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汗青堂133·战争、法律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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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青堂133·战争、法律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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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著 者:[英]琳达·科利(Linda Colley) 译 者:姚军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

ISBN9787513945448

出版时间2024-05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92元

货号32043999

上书时间2024-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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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琳达·科利(LindaColley),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英国皇家文学学会会员、欧洲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基督学院首位女研究员,现为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专长为英国史、帝国史、1700年后的全球史。著有《英国人》《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等。1993年获沃尔夫森历史奖。

目录
引 言i
第一部 欧洲内外
第 1 章 战争的多重轨迹 3
第 2 章 旧欧洲,新思想 38
第二部 从战争走向革命
第 3 章 印刷的力量 83
第 4 章 立法者的军队 125
第 5 章 例外与发动机 167
第三部 新世界
第 6 章 不打算赢和不愿意输的人  211
第 7 章 光明、黑暗以及漫长的19世纪60年代 260
第 8 章 突 破 306
结 语 343
注 释 362
致 谢 411
出版后记 414

内容摘要
现代时期,不同国家纷纷采用成文法律作为政治工具,推动变革,这一趋势背后有深刻的历史联系。本书以独特的视角,追溯了现代时期七年战争等跨大陆战争,回顾了海地、美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的立法活动,分析了这一时期军事压力与关乎权利的立法之间的相互影响;展现了印刷业、出版业的普及和远距离交通工具的发展如何促进成文法律在不同国家和大陆传播,推动权利发展和政治变革;作者也指出,在发展的趋势下,成文法律也会成为排斥妇女及殖民地居民权利的工具,而一些非西方国家借鉴成文法律以巩固国家认同,抵抗西方的殖民扩张。可以说,现代世界的形成,就是各国创制成文法律,推动权利发展和国家变革的历史过程。

精彩内容
第3章印刷的力量费城1787年5月25日,费城会议的与会者达到法定人数,他们欣然接受了与外界隔绝的环境。开会地点在费城切斯特纳特街由红砖盖成的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大楼,四周都有武装警卫。那个夏天跟往常一样潮湿,大部分代表穿着紧身的多层军装或正装,但州议会大楼的窗户紧闭,里面还用厚窗帘遮起来。漆成绿色的会议室里,几张小桌子面对着一个低矮的讲台,不允许任何观众进入,也不允许记者发表有关的定期报道。变换不定的代表共55人,他们也得到指示,不能向外部传递信息。根据命令,“在这座大楼里说的一切,不得擅自印刷出版或传播”,就连私下做笔记也不行。身高只有5英尺4英寸的弗吉尼亚州代表之一詹姆斯·麦迪逊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不得不小心地草草写下每天的事务和演讲内容。他对费城制宪会议的记述经过大量修订,直到他去世后四年(1840年)才得以出版。
这种极端而有意的保密工作,使费城会议的代表们可以畅所欲言,讨论比原来的简报更多的内容。他们的任务是修改《邦联条例》,这份正式文件是为了独立战争期间和之后13个州的合作而制定的。代表们朝着不同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但这是经过尖锐、持久的辩论才实现的。1787年9月8日,他们才做好准备,将完成的文本提交给“体例委员会”(committeeofstyle,这个名字表明,本次大会实质上与书面文件相关)。9天以后(9月17日),大约4500个单词的美国宪法完成稿以红色和黑色墨水正式抄写在4张各2英尺长、2英尺宽的羊皮纸上。
二战之前,这份手稿通常被藏了起来,有些时候人们还想不起来它放在哪里,不过后来,它成了一种象征。现在,它被珍藏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圆形大厅里,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观览。但是,就这部宪法在国内的直接作用和在国外的影响而言,1787年9月17日在费城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它正式写在羊皮纸上更为关键。同日,宪法草案的一个副本被转交给两名印刷商—出生于爱尔兰的约翰·邓拉普(JohnDunlap)和在费城土生土长的戴维·C.克莱普尔(DavidC.Claypoole)。
这两人都是独立战争的老兵,共同拥有美国第一份成功的日报《宾夕法尼亚邮报及每日广告报》(ThePennsylvaniaPacket,andDailyAdvertiser)。9月19日(星期三),预先一睹宪法草案真容的邓拉普和克莱普尔将全文发表在报纸的头版。到10月底,宪法文本已刊登在其他70多家美国报纸上。年底,至少有200个不同的印刷版本面世。早在这之前,该宪法的摘要就已出现在远离美国的不同国家和殖民地的报纸、宣传册、书籍、杂志、海报上。
费城发生的这些事件及其余波,是新宪法兴起时期最著名的插曲。但确定同一事件的广泛意义却很有挑战性。这不仅是因为围绕美国宪法产生了海量的分析和解读,还因为这部宪法与民族特殊性的叙述纠缠在一起。正如晚年的詹姆斯·麦迪逊在19世纪30年代所说,这部宪法的形成、内容、影响成了美国“证明过去认为不可能的事”的关键论据,也成了美国典型特征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重要的地方差异从一开始就存在。早在1775年之前,由于名义上的英国君主远在3000多英里之外,美洲殖民地居民的自治和政治抱负受到了鼓舞。殖民地议会变得日益自信,殖民地居民中广泛的投票权与读写能力,都促进了这一抱负的发展。但是,在费城起草的宪法并不只是一系列完全的内部发展与特性的产物。
首先,美洲殖民地的宪政思想和对策借鉴了美国独立之前英国宪章的传统,这些宪章概述了美洲殖民地的边界,陈述了政府的基本情况。大部分殖民地宪章以当时英国君主的名义发布,但有少数由外来的英国人发布,比如1701年的《特拉华宪章》和1682年的《宾夕法尼亚政府框架》,都是由英荷混血的贵格会殖民者威廉·佩恩制定的。不过,所有的美洲殖民地宪章都印刷出版了,不断提醒人们牢记大西洋两岸的联系与相互影响。它们还作为提醒和例证,告诉人们政府的体制与原则可以方便地写进单一文件。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在很久以前指出的那样,美国人“无须费尽心思,无须大胆飞跃”,就可以从这些殖民地宪章迈进到“限制政府常规行为的固定成文宪法”。
的确,正如英国激进分子在18世纪60年代一直致力重塑《大宪章》,将其作为武器那样,美洲的一些异见分子在这十年里也忙于改造殖民地宪章,服务于反对派。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为塞缪尔·亚当斯(他是波士顿啤酒酿造商的儿子,后来成了政治活动家)所画的肖像证明了这一点。正如科普利画作中所表现的那样,亚当斯毫不妥协的热忱在朴素的毛料套装和阴沉的表情中展露无遗,他的食指直指《马萨诸塞宪章》。这部宪章于1691年由威廉三世国王和玛丽二世女王两位君主批准并签署。但科普利的画作并不是要歌颂一张旧的羊皮纸,而是纪念亚当斯用这部殖民地宪章来支持和推动异见者的新事业:他在1770年英国军队“屠杀”当地抗议者后提出要求,将英国君主乔治三世的部队赶出波士顿。
18世纪60年代大西洋两岸发生的有关旧宪章的新转折说明,美洲宪制的变化有些时候反映了整个欧洲(而不仅是说英语的地区)的政治发展。1787年在费城起草的宪法,并不是首个在与殖民势力做军事斗争后,正式确定新政体并为建立共和国做准备的文件。我们已经看到,帕斯夸莱·保利于1755年在科西嘉就尝试过,他发动了反对热那亚统治的起义,并在这一过程中起草了被他明确称为宪法的文件。历史学家戈登·S.伍德曾写道,1776年之后,美国“以独一无二的方式利用了宪法惯例”。但是,美国宪法惯例中所运用的一些技术及其功能,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早已经在为推动另一部标志性文本《圣谕》而设立的莫斯科委员会中演练过。同样,以成文宪法为至高无上的基本法,限制政府并给政府授权的思想,也不是白手起家的美国发明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已在他的成文宪法—1772年的《政府形式法》—中实验了这些想法。
我并不认为,这些举措和1750年后欧洲各国的其他创举直接影响了美国宪法方案(尽管在各个殖民地,人们对保利在科西嘉的作为确实有广泛的认识)。关键的是,就宪政而言,与其他许多方面一样,大西洋实际上绝对不是鸿沟。在这片大洋两岸,从18世纪中叶起,政治实验与政治文件的数量大增,也更有创造性,这是因为两岸都有一些大体相似的刺激因素与挑战。与在许多欧洲国家一样,启蒙运动关于对政府、法律、权利做系统化和改革的思想,吸引着美洲的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在美洲,由于战争的影响和要求加强,人们更加急迫于根据这些思想采取行动,这一点也与许多欧洲国家相似。
与几乎所有革命战争一样,1775年后在13个前英国殖民地爆发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场内战,对阵双方是分离主义者和亲英派。这场特殊的革命战争还包括奴隶起义,数万名黑奴逃离主人,其中一些人依附英军。此外,这是一场形式多样的帝国战争,英国试图压制原殖民地居民,而美国革命军入侵加拿大,目标是用武力迫使它加入新的共和国。这场战争还牵涉多个土著部落与白人领导的军队及掠夺者之间频繁、凶险的斗争。
最为重要的是,究其直接后果,美国独立战争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历史上爆发的最大规模的陆海混合战争。于1776年7月在纽约登陆的英国远征军最终牵扯了皇家海军的半数兵力,以及英国陆军三分之二的兵力。1781年英军在约克敦遭到全歼之役也是一场混合作战,法国与美国共出动1.6万名陆军官兵,加上配备了1.9万名水兵的法国舰队,取得了胜利。
从一开始,这场涉及多股势力的美洲战争就对宪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1776年的《独立宣言》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战争宣言的作用,而且它的本意就是如此。其起草者的意图是在说明,与其他“地球上的国家”一样,北美殖民地居民现在也有权发出这种最后通牒。在宣言中,英王乔治三世成了混合战争中特别邪恶的代表人物。《独立宣言》起草者宣称:他在我们的海域大肆掠夺,蹂躏我们的沿海地区,焚烧我们的城镇,残害我们人民的生命。他此时正在运送大批外国雇佣兵来完成屠杀的勾当。
1776年起出现的美国各州新宪法也与战争密切相关。在受战争破坏特别严重的州里,有的宪法会明确表明这一点。例如,从1777年纽约州宪法的措辞可以看出,在关于紧张激烈、难以预料的战争的阴沉暗示重压下的痛苦呻吟:“可能在当前的战争结束之后立刻……”“在当前的战争持续期间”,等等。
但是,战争对这些美国州宪法的形成还有更深刻的影响。这些法律文本中对各州地方长官权力的限制,以及其中许多文本对诸权利法案、无记名投票、降低投票财产资格要求等的强调,来源于许多想法和不同地方的情况。不过,1776年起美国政治生活的扩展,始终是为了吸引和加强地方民众对革命事业的支持,以对抗极大的外部军事和意识形态压力。
各州宪法也被用于在美国之外推进和宣传革命事业。1776年之后,它们和《独立宣言》一样,经常被重印并传播到海外,尤其是在法国,因为新成立的美国急需法国在财政和军事上的援助,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与英国长久的混合战争中支撑下去。
印刷品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中心地位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视角,让我们可以更透彻地研究1787年在费城起草的宪法,以及此后出现的其他宪法。研究费城会议代表们在1787—1788年对印刷品的持续利用,我们能发现,其中许多人都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充满风险。深入了解它与印刷品的密切关系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部美国宪法能够超越此前起草的类似文本,生根发芽,经久不衰。对印刷活动做认真、广泛的研究,可以揭示更深入、更长期的特征,这样就能清楚地说明美国宪法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也能阐述这种影响的一些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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