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更好的父母：写给原生家庭影响下的“70末，80后”

写给新家庭的爱的教育
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是我们在谈论家庭关系时的一个经典议题。
《亨塞尔与格莱特》是格林童话里的一个经典故事。樵夫一家很贫穷，又遇到了饥荒，母亲向父亲提议：与其一家四口人都等着饿死，不如把两个孩子扔进密林里去。母亲向父亲提议丢掉孩子，显露出母性的负面性。但是故事第二段马上又交代“两个孩子听见了继母对父亲说的话”，不经意中传达出母亲是继母的信息。众多读者因为“继母”这个词安心起来，变得能接受这一切。
可是事实上，在这个故事初的版本中，母亲就是孩子的亲生母亲。1840年定稿时，格林兄弟将之改成了“继母”。白雪公主那个恶名远扬的母亲也一样，那个因忌妒企图杀害女儿的王后，在初版本里是白雪公主的亲生母亲。对于这种改变，研究格林兄弟的日本著名学者高桥健二先生说：“在初的故事中，亲生母亲忌妒女儿的美貌，企图杀害她，这未免太缺乏人性，太残酷了。”日本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因此感慨道，“人们总是只承认母亲的正面性是母性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文化和社会，但她的负面性却始终存在于人的无意识中，威胁着我们”。
母性中存在负面特征，让人们有意识地承认这点比较困难，所以就由“继母”这一形象来承担一切负面特征。“继母”将母性的所有负面特征都背到了身上，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好的继母也并不少见。孩子通过暗中偷听父母的谈话，认识了父母不为人知的一面，因而走向了独立的步。如果父母不为人知的一面对孩子打击太大，也会使他们走向。在《亨塞尔与格莱特》中，被樵夫哄骗着抛弃的两个孩子在走向密林的途中，和父母之间的对话很有意思。亨塞尔不断回头看，遭到父母的斥责。父母在想：这孩子竟然把早上的太阳照在烟囱上的影子看成小猫，怎么会有这么笨的孩子?! 亨塞尔实际上并非真的在看烟囱，而是希望记住家里的样子。“认识了父母不为人知的一面的孩子，开始有了父母不知道的心眼儿。他开始一步步地走向独立的道路。”这则残酷的故事讲述着童话里一个经典的主题：孩子离开母亲，开始独立。被扔在密林中的两个孩子又害怕又饥饿，却突然看见了由面包、蛋糕、糖果做成的面包屋—巫婆准备的甜美丰盛的糕点。河合隼雄说，这“令人联想起母亲的溺爱，溺爱会妨碍孩子独立”。亨塞尔和格莱特两兄妹在短短的时间里先后经历了的冷酷和的宠爱。“说白了，这样的冷酷和宠爱是性质相同的行为。”物质上过度宠爱的反面，往往是精神上爱的缺失。后这对机智的兄妹将巫婆推进了烤炉，得以逃脱。经历了这么多磨难之后，兄妹俩变得勇敢坚强。当他们回到家后，发现继母已经死了。“这显示母亲和密林中的巫婆有微妙的共性。”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河合隼雄在将荣格的心理分析方法引进日本时，看到了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现代家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比如：母亲对孩子竭尽所能，为了孩子在所不惜，甚至为他们建立“面包屋”。与母亲在家中的强势态度相比，父亲则比较弱势，经常对母亲言听计从。为了弥补父亲的不足，母亲还必须承担一部分父亲应尽的责任。由于母亲过分为孩子操心，她们开始发挥父亲的作用，时常督促孩子抓紧学习，取得更好的成绩。
当母亲同时扮演父亲角色时，普通母亲应有的特征越来越少。孩子一方面受到过分的宠爱，另一方面却缺乏人性化的待遇，体验着母亲并没有意识到的冷酷。很多母亲会说“为了孩子好”“为了孩子的将来”，她们不是紧紧抓住孩子，就是完全撒手不管。可是一旦发现孩子没有按自己的目标前进，又出现撒手不管的慌乱。
河合隼雄体会到的日本家庭的状况，今天何尝不就在我们身边上演着呢？当我读河合隼雄的书时，从他研究的东西方神话传说的不同、日本与欧洲社会文化结构的差异中，意识到了观察一个社会的现代家庭，可以从中看到这个社会的神话传统、文化结构、经济变化、不同阶层的心理状态对家庭中每个角色的影响。
前几年，中国从“70 后”一直到“90 后”，似乎掀起了一股声讨原生家庭的浪潮。我们用现代的平等意识去反观自己童年时期的经历，抱怨父母的严厉、生硬、缺乏情感沟通。但是随着我们逐渐成为父母，又往往在无可奈何中，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像曾经的父母，于是有了我们编辑部策划的《爱的错位》的一期封面故事，讲述当我们是孩子时，当我们成为父母后，我们如何理解关于爱的教育。这期杂志获得了读者热烈的反馈，它也在不知不觉中，帮助《三联生活周刊》更有意识地去做教育与心理相叠加的封面选题。当我们关注一个小家庭里的各个角色心理时，找到了一个与每个人的切身感受都高度相关的小切口，提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的中国话题。
母亲对孩子的高度关注、对孩子教育问题的焦虑、多数父亲的缺位、母亲的自我是否缺失等热门的社会话题，让我们重新反思在新家庭中，母亲、父亲、孩子这三个独立的角色，各自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一步步往前探索，想知道母亲、父亲、孩子这三个角色之间的两两关系，经历了怎样的新挑战。当不是一味抱怨母亲的强势、父亲的缺位时，我们又能提出什么有建设性的议题，帮助我们的社会去关注每个角色可以努力的空间？养育不同性别的孩子，我们是应该更多关注性别的差异，还是它们之间的共性呢？
带着这些思考，我们推出了《男孩的目的》《生为女孩》《成为父亲》等一系列封面故事，并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话题：如何意识到男孩教育的特点；在养育女孩的过程中有没有理想的女性形象；当父职在经济上和知识权威上都被消解的当下，父亲应该如何寻找到自己适合的家庭位置……这些话题并没有既有答案，不能照搬西方的或日本的心理学理论给出某个结论，也不是单一解答能够给人抚慰的。但正是在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试图带领读者超越自己家庭里具体的问题和困惑，看到在宏观的历史轴线与深厚的社会心理积淀之下我们所处的位置，知晓我们经历的困惑有何意义。它也试图让我们反观自己的家庭角色，意识到母亲可能带给孩子的负面压力，缺失的父爱可能给孩子带来的不安全感；也让我们能够正视孩子成长中的伟大之处，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一边体会离别的伤感，一边大胆地鼓励他们独自前行。

回溯原生家庭，不是为了声讨和归责，而是为了接受和重生。
通过回溯，才能意识到童年给我们的影响，也才能将一些伤害阻隔在人生之外。
成为更好的自己，才能成为更好的父母。
2019年浙江卫视热播剧《都挺好》把“原生家庭的影响”这一话题推向风口浪尖，剧中女主角苏明玉经历的来自原生家庭的伤害让广大观众感同身受，可谓道出了70末80后一代人多多少少经历过或看见过的往事。当原生家庭影响下的“苏明玉们”自己成为父母，会做得比自己的父母更好吗？我们会不会也慢慢变成自己*讨厌的人的样子？就像剧中的苏明玉*终还是变成了赵美兰？本书聚焦于这种爱的错位，以文集的形式呈现，内容聚焦于“我们还是孩子时，我们成为父母后”，我们该如何认知并接受自己的过往，以及我们该如何走出来，在自己成为父母后，不重蹈覆辙，甚至做得更好。
本书是《三联生活周刊》文丛“新家庭”系列的作品。“新家庭”丛书聚焦当下年轻人组成的新家庭，针对其在摆脱原生家庭影响、养育孩子、婚姻经营方面的困惑与难题，为新家庭的父母们提供新颖的、科学的、健康的幸福家庭养成观念。该丛书包含“走出原生家庭的影响成为更好的父母”“在孩子天性的基础上有所为有所不为”“婚姻是我们共同的一课”等分别涉及成为父母、养育孩子、经营婚姻的内容，旨在打造一套既切合现实热点，又具有启示性的父母读物。

吴琪，毕业于武汉大学，美国“汉弗莱”项目访问学者，2003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曾任社会部资深主笔，现为《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著有《医生的角色》《教师的角色》等封面报道。;.;徐菁菁，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09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工作，现任社会部主笔，参与“丝绸之路”系列封面报道，著有《心脏移植：直面死神的生命接力》等文章。

总序
序言 写给新家庭的爱的教育
引子 新一代独生子女的心理群像
章 错置的童年：养育孩子，像是一场对原生家庭的拨乱反正
爱的错位：我们是孩子时，我们是父母后
童年故事：那些缺憾与补偿
童年记忆：穿越时空遇见你
被嫌弃的我的前半生
永不失望的童年
接受父母不完美的爱
曾经，父亲、母亲与我
外婆教会我：养育孩子的路上，你不要怕
第二章 成为更好的爸爸：父职的消解与再发现
重新发现父亲
爸爸在哪儿：中产阶层的育儿博弈
谁在束缚爸爸们？
一个好父亲的标准
一位突破性别角色养育儿子的爸爸
期待“多年父子成兄弟”
深情并不代表软弱
为什么我们喜欢消费“坏爸爸”
第三章 成为更好的妈妈：请先爱自己，再爱孩子
成为母亲：一种选择与成长
不做完美妈妈
我和他：有尊严地，一起面对
涅槃妈妈：沈琴的故事
二孩妈妈：你准备好了吗
拼死求生：高龄妈妈群像

回溯原生家庭，不是为了声讨和归责，而是为了接受和重生。
通过回溯，才能意识到童年给我们的影响，也才能将一些伤害阻隔在人生之外。
成为更好的自己，才能成为更好的父母。
2019年浙江卫视热播剧《都挺好》把“原生家庭的影响”这一话题推向风口浪尖，剧中女主角苏明玉经历的来自原生家庭的伤害让广大观众感同身受，可谓道出了70末80后一代人多多少少经历过或看见过的往事。当原生家庭影响下的“苏明玉们”自己成为父母，会做得比自己的父母更好吗？我们会不会也慢慢变成自己*讨厌的人的样子？就像剧中的苏明玉*终还是变成了赵美兰？本书聚焦于这种爱的错位，以文集的形式呈现，内容聚焦于“我们还是孩子时，我们成为父母后”，我们该如何认知并接受自己的过往，以及我们该如何走出来，在自己成为父母后，不重蹈覆辙，甚至做得更好。
本书是《三联生活周刊》文丛“新家庭”系列的作品。“新家庭”丛书聚焦当下年轻人组成的新家庭，针对其在摆脱原生家庭影响、养育孩子、婚姻经营方面的困惑与难题，为新家庭的父母们提供新颖的、科学的、健康的幸福家庭养成观念。该丛书包含“走出原生家庭的影响成为更好的父母”“在孩子天性的基础上有所为有所不为”“婚姻是我们共同的一课”等分别涉及成为父母、养育孩子、经营婚姻的内容，旨在打造一套既切合现实热点，又具有启示性的父母读物。

吴琪，毕业于武汉大学，美国“汉弗莱”项目访问学者，2003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曾任社会部资深主笔，现为《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著有《医生的角色》《教师的角色》等封面报道。;.;徐菁菁，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09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工作，现任社会部主笔，参与“丝绸之路”系列封面报道，著有《心脏移植：直面死神的生命接力》等文章。

爱的错位：我们是孩子时， 我们是父母后
在三代人之间，重新回望我们的童年，再来理解我们自己孩子的童年，以及我们如何与他们相处，或许能够找到一个全新的角度。
新一代父母
林月给我看她的微信朋友圈，她加入了15 个妈妈群，数百位父母在里面交流自己的育儿心得。怀孕的时候，林月就参加过10 多次关于儿童养育的课程和讲座。孩子出生后，她学了小儿推拿。在孩子3 岁左右时，她发现教育孩子“基本靠吼”，于是上了正面管教培训班。再往后，职场和育儿争夺精力，“为了在有限的陪伴时间里提供更优质的母爱，而不只是给孩子糖果”，她又学习了思维导图和效能管理。
和我见面的这天，王雨觉得自己的精力和体力已经被拉扯到了极限。她把自己必须在单位完成的工作都安排在周六周日。周一到周五，她尽量在家里办公。每天，她凌晨2 点入睡，早上6点起床为孩子准备早餐，送孩子上学；上午，她在家完成工作；下午2 点是为孩子准备晚餐的时间；下午3 点半，王雨把所有菜肴装在饭盒里，带着它们去学校；下午4 点，孩子放学上车，两人开始在车上享用晚饭。母女俩的下一站是小提琴老师家。
林月和王雨的生活是新一代父母的日常。2005—2015 年，中国迎来了第四次生育高峰。这一轮“婴儿潮”在数值上并不引人注目，其特殊之处在于，20 世纪70 年代末和80 年代出生的新一代父母正式走上了育儿的前线。
2011 年，我们曾讨论过普遍存在的“育儿焦虑症”。客观上，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带来了竞争焦虑，多元化社会出现的种种教育选择带来了选择焦虑，而知识信息的爆炸则使得每个教育细节都被置于放大镜下，令新一代父母无所适从。但育儿焦虑的根本，在于对成为“完美”父母的渴望。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家庭教育首席专家孙云晓评价说：今天的父母，“比以往任何时代的父母都更爱思考‘如何做好父母’这件事”。
如何做好父母？回答这个问题的基础在于解释另一些问题：
我们如何看待童年？我们认为孩子应当拥有什么样的童年？我们或许没有养育孩子的经历，但每个人都有关于童年的经验。林月观察到，在各种微信群里，谈到孩子的教育，爸爸妈妈们常提到的一个词是“原生家庭”，常使用的一种句式是“我小时候……”，经验的投射几乎是一种势不可当的力量。
童年在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你或许有过这样的经验：多少次，你对孩子脱口而出的话，会让你猛然想起这是小时候父母对自己说的。英国发展心理学家约翰•鲍比（John Bowlby）在20 世纪80 年代提出，孩提时与父母交往的经历使个体形成了有关自我与他人的“内部工作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这种模型将成为个性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一内部工作模型的“指导”下，人们在成为父母前就已经“知道”学习其父母的角色，存在一种扮演其父母角色并重复自己儿时经历的趋势。一些实证研究显示，与儿时被父母接受或感受到父母温暖的个体相比，儿时受到父母拒绝或攻击性反应的人，在为人父母之后通常对孩子的需求和信号不敏感，不能正确理解孩子的观点，并且常会因为孩子的哭闹等焦虑信号体验到压力和威胁，从而进一步对孩子采取体罚等严厉管教行为。于是，一些抚养方式会像遗传一样呈现代际的延续。
童年对我们的另一重影响在于，我们常常会从童年的经历中去寻找解释自己的素材。这些素材可能并不完全来自记忆，也可能并不完全真实，但作为我们建构的“个人叙事”，它会指引我们的行为，勾画我们未来的方向。这些素材也构成了我们对“如何做好父母”这一问题的重要理解。我至今依然记得，年幼时，母亲如何用温柔的语调给我朗诵童话故事，我们如何一边洗澡一边背诵“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成年之后，我将自己对文字的兴趣归功于这些早年的经历，也数次期许，未来也要让自己的孩子从小体味到文学之美。
硬币的另一面是，世界上可能并不存在“完美”的童年。理想童年的拼图总有那么几块遗失。那些或多或少的童年缺憾或伤痛就像消极的回声，长久地回荡在我们心间。当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本能地决定绝不让他们拥有相同的遗憾，遭遇同样的创痛。
决定去上正面管教培训班的时候，林月的目标很明确：不能让儿子像自己一样在怒吼声中长大。送女儿学习小提琴的王雨也有过音乐梦，当年她曾垂涎一架18 元的玩具电子琴。古越成长经历中的遗憾在于“没有做自己”，她心里铆足了一个信念，要对未来的孩子发出宣言：“无论你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无论你高考超过600 分还是低于300 分，无论你当个10086 话务员还是宇航员，无论你是个同性恋还是想娶妓女，无论你去非洲当无国界医生还是做税务专员，无论你是买比弗利山庄还是一辈子租房，我们都永远爱你，并且家里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回到童年
2016 年12 月28 日，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一条征稿启事，邀请“新一代”父母来谈谈他们的童年，以及这些童年际遇如何影响着他们今天对孩子的教育。出乎意料的是，短短10天时间，我们就收到了超过400 封来稿。并不那么出乎意料的是，这些来稿中的一些包含脉脉温情，但更普遍的是对童年，特别是对家庭生活的深深叹息。我们这批在20 世纪70 年代末、80年代出生的人，父母口中“幸福的一代”，在谈到自己的童年时，却鲜有扎实的幸福感。一些人的遗憾在于父母并没有对自己的成长赋予太多的关注，另一些人则纠结于父母每时每刻的管教令人窒息，殊途同归的是，两种类型的痛点往往都在于一些未能被满足的和正确回应的情感需求。
父母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能让我们的委屈至今横亘心间。慕荣还记得15 年前的那个北方冬天刚刚擦黑的傍晚，她拿到在80人的庞大班级里排名第15 名的成绩单。“考成这样还高兴呢？”妈妈说。“妈妈在前面走着，不牵我的手，没有跟我多讲一句话。
县城的街道坑坑洼洼，我跟在她的背影后亦步亦趋，踉踉跄跄。隐约中，我明白这是一场沉默的惩罚。”另一面，我们亦能体味到父母的点滴苦心。一位读者还记得：“我有一次淘气，妈妈生气地拉着我回家，刚要斥责，突然看到邻居小朋友趴在窗台看热闹。于是她压下火，把我抱在腿上，耐心给我讲道理，我似懂非懂地点头，依偎在她怀里。这一幕我至今记得，每每想起，仍然很感念母亲当时的做法。”
作为子女的我们为何似乎特别敏感？母亲对我回忆她的童年，总是些忆苦思甜的教育。我很小就记住了“刮锅”这个词—饭勺剐蹭着锅壁，发出尖厉的声响。童年时的母亲听到这样的声音，就知道锅里的吃食盛光了，难过得哭起来。从小到大，我从没挨过饿，受过冻。上大学的时候，每次返校，行李箱几乎要被各种食物塞爆。直到今天，回到父母身边，一顿好菜好饭仍是他们表达爱意的重要手段。前不久我从家里回北京，父母还试图让我带一兜橙子上飞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终以两个苹果成交。“有一种饿叫你妈妈觉得你饿，有一种冷叫你妈妈觉得你冷。”今天看到这句网络流行语会心一笑的人，大概都有相似的经历吧。然而，这些幸福却无法抵御内心的纠结，童年的我更渴望另外一些东西：那些被我饲养和宠爱过的动物，不要成为家里的盘中餐；考试没考好之后，父母能对我温柔一笑；在批评我之前，能否先倾听我的解释；能否多问问我：“你过得开心吗？你的烦恼是什么？”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或许能够提供一种解释。“‘70 末、80 后’父母一代的生活注意力更多放在对物质生活的满足上。那时候的人们可能真的觉得吃饱饭就是人生的幸福，能够生存下来、能够生活就是幸福。他们可能受制于时代，没有办法，也没有精力去探索精神需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关梅林说，“但对下一代来讲，物质已经得到满足，他们必然会探索更高层次的需求，谁还天天为吃饱饭而高兴呢？时代背景不同，人的需要和注意力发生了变化。我们关注的东西是他们不曾关注的，也不知道如何满足的，同时也是他们匮乏的。他们没有办法回应我们，就使我们产生了匮乏感。”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孙云晓提醒我，在我们成长的时代，中国社会的儿童观也在剧烈地演化。新的儿童观也会使得我们在对童年记忆的建构中产生出不同于父母一代的解读。
台湾地区学者熊秉真在《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中，谈到过去几千年中国主流儿童教育的特征：在理论体系和价值观上，有一套“成人中心”或“家长制”的设想；儿童的教育带有强烈的“功能论”和“目的至上”的特质，不但把整个人生的意义定义为做一个“有用的人”（而不是一个幸福的人，追求快乐人生、充实满意或健康活泼），更重要的是，它认为儿童的存在，是为了变成大人（当然好是一个成功而有用的大人），至于童年阶段本身，未必有特别的意义。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儿童教育的“道德色彩”浓重，要小孩从小就学清心寡欲、省吃俭用、轻声慢动，“举止俨若成人”。
而今天，许多父母都倾向于接受“儿童中心论”，赞同苏霍姆林斯基的定位：“童年是人生重要的时期……是真正的、灿烂的、独特的、不可重现的一种生活。”我们既希望孩子能够为成人生活做好准备，也强烈希望呵护他们的童真，不愿忽视他们作为儿童的当下的幸福体会。林月告诉我，她加入了一个叫“更好母亲”（Better Mum）的微信群。组织微信群的心理学家每周给妈妈们开设一节在线课程，课程的具体内容是大家投票选出来的。在目前制定的涵盖五大纲目的课表中，“孩子的学习能力篇”排在后。排在前面的是“亲子关系及教养方式篇”，其内容包括“从沟通上如何建造亲子关系”“如何修补已破裂的关系”“自由和规矩”。大家讨论多的是“孩子心理成长篇”，这一篇涉及“高要求宝宝的亲子需求”“让心里安详的‘安全教育’”“批判性思维”等。
儿童观的变化只是我们所经历的时代剧变的一个缩影。1970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M. 米德出版了《文化与承诺—论70年代各代人之间的新关系》一书，首次对“代沟”理论做了经典而系统的分析。M. 米德认为：有的文化演变十分缓慢，属于“未来重复过去”型，也称“后喻文化”，其基本特征是成年人的过去表示着新生代的未来，孩子是长者的身体和精神、土地和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