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基石：基层社会治理图景与乡村振兴

“素面朝天的中国”

在一次学术交流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房宁老师分享了他在2017 年三四月间“走读京杭大运河”的经历。大运河沿线有发达的城市，但大运河周边更有处于半自然经济状态的普通农村。这真是一个“素面朝天的中国”。

一、隐藏的角落

大运河途经的华北平原，是中国腹地，其经济和社会形态，就是中国乡村的缩影。巨大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使中国就像一个时光隧道。我们习惯于用“将来”定义“现在”，一度以为光鲜亮丽的城市必定是乡村的未来。甚至于，“美丽乡村”也是由城里人的田园梦和乡愁所定义的。殊不知，在更多的时候，乡村构成了当代中国“隐藏的角落”——你关不关注它，它就在那里；它用它独特的方式塑造中国的面貌。

2020 年“两会”结束后，李克强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指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全国还有6 亿人月收入在1000 元以下。这引起了社会热议。这说明，人们对中国社会的这一图景背后的准确内涵并不完全理解。很显然，这6 亿人绝大多数都是农民。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 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59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21元。

农村低收入人口包括哪些群体呢？一是绝对贫困人口。这部分低收入人口，多数是因为家庭缺乏劳动力，或遭遇天灾人祸，长期或暂时陷入贫困境地。这些人口是低保或精准扶贫对象，但现有的农村低保和扶贫标准还比较低，仅能有效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二是“半耕半工”家庭人口。进入21 世纪以来，中国农村逐渐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家庭。以三代家庭为例，年轻夫妇一半在城市务工，老年人和小孩留守农村，在农村完成家庭再生产。因为市场机遇、家庭积累以及个人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一部分“半耕半工”家庭有较高的收入，为城镇化做好了充分准备。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家庭，务工收入不高，家庭人口又比较多，导致其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三是纯农户。一部分农户因为家庭生产周期及特殊的家庭任务的原因，如生育、照顾老人、陪读等，被迫留守农村。在很多农村地区，由于市场机会有限，土地产出也不高，务农收入比较低，纯农户的家庭容易陷入低收入家庭行列。

农村有广大的低收入人口是一个现实，但另一个重要事实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中等收入人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速度以每年超过1% 的速度在快速增长，这一过程催生了新增的中等收入人口。这些新增的中等收入人口，虽然名义上在城市安家落户，也有稳定的工作，但大多数新“进城”的人口，其家庭收入也处在中等收入线的边缘。其高品质的城市生活，客观上还得依赖农村的滋补。一旦城市的就业机会丧失，或者说遭遇意外，则很容易重回低收入行列，退回农村就更是一个重要选项。从这个意义上讲，几乎每一个新增的中等收入人口背后，都站着若干个农村低收入人口。村庄是很多新市民家庭的稳定器和动力源，既为其完全融入城市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又为其可能出现的进城失败提供退路。

无论是对于农村的低收入人口而言，还是对在城市处于中等收入线边缘的新进城人口而言，村庄都有难以替代的功能。我在调查山东省“合村并居”时，对“素面朝天的中国”有更为深刻的认识。“素面朝天”的村庄，虽不一定光鲜亮丽，但它对于很多农民而言，却真实而有力量。农村的老人在为子女盖了房、娶了媳妇之后，几乎耗尽了一生的积蓄。并且，一旦完成了人生任务，他们的年纪也大了，不可能有多少收入。他们根本没有条件去买新型农村社区里的楼房，对入住楼房后的现金支持有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依赖村庄，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没有物业费、水费、取暖费，还可以有“庭院经济”，节省了生活开支。事实上，哪怕是拼尽全力进了城的年轻人，也对“合村并居”忧心忡忡。

虽然年轻人对住进楼房有期待，但更担心自己能不能承担住楼房的代价。一位受访的年轻人，前两年已经在县城买了楼房，但仅仅住了一年就回村“投靠”父母了。原因是，他们生了小孩以后，家庭收入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务工收入，既要还房贷，还要养孩子，根本就无法承担城市生活带来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