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埃德蒙·雅贝斯文集：边缘之书

译后记

  20世纪的法国文坛巨星云集，大师辈出。其中，集诗人、作家、哲学和宗教思想家于一身，与让—保罗·萨特、阿尔贝·加缪、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并称四大法语作家的埃德蒙·雅贝斯是一位绕不过去的人物。

  先看看诸位名家如何评价他吧：

勒内·夏尔说，他的作品“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是的……”；

加布里埃尔·布努尔说，“信仰的渴望、求真的意志，化作这位诗人前行的内在动力。他的诗弥散出他特有的智慧、特有的风格……”；

雅克·德里达说，他的作品中“对书写的激情、对文字的厮守……就是一个族群和书写的同命之根……它将‘来自那本书的种族……’的历史嫁接于作为文字意义的那个源头之上，也就是说，他将该种族的历史嫁接进了历史性本身……”；

哈罗德·布鲁姆将他的《问题之书》和《诗选》列入其《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而安德烈·维尔泰则在《与雅贝斯同在》（Avec Jabès）一诗中径自表达了对他的钦敬：

荒漠之源在圣书里。

圣书之源在荒漠中。

书写，献给沙和赤裸的光。

话语，萦绕孤寂与虚空。

遗忘的指间，深邃记忆的回声。

创造出的手，探索，涂抹。

当绒蓟死去，声音消融。

迂回再无踪影。

在你在场的符号里，你质疑。

在你影子的垂落中，你聆听。

在你缺席的门槛上，你目视神凝。

再也没有了难解之谜。

荒漠之源就在你心中。

  古人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我们只有了解了雅贝斯的生活思想和他写作的时代背景，准确把握其所处时代的脉搏，识之，友之，体味之，或许方能有所共鸣，一窥其作品之堂奥。

   埃德蒙·雅贝斯，1912年4月16日生于开罗一个讲法语的犹太人家庭，自幼深受法国文化熏陶。年轻时，他目睹自己的姐姐难产而死，受到莫大刺激，从此开始写诗。1929年起开始发表作品。1935年与阿莱特·科昂（Arlette Cohen，1914—1992）结婚，婚后首次去巴黎，拜访了久通书信、神交多年的犹太裔诗人马克斯·雅各布，并与保罗·艾吕雅结下深厚的友谊。

  他与超现实主义诗人群体往来密切，但拒绝加入他们的团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惨烈令雅贝斯不堪回首。战后的1945年，他成为多家法国文学期刊特别是著名的《新法兰西评论》的撰稿人。

  1957年是雅贝斯一生中为重要的转折点：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埃及政府宣布驱逐犹太居民，四十五岁的雅贝斯被迫放弃了他在开罗的全部财产，举家流亡法国，定居巴黎，直至去世。惨痛的流亡经历令雅贝斯刻骨铭心，对他此后的思想发展和创作轨迹影响至深。

  身在异国他乡，雅贝斯将背井离乡的感受化作文学创作的源泉，他的作品充满了对语言的诘问和对文学的思索，并自觉地向犹太传统文化靠拢。雅贝斯后来谈到，正是这次流亡改变了他的人生，迫使他不得不重新面对并审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并促使他开始重新研读犹太教经典——《摩西五经》、《塔木德经》和犹太教神秘教义“喀巴拉”。雅贝斯说，在流亡中面对自己犹太人身份的经历以及对犹太教经典教义的研究，正是他此后一系列作品的来源。

  1967年，雅贝斯选择加入法国国籍。

  雅贝斯是一位书写流亡与荒漠、话语与沉默的作家。针对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关于“奥斯威辛之后没有诗歌”的观点，雅贝斯认为纳粹大屠杀的惨剧（以及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排犹色彩）不仅有助于探索犹太人的身份及其生存的语境，也是反思文学与诗歌固有生命力的重要场域。阿多诺将大屠杀视为诗歌终结的标志，雅贝斯则认为这正是诗歌的一个重要开端，是一种修正。基于这一体认，他的诗集《我构筑我的家园》于1959年出版，收录了他1943—1957年间的诗作，由他的好友、诗人和作家加布里埃尔·布努尔作序。雅贝斯在这部诗集的前言中写道：“从开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年，犹如一段漫长的回溯之旅。那正是我从温情的童年到创作《为食人妖的盛筵而歌》那段时期。而与此同时，死亡却在四处疯狂肆虐。一切都在崩塌之际，这些诗不啻拯救的话语。”

  此后，雅贝斯呕心沥血十余年，创作出七卷本《问题之书》（1963—1973），并于其后陆续创作了三卷本《相似之书》（Le Livre des Ressemblances，1976—1980）、四卷本《界限之书》（1982—1987）和一卷本《腋下夹着一本袖珍书的异乡人》（Un Étranger avec, sous le Bras, un Livre de petit Format，1989）——这十五卷作品构成了雅贝斯负盛名的“问题之书系列”（Le Cycle du Livre des Questions）。

  除上述作品外，雅贝斯还创作了随笔集《边缘之书》（Le Livre des Marges，1975—1984）、《对开端的渴望·对终结的焦虑》（Désir d’un commencement Angoisse d’une seule fin，1991）、短诗集《叙事》（Récit，1979）、《记忆和手》（La mémoire et la main，1974—1980）、《召唤》（L’appel，1985—1988）以及遗作《好客之书》（Le Livre de l’Hospitalité，1991）等。

  1991年1月2日，雅贝斯在巴黎逝世，享年七十九岁。

   雅贝斯的作品风格独树一帜，十分独特，实难定义和归类。他在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曾说，他始终为实现“一本书”的梦想所困扰，就是说，想完成堪称真正的诗的一本书，“因此我梦想这样一部作品：一部不会归入任何范畴、不会属于任何类型的作品，却包罗万象；一部难以定义的作品，却因定义的缺席而大可清晰地自我定义；一部未回应任何名字的作品，却一一担负起了那些名字；一部横无际涯的作品；一部涵盖天空中的大地、大地上的天空的作品；一部重新集结起空间所有游离之字词的作品，没人会怀疑这些字词的孤寂与难堪；一处所有痴迷于造物主——某个疯狂之欲望的尚未餍足之欲望——的场域之外的场域；后，一部以碎片方式交稿的作品，其每个碎片都会成为另一本书的开端……”。

  美国诗人保罗·奥斯特（1947—）1992年在其随笔集《饥饿的艺术》（L’Art de la faim）中这样评价他的独特文体：（那些作品）既非小说，也非诗歌，既非文论，又非戏剧，但又是所有这些形式的混合体；文本自身作为一个整体，无尽地游移于人物和对话之间，在情感充溢的抒情、散文体的评论以及歌谣和格言间穿梭，好似整个文本系由各种碎片拼接而成，却又不时地回归到作者提出的中心问题上来，即如何言说不可言说者。这个问题，既是犹太人的燔祭，也是文学本身。雅贝斯以其傲人的想象力纵身一跃，令二者珠联璧合。

  沉默是雅贝斯文本的核心。他在“问题之书系列”中详尽探讨了语言与沉默、书写与流亡、诗歌与学术、词语与死亡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期超越沉默和语言内在的局限，对词语与意义的根源进行永无止境的探求，并借此阐发自己的思考和感悟。正如美国诗人罗伯特·邓肯（Robert Duncan，1919—1988）在其随笔《意义的谵语》（The Delirium of Meaning）中所说，“《问题之书》似乎是在逾越字面意义的边界，引发对意义中的意义、字词中的字词的怀疑和猜测”。雅贝斯正是凭借在创作中将犹太教经典的文本性与个人的哲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持续不断地提出无休无止的问题，并借这些问题再行创作的超卓能力而获得了成功。

  雅克·德里达高度评价雅贝斯的“问题之书系列”，他在《论埃德蒙·雅贝斯与书之问题》一文中写道：在《问题之书》中，那话语音犹未改，意亦未断，但语气更显凝重。一枝遒劲而古拙的根被发掘出来，根上曝露着一道年轮莫辨的伤口（因为雅贝斯告诉我们说，正是那根在言说，是那话语要生长，而诗意的话语恰恰于伤口处萌芽）：我之所指，就是那诞生了书写及其激情的某种犹太教……若无信实勤敏的文字，则历史无存。历史正因有其自身痛苦的折痕，方能在获取密码之际反躬自省。此种反省，也恰恰是历史的开端。以反省为开端的当属历史。

  雅贝斯这种尝试以片段暗示总体的“跳跃—抽象”创作模式以及他的马赛克式的诗歌技巧，对20世纪的诗人和作家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1987年，他因其诗歌创作的成就而荣获法国国家诗歌大奖。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后现代诗歌以及对莫里斯·布朗肖、雅克·德里达等哲学家思想的影响，已然勾勒并界定出一幅后现代文学的文化景观，他自己也成为众多专家学者研究的对象。他的作品被译成包括英语、德语、西班牙语、瑞典语、希伯来语和意大利语在内的多种文字出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问题之书》由罗丝玛丽·瓦尔德洛普“以大师级的翻译”（卡明斯基语）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时曾引起巨大的轰动，被视为重大的文学事件。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埃德蒙·雅贝斯文集》，系首次面向中文读者译介这位大师。文集收录了“问题之书系列”的全部作品——《问题之书》《相似之书》《界限之书》和《腋下夹着一本袖珍书的异乡人》——以及诗集《我构筑我的家园》和随笔集《边缘之书》，共六种十九卷，基本涵盖了雅贝斯重要的作品。

  感谢我的好友叶安宁女士，她以其后现代文学批评的专业背景和精深的英文造诣，依据罗丝玛丽·瓦尔德洛普的英译本，对我的每部译稿进行了专业、细致的校订，避免了拙译的诸多舛误，使之能以其应有的面貌与读者见面。

  感谢我的北大老同学萧晓明先生，他在国外不辞辛苦地为我查阅和购置雅贝斯作品及各种文献资料，为我的翻译和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黄陵渝女士，她对我在翻译过程中提出的犹太教方面的各种问题总能详尽地答疑解惑，使我受益匪浅。感谢我的北大校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刘国鹏先生，是他介绍我与黄陵渝研究员结识。

  感谢我的兄长刘柏祺先生，作为拙译的首位读者，他以其邃密的国文功底，向我提出了不少极有价值的修改建议，并一如既往地承担了全部译作的校对工作。

  感谢法国驻华使馆原文化专员安黛宁女士（Mme. Delphine Halgand）和她的同事张艳女士、张琦女士和周梦琪女士（Mlle. Clémentine Blanchère）。她们在我翻译《埃德蒙·雅贝斯文集》的过程中曾给予我诸多支持。

  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多马先生，他为《埃德蒙·雅贝斯文集》的选题和出版付出了极大心血。

  对译者而言，首次以中文译介埃德蒙·雅贝斯及其作品，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因个人水平有限，译文中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谬误，还望方家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