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洞国传

前言

郑洞国一生具有传奇色彩。他在青年时代，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毅然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参加东征北伐，屡立战功，一路升为营长、团长，在黄埔学生军中崭露头角。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因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军事集团间不断发生混战，郑洞国随国民党中央军先后参加了蒋桂战争、蒋唐战争、讨伐石友三以及1930年的中原大战等系列混战。忽东忽西的军旅中，郑洞国曾在困惑和怀疑中进行反思，但由于思想的局限性，还是把自己的命运同蒋介石连在一起，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我东北三省，进一步入侵热河，继而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在国难日深、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举国抗日的情势下，郑洞国率部在古北口一带的古长城上，与装备有飞机、战车、大炮的日军浴血奋战两月余，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是早参加抗日的国民党将领之一。

“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郑洞国纵横驰骋，转战南北，后参加过保定会战、津河战役、徐州会战、归德战役、武汉会战、广西昆仑关战役、鄂西会战、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等重大战役。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曾电召郑洞国前往重庆，欲委任他为其侍从侍卫长。他以自己性情愚拙、不善内卫事务为词，婉言谢之，后被任命为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因抗战战功卓著，被誉为国民党军队中的抗日名将。

1948年，在辽沈决战的重要时刻，郑洞国脱离了国民党反动阵营，归向人民。曾肯定了郑洞国将军在兵临城下之际毅然投诚的这一明智决断，号召其他国民党军队将领“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选集》第四卷），并在中央军委起草致东北局的电文中指出：“郑洞国为黄埔高级军官，此次又率部投降”，“应给以礼遇”。此后，郑洞国冷静地总结了自己前半生的经历，认识到国民党早已背弃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违背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反动势力，而注定是要失败的。中国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会有光明的前途，这也是实现自己当年投奔黄埔、反帝爱国的革命初衷的正确途径。他表示愿意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受到周恩来的嘉勉。1950年6月，郑洞国任水利部参事和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54年9月，在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次会议上，亲自提名其为国防委员会委员。此后，郑洞国曾担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第五、六、七届常委，黄埔同学会副会长，自1979年起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古人言“择善而固执之”，郑洞国自从投身人民革命行列以后，就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即使面临严峻考验，仍坚信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正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目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心情更加振奋，尽管晚年体弱多病，仍然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勉力参加各项政治和社会活动，直至生命的后一息，保持了一个真诚的爱国人士的晚节，是很可钦佩的。

1991年1月27日，这位穿过了东征北伐的枪林弹雨，走过了古北口、台儿庄、昆仑关、缅北等征战之途，跨越了孤城死亡之线而获得新生的一代名将，走完了他人生的后旅程……

郑洞国的这部传记，以严肃、客观、求实的态度，总结和回顾了他的人生历程。文笔力求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向人们展示老一辈爱国志士的追求和奋斗，包括他们所走过的曲折坎坷道路，以期从不同的侧面给予现在的青年一代以爱国主义教育。在写这部传记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大量的史料和相关方面的书籍，由于作者水平有限，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在这里表示一一感谢。

第八章难以走出的黑土地

新任东北保安总司令的杜聿明两次盛情相邀，郑洞国不自觉地卷入了东北内战的旋涡。杜聿明、熊式辉让陈诚挤走了，一年之后，陈诚在一片骂声中也走了，郑洞国想走却走不了，在屡战屡败的东北战场上，他深深地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泥沼。

卷入东北内战的旋涡

抗日战争结束后，就在全国人民都以为经历了四年艰苦抗战，历经磨难的中国能够迎来新生的时候，内战的阴云却又一次笼罩在这块战争创伤未及愈合的国土上。

国民党开始用尽办法消除共产党的实力和影响力。蒋介石一面命令在各个敌后沦陷区坚持抗敌斗争的共产党抗日武装“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一面以政府“接收”为名，在美国海空军的大力支援下，迅速将大批精锐部队由大后方源源不断地运往东南、中南、华北各省，并积极准备从苏联手中接收东北。中共方面当然不肯屈服，双方遂在陇海路、平汉路、平绥路沿线频频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内战的危机空前严重起来。

日军投降前，郑洞国接到了回国后的新任命，尽管蒋介石已承诺郑洞国在驻印军的努力会得到肯定，但终命令发布，任命其担任第三方面军军长汤恩伯的副手。这一命令一出，郑洞国的部下均感到非常失望。当时第三方面军军长汤恩伯和其副手张雪中已经配合多年，两人之间的默契让郑洞国的存在显得尴尬。黄仁宇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他们根本不需要郑洞国。副司令长官是个多余的职务，没有明确规定的职责。除非司令官指派他执行不痛不痒的杂务，否则他的急于效劳不会被欣赏，反倒引起猜疑。忠于汤将军的将领可能以为，有个外人打算进攻内部。事实上，我们在第三方面军时，或多或少被总司令部人员视为汤将军的宾客。”

郑洞国偕同僚张雪中副司令率第三方面军先遣部队从柳州飞抵上海。第二天，大部队空运到达上海。长龙般的队伍从机场一直排到外滩，欢呼声、鞭炮声震耳欲聋。马路的两旁插满了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人们都在肆意地享受着胜利者的快意。9月9日，身兼京沪警备副司令的郑洞国又飞抵南京，与汤恩伯、廖耀湘、舒适存等将领一道，参加了中国战区日军的投降签字仪式。在中央军校礼堂大厅里，在孙中山的巨幅画像前，在千余名中外军人、政要、记者与社会名流的目光聚焦下，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下了自己罪恶的名字。那刻骨铭心的一幕，更是将郑洞国胜利的喜悦之情推向极致。

战后的中国向何处去，随着庆功酒醒之后，已渐渐摆在包括郑洞国在内的国人面前。尽管国共两党刚刚签署了《双十协定》，用文字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但那只不过是纸上的和平、是国人梦中的幻境。时任郑洞国副官的黄仁宇就这样写道：“更烦人的是，战争可能尚未结束。中国可能卷入新的战事，也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间的内战。每天点点滴滴的消息都指向我们害怕的事情：紧接抗战而来的内战，似乎无可避免。华北爆发零星的战事，但真正的麻烦在东北。苏联阻挡国民党的军队进入东北，但共产党军队却以步行和破烂的车队急速抢进。众所皆知，我们不能再承受任何战事，这个可怜的国家已经被战争蹂躏得差不多了。”

和许多人一样，郑洞国厌倦了战争，真诚希望祖国战后和平。就在国民党“五子登科”的闹剧刚刚拉开序幕之际，郑洞国却偏偏脱下了将军服。他不在乎这套将军服能为他带来多少的古董珠宝、多少的票子房子、多少的香车美女，他只想过平静的家庭生活。郑洞国把家人从老家接出来，在上海赵主教路安了家，换上平民服装，和家人一道享受着和平的阳光。可是10月20日左右的一则消息让郑洞国感到越压越低的战争的阴云。

报上称杜聿明已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即日内将赴往履新。联想到此前国民政府已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并调集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两个军的兵力，准备向先期占领榆关、锦州一带的共产党军队进攻，进而从苏军手中接收整个东北。郑洞国知道内战已经不可避免，如果国共在东北展开争夺，那片黑土地将会成为引爆全面内战的黑火药。眼下，郑洞国不能不为内战在即的时局担忧，不能不为老友的前途担忧，只是他没有想到正是和杜聿明的关系，使他后被卷入东北的内战之中。

半个多月后的一天，郑洞国得悉杜聿明将军于当日率长官部人员经上海飞赴东北，便同张雪中等第三方面军高级将领特地赶到虹桥机场迎接。杜氏身着笔挺的军装，足蹬长筒皮靴，满面笑容地率先走下飞机。这位刚刚因以武力逼迫龙云离开云南而受到“撤职查办”处分的蒋介石爱将，此时身上的志得意满是怎么也掩盖不住的。

当看到等候在舷梯旁的郑洞国和一众将领们时，他热情地伸出手，一一与其握手，表示感谢。

郑洞国不禁打趣道：“光亭兄真是春风得意呀!”

杜氏一边笑着应道：“哪里，哪里。”一边快活地与周围的人打招呼，开玩笑。

随即，大家将杜聿明迎到了机场的小会议室小憩。大家彼此寒暄了一阵后，话题渐渐扯到杜氏赴东北的使命上来。杜聿明踌躇满志地侃侃而谈：“目前的时局对我们极为有利，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我们在短期内收复东北看来已无问题。兄弟前不久专门拜会过盟军第七舰队司令金开德将军，他已答应派军舰帮助我们向东北输送军队。只要美国朋友帮我们解决了运输问题，我们在军事上迅速战胜东北共军就更有把握了。”

这番话迅速激起了在场人员的情绪，大家七嘴八舌地纷纷表达自己对时局的见解，仿佛那胜利就在眼前，唾手可得。

这盲目乐观的情绪却使郑洞国感到一丝的忧虑，但是碍于众人在场，有些话不好直说，他只得婉转地问道：“国共两党间的战争也许只是迟早的事情了。不过，目下有人认为应对此持慎重态度。理由是过去在江西时，共产党仅区区数万之众，我们围剿了几年尚不能消灭，今天他们已拥有百万武装，倘一旦内战重起，我们不一定能稳操胜券。不知光亭兄对今后整个时局的看法如何？”

杜聿明微微一笑，语气轻松地说：“共产党的力量当然不能忽视。不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现在仗打起来，绝非是当年江西的情况可比。如今我们拥有几百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再加上美国朋友的全力支持，整个形势都将对我们有利，只要认真、慎重地指挥作战，打败共产党不是不可能的。”说到这儿，他环视四周，提高声调，“共党势力若不早除，今后必为根本祸患。为党国长远利益着想，即使为此冒些战争风险也在所不惜。近委座曾当面向兄弟训示，将以努力，采取一切手段，务必实现国家军令、政令之统一。委座决心既定，我辈军人唯有服从命令，其他便不能多计了。”

老友乐观的态度虽未完全消除郑洞国心中的忧虑，却也不免受到感染，与众人纷纷点了点头称是。

谈笑间，飞机起飞时间到了。郑洞国偕众将一直将杜聿明一行送上飞机。杜聿明乘人不注意，悄悄碰了一下郑洞国的臂肘，低声说：“喂，桂庭兄，我看你在这里也无甚事可干，不如屈就一下到东北去吧，我们也好再度共事。”

这突如其来的邀约让郑洞国一时不知如何对答，遂敷衍道：“慢慢再说吧，我恐怕也帮不了你什么忙。”

杜氏含笑道：“你若想来，可随时告诉我。委员长那里由我去讲。”

话未说完，其他将领已纷纷走过来与杜聿明握手告别，两人的私下交谈就这样被打断了。

世事难料，郑洞国原本以为“东北之邀”只是老友离别时的临时起意，却不承想，在转年二月，一纸电文从北平飞传上海，杜聿明将机场的邀约就这样又一次摆在了郑洞国的面前。

郑洞国陷入了深深的思索。自从机场一别，他一直关注着老友的行踪。杜氏北飞不久，11月中旬国共双方在东北的战争就拉开了序幕。11月16日，杜聿明率部进入山海关，随即又进占绥中、兴城、锦西、锦州……稍后，国共两党虽于1946年1月5日达成停战协议，可国民党单方宣称停战范围不包括东北。杜聿明依然挥师北进，新一军、新六军这两支曾在印缅战场上征战过的王牌部队，相继空运东北，战火遂向阜新、朝阳、黑山、营口等地蔓延开来。

早春二月，就在杜聿明顺风顺水地在东北频频得手时，他的肾病却也再次复发。杜氏在电报中告知郑洞国，他因旧疾复发，且病势沉重，不得不离开锦州到北平就医。眼下东北战事正紧，军中不可一日无帅。他已向蒋委员长保荐郑洞国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职务，望郑念同学手足之谊，切勿推却，并速往北平与他一晤。

这份电报让郑洞国夜不能寐、辗转反侧。理智告诉他，战后国家的当务之急应是休养生息，与民更始，一旦打起内战，必使国无宁日，黎民再受战乱之苦，民族也将失去振兴希望。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记载：

杜将军的这封急电使我踌躇再三，这才意识到是否参加内战这个原来就感到很困难的抉择，现在必须做出决断了。我闭门苦思了几天，思想斗争很激烈。对于到东北去同共产党打仗，直接介入内战纷争，我的确缺乏信心，而且有些不大情愿。可反过来又想，既然国共两党迟早要打仗，那么我作为国民党一方的高级将领，只要在政治上效忠于“党国”事业，恐怕很难回避这场战争。再者，杜光亭与我两度同学，抗战中又是患难之交。他在困难中请我帮忙，倘若推脱，亦显得不够朋友。因此从这个“公”情私谊的角度上看，我又觉得去比不去好，况且我在抗战期间指挥过的新一军、新六军现在均在东北，第五十二军等部队中也有我往日的旧部和同事，故在处理人事关系、掌握兵权上也强似在汤恩伯将军手下做事。至于将来国共两党胜负如何，人民怎样承受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灾难等恼人问题，我个人也左右不了，还是让“领袖”和“政府”去考虑吧！就这样，我冥思苦想的结果，下了一个后来使我懊悔不已的决心：接受杜光亭的邀请，到东北去。

心意既定，郑洞国即向汤恩伯请了假，于2月20日由上海飞抵北平。一下飞机，也顾不上游览一下阔别十年的古都，径直驱车前往白塔寺附近的中和医院，来到杜聿明的病榻前。杜聿明已全然不是三个多月前在上海虹桥机场时的那副神采飞扬的样子了，看上去他的病确实不轻，脸色憔悴、蜡黄，身体也更加瘦弱。杜氏的肾结核病已经非常严重，必须实施手术切除左肾，手术结果如何亦难预料。杜聿明只得电请蒋介石将自己远在昆明的老母妻小一干人用专机接至北平，安顿于弓弦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里。眼前的景象让郑洞国唏嘘不已。

就在这时，睡梦中的杜聿明似是听到了郑洞国的声音，睁眼看到他，高兴地说道：“哎呀，桂庭兄，你总算来了，我盼你盼得望眼欲穿哟！”

郑洞国却不知自己的到来让多日来气苦郁闷的杜聿明彻底地放下心来。这些天，随着杜聿明病情的恶化，一些不好的传闻也开始出现。重庆传出风声，说杜聿明已病入膏肓，其妻小都已哭哭啼啼地到了北平。更有消息传来，说“袖珍委员长”陈诚已保举他人主帅东北。消息纷至，有如箭矢穿心，自己苦心经营的新班底如何也不能交与陈诚这个与他相处不悦的人。于是，他忍痛挣扎起来，向蒋介石写下了长长的陈情电文，并恳请委座恩准郑洞国代他顶替一阵。

郑洞国的到来无疑使杜氏吃下了定心丸。在杜聿明眼中，郑洞国确实是肝胆相照的朋友。正因为如此，他才再三恳请，并掏心掏肺地向这位朋友交出自己苦心经营拼凑起的新班底。他怕一旦因他病倒而影响战局，将可能失去收复东北的绝好时机，这样也对不起蒋先生。此时，他恨不能将东北国共双方的兵力与部署、关于作战进击的谋略与路线、关于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人事与装备等问题都赶紧向郑洞国交代清楚。

杜氏在谈话中很坦率地告诉郑洞国，东北民主联军的力量比他原来预料的要强得多，作战亦相当艰难。不过，他对整个东北军事形势的估计还是乐观的。他认为，从目前看，东北民主联军人数较少，装备低劣，在东北又尚未立足稳固，群众基础不如关内好；而国民党方面军队装备精良，新一军、新六军等部队正陆续空运至东北，在人数上也略占优势，因此只要果断地展开全面进攻，是有把握收复东北的。

但是，杜聿明也看到了国民党内部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他知道大大小小的军政官员矛盾重重，相互争权夺利而不顾“党国”大计的事情时有发生，大多数官员都把去东北看作抢肥缺、发横财，一时贪污舞弊成风，这样下去迟早会失去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