语功能越弱，因此，这个“心目中”的限定作用其实很让人怀疑——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难道北大只是无数人在心中塑造的神圣殿堂吗？
确实如此，在我们没有条件走入北大的课堂，在我们没有聆听教授们的传道、授业、解惑，甚至在我们没有阅读这套《老北大讲义》之前，它只不过存在于我们渴求学业、探求人文理想的心目中。如今的我们很难跨越时空触摸“五四”时期的红楼，也再无可能听到黄侃挤兑胡适的精彩言辞——但好在，校址课堂可以变换，教授先生可以逝去，但这套《老北大讲义》，仍然使这座学术思想的重镇触手可及般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不仅仅再让我们于心目中憧憬和描摹。事实上，又有什么比文字著述能流传得更远更久，同时又能连缀百年与今日、先贤与遗产呢？
这套《老北大讲义》，就是这样与我们“心目中”的那座殿堂如此接近，它来自于塑造这座重镇所需的基石——现在我们依然无法用准确的词汇总结出给神殿做基石所必要的成分。好在北大建校百年后的大洋彼岸，美国斯坦福大学明确拒绝了国务卿赖斯重回母校任职的申请。一位教授这样阐述他的理由：赖斯为之服务的政府破坏了正义、科学、专业、正直等基本的学术价值观，斯坦福不应该再让她回来。美国人在现代文明中体会到“学校”的本质精神，而早在百年前社会思想纷杂的乱世中，北大的学者便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了“勇气”二字，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启蒙。
正是基于勇气之下的正义、科学、专业、正直，老北大的讲义直到如今，依然在现代学术和思想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原因似乎很简单：它只为良知负责，而不掺杂任何功利；原因却也很复杂：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仅有愿望和坚持那么容易。因此，我们很难想象，这套《老北大讲义》，是如何能够穿越百年风云，在思想的多次变革和社会的动荡过后，依然能够熠熠闪光。
或许所有的答案早在蔡元培先生的一句话中：“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这是北大的立校之基，是北大的教育准绳。但是，如果我们抛开了学校与教育的因素，就会清晰地看到现代学术与思想发轫的源头。正是本着这种精神，这套《老北大讲义》呈现出大多数人意想不到的面貌：
其一，它涵盖了文学、史学、艺术、哲学甚至更多的边缘学科。而我们大概很难想到那些目前几近符号化定格的先贤竟会如此“跨学科”，在某个非专项的细小考证上侃侃而谈；
其二，在同类学术问题的思考上，各教授的观点未必一致甚或相左。课堂上也经常有明讥暗讽、互相贬低之类的掌故。但这并不妨碍落了下风的一方以独立的精神和学术的品格坚守自己；
其三，在当时的情况下，教授们对西方现代哲学思想或历史观念的了解并不很深，哪怕对本国正在发生的白话文运动也多有不成熟的看法，但这并不妨碍以客观踏实的精神大胆探求；
其四，即或放在今天，我们依然看到著述中鲜活的思路和治学原则。或许其所述内容业已陈旧，但其字里行间跳动的思想却是今天的某些所谓巨著中缺少的灵魂。
正因为如此，《老北大讲义》不仅仅是小小课堂的教学工具，更是现代学术和思想发轫的第*媒介。因为有了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首次公开而正式的传播；因为有了胡适的西方哲学讲义，才有了国人对西方文明尤其是现代思潮的进一步了解；因为有了钱玄同和刘半农的汉语研究，才有了推动白话文运动的基本依据……
当我们无法亲临北大课堂，当我们无法回到那个大师辈出的年代时，这套《老北大讲义》像是一座桥梁沟通了时空，轻易地在我们脚下搭建了一条通往中国学养源头的路。
然而，对这些珍贵思想文化遗产的整理和推广，看似轻易简单，实则困难重重。在首批推出的著述中，我们不得不仔细考虑作者的成就与影响，也不得不考量每一本书的内容价值，甚至还得兼顾品种的丰富性和学科的完整性，因此，难免有遗珠之憾。
此外，有些影响较广的著述，此前亦有各种单行本见于市面。编者虽然力求呈现出更多的新品种，填补文化传承上的空白，但考虑到这是国内首次完整地以“老北大讲义”的概念进行编纂出版，所以，我们也在严谨衡量的基础上推出了这类“旧作”。
以往，老北大讲义有很多著述仅有存目，出版本十分罕见。但让我们十分快慰的是，在此次编选的过程中找到了一些孤本，不日将陆续付梓——在兴奋与欣喜之余，我们也不免惧怕，如果再不出版，它们，这些凝聚一流学者的毕生心血的思想学术经典，恐怕后人再难读到了。
正因如此，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能够延续我们“心目中”的那座殿堂，否则，很难说再过百年后，北大是不是一座空中楼阁，会不会只是个在口头传颂的一段传奇。
关于本书与作者
傅斯年（1896—1950），初字梦簪，字孟真。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是20世纪上半叶我国重要的学术领袖，曾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傅斯年与北大渊源甚深，1913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1918年夏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1919年傅斯年大学毕业后赴海外留学，一度学习自然科学。1926年回国，后受蔡元培之聘筹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任所长。该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后，他便重回母校，兼任了北大教授。此后他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等，在抗战胜利后，又一度代理北大校长之职。
傅斯年在北大做过学生、学生领袖、教授和校长，有这种经历的人确乎少见。他对北大的功劳也确实巨大，在他第*次任教北大时，校长是蒋梦麟，他回忆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胡适）、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而他第二次任职北大，实是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校长，但胡在美国，傅斯年暂为代理。当时，从敌伪手里接办北京大学，有很多棘手问题，如对日本统治下的教职员如何处理便是一个问题。傅斯年决定一个不用。他给夫人写信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又说：“在这样局面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胡适当年刚进北大做教授讲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因为讲授方法和内容特别，在学生中引起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胡适远不如国学大师陈汉章，想把他赶走。傅斯年本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但在同室顾颉刚的鼓动下旁听了几次胡适的课。结果他对哲学系几位要好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由于傅斯年在同学中的威信，年轻的胡适在北大讲坛站稳了脚跟。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胡适感慨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傅斯年去世后，胡适撰文说他，是“人间一个*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强，理解力也*强。他能做*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能办事、*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温柔、*富于理智、*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傅斯年在北大史学系先后开设了史学方法导论、中国古代文籍文辞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汉魏史专题研究等五六门课。他的史学成就自不必说，单就文学功底来说，他早在当学生时就非同寻常。据罗家伦回忆，“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即朱宗莱）教授，也是（章）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这本《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是傅斯年任教期间的讲稿，虽未*终完成，但现存部分亦有许多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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