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灵魂是日落时分空无一人的旋转木马：聂鲁达诗精选

大地上的恋歌
  ——聂鲁达诗评介

聂鲁达（Pablo Neruda，1904—1973），一九七一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智利大诗人，也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拉丁美洲诗人。他的诗作甚丰，诗貌繁复，既阔且深，不仅广受拉丁美洲人民热爱，并且因屡经翻译而名噪世界。尽管许多批评家认为聂鲁达的诗作受到超现实主义、艾略特（T. S. Eliot）以及其他诗人的影响，他诗中那种强烈而独特的表现方式却是独一无二聂鲁达的；他的诗具有很奇妙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他拒斥理性的归纳，认为诗应该是直觉的表现，“对世界做肉体的吸收”：“在诗歌的堂奥内只有用血写成并且要用血去聆听的诗。”
聂鲁达于一九〇四年出生于智利中部盛产葡萄的帕拉尔（Parral），父亲是铁路技师，母亲在生下他一个月后死于肺结核。他两岁时就随父亲搬到智利南方偏远的拓荒地区特木科（Temuco），聂鲁达最亲密的童年伴侣是树木、野花、甲虫、鸟、蜘蛛，也就是在这块未受社会、宗教、文学传统干预的地方，他诗人的根诞生了。十岁左右，他写下了他最早的一些诗。在将近六十岁所写的一首名叫《诗》的诗里，回忆那段岁月时他如是说：

某样东西在我的灵魂内骚动，
狂热或遗忘的羽翼，
我摸索自己的道路，
为了诠释那股
烈火，
我写下了第一行微弱的诗句……

一九二一年，他到首都圣地亚哥读大学，初见城市的内心冲击供给了他更多的创作激素，一九二三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霞光集》（Crepusculario），立刻受到了瞩目。一九二四年，《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Veinte poemas de amor y una canción deseperada）的出版，更使得他在二十岁就受到了全国的瞩目。这本诗集突破了拉丁美洲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窠臼，可以说是拉丁美洲第一批真正的现代情诗，如今早已被译成多国语言；在拉丁美洲本地，这本诗集更像流行曲调或谚语般家喻户晓地被传诵着。
《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是一名青年的心路历程，记录着他和女人、世界接触的经验，以及他内在的疏离感。为了排遣城市生活的孤寂，聂鲁达只有把自己投注到喜爱的事物和女人身上。在诗中，他把女人融入自然界，变形成为泥土、雾气、露水、海浪，企图借自然和生命的活力来对抗僵死的城市生活，企图透过爱情来表达对心灵沟通的渴望。然而女人和爱情并非可完全沟通，有时候她也是相当遥远的。在一些诗（譬如《思想着，影子纠缠于》）里，我们可以找到像这样的句子：

你的存在与我无关，仿佛物品一样陌生。
我思索，长时间跋涉，在你之前的我的生命。
在任何人之前的我的生命，我崎岖的生命。
面对大海，在岩石间的呐喊，
自由、疯狂地扩散，在海的雾气里。
悲伤的愤怒，呐喊，大海的孤独。
脱缰，粗暴，伸向天际。

或者——

所有的根在摇撼，
所有的浪在攻击！
我的灵魂无止尽地滚动，欢喜，悲伤。

思想着，将灯埋进深深的孤独中。

你是谁，你是谁？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情诗始终是在爱的交流、企图沟通以及悲剧性的孤寂三者间生动地游离着。
一九二七年，聂鲁达被任命为驻仰光领事，此后五年都在东方度过。在那些当时仍是英属殖民地的国家，聂鲁达研读英国文学，开始接触艾略特以及其他英语作家的诗作。但在仰光、科伦坡和爪哇，语言的隔阂、文化的差距、剥削和贫穷的异国现象，使他感受到和当年在圣地亚哥城同样的孤寂。他把孤绝注入诗作，写下了《地上的居住》（Residencia en la tierra）一、二部中的诗篇。这两本诗集可说是精神虚无期的产品。诗中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在永恒腐蚀状态下的恐怖世界，一个无法沟通，逐渐瓦解，归返混沌的世界。尽管诗人企图在诗中追寻个人的归属，但时间却不停地摧毁现在，带给他的只是过去自我的苍白的幻象，这现象始终困扰着诗人；《无法遗忘（奏鸣曲）》这首诗可以作为说明：无法超越时间的挫败感为全诗蒙上了凄冷和孤寂的色彩。人类既然生存于时间的轨道内朝腐朽推进，人类经验——对聂鲁达而言——因此也即是荒谬的，而世界唯一的秩序就是“紊乱”。聂鲁达否定秩序，描写混乱的现实，但他的写作技巧却有一定的脉络可循，这种秩序不是建筑上的工整，而是一种浪涛拍岸式的秩序，在松散的结构下，现实被展衍成一连串毫不相连的梦幻似的景象，因共同的情感核心而彼此相通。例如在《独身的绅士》一诗里，性意象一个接着一个地迅速闪过，堆砌而成的效果成功地把独身男子的欲望和心态衬托出来。
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任驻马德里的聂鲁达的诗风有了明显的改变，从他一九四七年出版的诗集《地上的居住》第三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为不纯粹的诗辩护，认为诗不是高雅人士的风雅品，而应该以一般民众为对象，记载劳工的血汗、人类的团结以及对爱恨的歌颂。在《我述说一些事情》一诗中，我们可以找到他对诗风转变的宣告：

你们将会问：你的诗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梦或者树叶，不告诉我们
你家乡伟大的火山？

请来看街上的血吧！
请来看
街上的血，
请来看街上的
血！

而一九三九年，他更明白地写下这些句子：“世界变了，我的诗也变了。有一滴血在这些诗篇上，将永远存在，不可磨灭，一如爱。”因为对诗本质的观念改变，诗的功用也有所改变，由个人情感的记载演化成群体的活动，诗不再只是印在纸上的文字，对他而言，诗成了新的表现形式，成为一种见证：“当第一颗子弹射中西班牙的六弦琴，流出来的不是音乐，而是血。人类苦难的街道涌出恨和血，我的诗歌像幽灵一样顿然停步。从此，我的道路和每个人的道路会合了。忽然，我看到自己从孤独的南方走向北方——老百姓，我要拿自己谦卑的诗当作他们的剑和手帕，去抹干他们悲痛的汗水，让他们得到争取面包的武器。”毫无疑问地，他在写这些作品时是一方面假想有听众在听的。
聂鲁达把这种“诗歌民众化”的观念延伸到《地上的居住》第三部以后的诗作上去，于一九五〇年出版了不朽的《一般之歌》（Canto general）。《一般之歌》是一部庞大的史诗，由大约三百首诗组成，长达一万五千行，分成十五个大章，内容涵盖了整个美洲：美洲的草木鸟兽、古老文化、地理环境、历史上的征服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它们和诗人自传式的叙述交织在一起；全诗在对生命及信仰的肯定声中结束。尽管《一般之歌》是针对一般听众而写（聂鲁达喜欢在贸易工会、政党集会等许多场合为一般民众朗诵他的诗，他后来表示：朗诵诗歌是他文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事实），但这并不表示这些诗作是简单浅显的。就拿《马祖匹祖高地》这章诗为例，全章共分十二个部分，具有一个复杂而严谨的结构。诗人先陈述个体在文明城市中的孤离、不安，使前五部分的诗成为一种“下坡”，下沉到个体认知了生命的挫败为止：想在人类身上找寻不灭的因子的企图只是更将诗人拉近死亡。从第六部分起，“上坡”的结构开始开展，他攀登上“人类黎明的高地”，那使高地上碑石有了生命的诸种死亡萦绕着他，他想到那些建筑高地的苦难的奴隶，最后了解到他的任务是赋予这些死去、被遗忘了的奴工新的生命，恢复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至此，诗人把全诗带入全人类认同一体的新境界。诗人以见证者的姿态出现诗中，透过诗的语言，美丽且有力地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接触到的经验、真理传达出来。
《一般之歌》出版之后，聂鲁达更加致力于诗的明朗化，贯彻他“诗歌当为平民作”的信念，一九五四年出版了《元素颂》（Odas elementales）。在这本诗集里，聂鲁达不再采用礼仪式、演说式的语言，而用清新又简短的诗行，使得一首诗自然得像一首歌谣。他礼赞日常生活的诸多事物：书本、木头、番茄、短袜、字典、集邮册、脚踏车、盐、地上的栗子、乡间的戏院、市场上的鲔鱼、海鸥、夏天……他歌颂最根本的生命元素，他歌颂爱、自然、生命，甚至悲伤、慵懒。聂鲁达说：“我喜欢变换语调，找出所有可能的声音，追求每一种颜色，并且寻找任何可能的生命力量……当我探向越卑微的事物和题材时，我的诗就越明晰而快乐。”这些诗印证了他在一九七一年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致辞中所说的：“最好的诗人就是给我们日常面包的诗人。”在一首诗里他曾如是描述他心目中未来文学的风貌：

又一次
有雪或者有青苔
能让那些脚印
或眼睛
去镌刻
他们的足迹。

换句话说，他肯定未来的诗歌会再一次和人类生命紧密相连。我们此时所看到的聂鲁达已不再疏离、孤寂了，他将自己投到工作、活动之中，这些诗中所流露的对生命、对事物的喜悦正是最好的说明。
即使聂鲁达如是强调诗的社会性，他却一点也不限制自己写作的范围。他个人的经历和私密的情感生活一直是他写作的重要题材，在《狂想集》（Estravagario， 1958）中的一些诗里（如《美人鱼与醉汉的寓言》），他更应用了神话与寓言。一九五二年，他在那不勒斯匿名出版了《船长的诗》（Versos del capitan），这是他对玛蒂尔德·乌鲁蒂亚（Matilde Urrutia）的爱情告白，直到一九六二年他才承认自己是作者。一九五五年，他娶乌鲁蒂亚为妻，一九五九年出版《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Cien sonetos de amor），献给妻子。之后，他的诗歌又继续经历另一次蜕变。他把触角伸入自然、海洋以及他们所居住的黑岛（Isla Negra），像倦游的浪子，他寻求歇脚的地方，企图和自然世界达成某种宗教式的契合，《智利之石》（Las piedras de Chile， 1961）、《典礼之歌》（Cantos ceremoniales， 1961）、《黑岛的回忆》（Memorial de Isla Negra， 1964）、《鸟之书》（Arte de pajaros， 1966）、《沙上的房子》（Una casa en la arena， 1966）、《白日的手》（Las manos del dia， 1968）和《世界尽头》（Fin de mundo， 1969）等诗集相继出版。在这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诗作里，聂鲁达探寻自然的神秘，从一石一木中汲取奇异神圣的灵感。在他看来，一块石头不仅仅供人建筑之用，它是神秘、空灵的物质，述说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宇宙。他不想为所有的事物定名，他希望所有的事物能够混合为一，重新创造出更新的生命：

我有心弄混事物，
结合他们，令他们重生，
混合他们，解脱他们，
直到世界上所有的光
像海洋一般地圆一，
一种慷慨、硕大的完整，
一种爆裂、活生生的芬芳。
——《太多名字》

虽然聂鲁达晚年并没有停止创作他政治和历史性的诗作，但在写作“自然诗”的同时，他似乎也有某种回归自己根源的渴望。聂鲁达一度把自己比喻成在时间水流中行船的船夫，而在晚年不时瞥见自己在死亡的海洋中航行，因此把一九六七年出版的一本选集命名为《船歌》（La barcarola），追述一生的际遇，他的漂泊、政治生涯诸般愉快之事。他优雅平和地吟唱自己的天鹅之歌，然而很不幸地，他的死亡并不曾如他诗中所绘见的那般平和。一九七三年，当他卧病黑岛时，智利内乱的火焰正炽烈。九月二十三日，聂鲁达就在这种内外交攻的苦痛下病逝于圣地亚哥的医院，他在圣地亚哥的家被暴民闯入，许多书籍、文件被无情地摧毁。
聂鲁达死后，八本诗集陆续出版：《海与铃》（El mar y las campanas， 1973），《分离的玫瑰》（La rosa separada， 1973），《冬日花园》（Jardín de invierno， 1974），《黄色的心》（El córazon amarillo， 1974），《二〇〇〇》（1974），《疑问集》（Libro de las preguntas， 1974），《哀歌》（Elegía， 1974）以及《精选的缺陷》（Defectos escogidos， 1974）。在这些晚年的诗作里，我们看到了两个聂鲁达：一个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情感丰沛、积极乐观的聂鲁达，用充满自信的洪亮声音对我们说话；另一个是充分感知生命将尽的“夕阳下的老人”，对孤寂、时间发出喟叹，并且企图拦阻历史的洪流以及生命流逝的轨迹。从诗集《在我们心中的西班牙》（España en el corazón， 1938）以来，即不断发出怒吼、谴责前辈诗人只知耽溺于自我的这位民众诗人，如今也让他的诗迎向亲密的自我，迎向沉默的孤独，迎向神秘之浪不可思议的拍击。这是一项回归，终极的回归，回到老家，回到自我的老屋：

有一个人回到自我，像回到一间
有铁钉和裂缝的老屋，是的
回到厌倦了自我的自我，
仿佛厌倦一套千疮百孔的破旧衣服，
企图裸身行走于雨中……

这些“回到自我”的诗作可视为聂鲁达个人的日记。他向内省视自己，自己的现在和过去，以及等候着他的不确定的未来；他发觉到有许多是他所爱的，许多是可叹而欲弃绝的，有光，也有阴影，但总有足够的奇妙力量得以抵抗阴影，维持宁静之希望。聂鲁达仿佛一位先知，一位年老的哲人，思索人类生存的意义，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生命永恒的问题。这些诗作，让我们看到了聂鲁达忧郁哀伤的一面，捕捉到诗人更完整的面貌。
《海与铃》中另一首《原谅我，如果我眼中》，聚合了聂鲁达晚年诗作的几个重要主题：孤寂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大海是隐秘自我的象征，死亡是另一种谐和。这是一首和大海之歌相应和的“沉没的歌”。从这些主题，我们又可衍生出第四个主题——寂静。年轻时慷慨激昂、大声疾呼的诗人，而今以寂静的语言向世界诉说，要我们“聆听无声之音”，“细察不存在的事物”。晚年的聂鲁达将语言溶解成寂静，用否定语言来实现语言。
此种“消极能力”同样见诸《疑问集》。这本诗集收集了四百个追索造物之谜的疑问；诗人并不曾对这些奥秘提出解答，但他仍然在某些问题里埋下了沉默的答案的种子：“死亡到最后难道不是／一个无尽的厨房吗？”“你的毁灭会熔进／另一个声音或另一道光中吗？”“你的虫蛆会成为狗或／蝴蝶的一部分吗？”死与生同是构成生命厨房的重要材料。聂鲁达自死亡见新生的可能，一如他在孤寂阴郁的冬日花园看到新的春季，复苏的根。通过孤独，诗人再一次回到自我，回到巨大的寂静，并且察知死亡即是再生，而自己是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周期的一部分。
有论者认为：“聂鲁达在人生的最后四十年，拜写诗之赐，让自己成了危险人物。……他将诗视为一种兼具个人与社会责任的道德行为。”但在他晚年的诗作里，我们不时看到一个恣意展现戏谑与玩世不恭态度的聂鲁达，不管写作的是颂歌、寓言、情诗、哀歌或自嘲之诗，强烈的即兴色彩鲜明在焉——《情歌》《要让你烦的悲伤的歌》《大尿尿者》等诗即是显例。唱出“洗脑歌”式空洞而“呆呆的”情歌以及绕口令式《要让你烦的悲伤的歌》的聂鲁达，和《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里深情款款的聂鲁达很不一样；抛下一句“再见！打声招呼后我要到／一个不会对我发问的国家”，将读者带入“大尿尿者所指为何”的困惑之中，自己却一走了之的聂鲁达，和以童真又诚挚的口吻邀请读者欢喜地进入《疑问集》的聂鲁达，判若两人。不一样的聂鲁达，不一样风格的诗作，对喜欢聂鲁达的读者而言，是不一样的享受。
聂鲁达死后五十年间，许多讨论他作品的论文和书籍相继问世。毫无疑问，他对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学的影响力历久不衰。他的诗作所蕴含的活力和深度仍具有强烈的爆发力，将持续成为后世读者取之不尽的智慧和喜悦的泉源。聂鲁达说：“文字和印刷术未发明之前，诗歌即已活跃大地，这即是为什么我们知道诗歌就像面包一样，理应为众人所享——学者和农人，不可思议而且绝不寻常的人类大家族。”的确，这位诗作质量俱丰的拉丁美洲大诗人，在死后半个世纪仍源源不断地供给我们像面包和水一样的诗的质素。在他的回忆录里，他曾说可爱的语字是浪花，是丝线，是金属，是露珠；它们光洁如象牙，芳香若花草，像鲜果，海藻，玛瑙，橄榄。读他的诗我们感觉自己又重新回归生命最质朴的天地，跟着人类的梦想和情爱一同呼吸，一同歌唱。
*
这本《我的灵魂是日落时分空无一人的旋转木马》收录聂鲁达各阶段诗作一百二十多首，是四十多年来我们译介聂鲁达诗歌的辛苦小结晶，有些诗作在这次选集里，我们提供了新译，希望跟历久弥新的聂鲁达的诗一样，依然能“翻”生出一些新趣味。《我的灵魂是日落时分空无一人的旋转木马》一书叙述了聂鲁达一生对世界的爱、对自然的爱、对孤寂与死亡的沉思，可谓一阙绵绵不断，对诗、对所爱的人以及大地与生活的深情恋歌……

陈黎、张芬龄
2023年3月 台湾花莲

聂鲁达是20世纪最伟大的拉丁美洲诗人。他的诗作甚丰，诗貌繁复，既个人又公众，既抒情又史诗，是世界各地读者取之不尽的智慧和喜悦的泉源。这本《我的灵魂是日落时分空无一人的旋转木马：聂鲁达诗精选》选辑了聂鲁达各阶段名作120多首——从年轻时的《霞光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地上的居住》，到死后出版的《海与铃》《疑问集》《精选的缺陷》……由诗人陈黎与张芬龄精心译成，是通往聂鲁达诗歌宇宙的快捷通道。

聂鲁达
（Pablo Neruda，1904—1973）
智利大诗人。其诗作甚丰，不仅广受拉丁美洲人民热爱，还因屡经翻译而名噪世界，被誉为“人民的诗人”“20世纪最伟大的拉丁美洲诗人”。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他的诗歌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

译者简介：
陈黎
台湾师大英语系毕业。著有诗集、散文集、音乐评介集等二十余种。曾获吴三连文艺奖，时报文学奖推荐奖、叙事诗首奖、新诗首奖，联合报文学奖新诗首奖，台湾文学奖新诗金典奖，金鼎奖，梁实秋文学奖翻译奖等。
张芬龄
台湾师大英语系毕业。著有《现代诗启示录》，与陈黎合译有《万物静默如谜：辛波斯卡诗选》《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疑问集》《精灵：普拉斯诗集》《拉丁美洲现代诗选》《帕斯诗选》《世界当代诗抄》等三十余种。曾获林荣三文学奖散文奖、小品文奖，并多次获梁实秋文学奖翻译奖。

译者序 1

霞光集（1920—1923）
 16 香 袭
 17 爱
 18 屋顶上的黄昏
 19 如果上帝在我诗里
 20 我的灵魂
 21 告 别

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1923—1924）
 26 （1）    女人的身体
 27 （10）我们甚至失去了
 29 （14）每日你与宇宙的光
 31 （20）今夜我可以写出
 34 绝望的歌

地上的居住（1925—1945）
 40 阿都尼克格的安琪拉
 42 独身的绅士
 44 我俩一起
 47 我双腿的仪式
 51 鳏夫的探戈
 54 带着悲叹的颂歌
 57 四处走走
 60 无法遗忘（奏鸣曲）
 62 天上的溺水女子
 63 华尔兹
 65 在林中诞生
 68 炮击／诅咒
 70 传 统
 71 我述说一些事情
 75 西班牙什么样子
 80 给玻利瓦尔的歌

一般之歌（1938—1949）
 86 一些野兽
 88 马祖匹祖高地
 110 他们为岛屿而来（1493）
 112 科尔特斯
 114 哀 歌
 117 智利的发现者
 119 埃尔西利亚
 121 麦哲伦的心（1519）
 126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神父
 131 劳塔罗（1550）
 132 酋长的教育
 134 劳塔罗对抗人头马（1554）
 137 青 春
 138 一朵玫瑰
 139 一只蝴蝶的生与死
 140 鱼与溺毙者
 142 复活节岛
 145 酒

船长的诗（1951—1952）
 148 你的笑
 151 失窃的树枝
 153 如果你将我遗忘

元素颂（1952—1957）
 158 数字颂
 163 番茄颂
 167 慵懒颂
 170 衣服颂
 173 夜中手表颂
 177 塞萨尔·巴列霍颂
 183 悲伤颂
 185 火脚颂
 190 脚踏车颂
 194 双秋天颂

狂想集（1957—1958）
 200 要升到天际你需要
 201 美人鱼与醉汉的寓言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