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的抗争：美国女权运动史(增订版）

这本书从19世纪初叶的女性权利行动开始，叙述了此后100多年中美国女性通过宣传、抗争、牺牲和与体制的种种互动，终基本实现权利平等的历史。女权运动是美国历史上伟大的社会运动之一，也是美国政治选举制度的发展历程中，女性为参政权所做的为时长且成功的抗争之一。

1866年初夏，当宪法中首次出现“男性”一词时，争取女性参政权的斗争就正式开始了。女权主义者不分寒暑，四处宣讲并组织参政权协会，对公众进行教育，在各个州进行参政权公投造势。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也让新的妇女组织形式得以出现：中产阶级妇女致力于在自己和需要帮助的商店、工厂女工之间架设桥梁。在她们的共同努力下，睦邻安置所、全国消费者联盟和妇女工会联盟这样的组织成立了，它们为女性劳动者带来了拥有资金、影响力和奉献精神的新同盟者。1903—1917年，以女性成员为主的工会发展起来了，这些工会至今一直是美国劳工运动的中坚力量。自1918年1月10日起，历时一年半，参政权修正案才送交参议院，尔后又经过14个月才获得批准生效。1920年8月，艰苦卓绝的斗争落下帷幕。

20世纪以来，急速上升的离婚率、持续存在的收入差距，以及女性艾滋病感染者的巨大数量，也让女权主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但在早期女权主义者经历的漫长旅程中，我们会找到绝望的解药，因为那是一个充满勇气、恒心和希望的故事。当我们走向下个世纪时，这个故事依然与我们息息相关。

埃莉诺•弗莱克斯纳，生于肯塔基州的乔治敦，是美国杰出的独立学者，妇女研究领域的先驱。她从小就显露出了对历史研究的浓厚兴趣，从斯沃斯莫尔学院毕业后，她继续在牛津大学深造。弗莱克斯纳于1936年加入共产党，从事社会和政治工作，这激发了她对女性议题的关注。整个40年代，弗莱克斯纳的生活完全被政治、工作和组织活动填满。这些事让她越来越了解工人的艰辛斗争，越发意识到性别歧视的严重性，也让她看到了社会运动的艰巨性。50年代初，弗莱克斯纳的想法从写一本关于女性历史的书，逐渐细化为写一本关于妇女参政权运动的书。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她找到了一种激情，找到了贯穿参政权运动的矢志不渝的决心、令人心碎的挫折感，以及无与伦比的兴奋之情。《一个世纪的抗争：美国女权运动史》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关于妇女权利斗争细致而精彩的叙述，而且呈现了从殖民时代开始的妇女历史经历的全景图。;.;艾伦•菲茨帕特里克，拥有布兰代斯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是专攻美国现代政治和思想史的教授和学者、新罕布什尔大学历史学教授，曾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韦尔斯利学院任教，著有《致杰基的信：悲痛国家的哀悼》（Letters to Jackie: Condolences from a Grieving Nation）《gao的玻璃天花板：距离美国总统近的女人》（The Highest Glass Ceiling: Women's Quest for the American Presidency）等。

前言  
1975年序

部分
第1章  1800年以前美国妇女地位
第2 章  争取教育平等的早期努力
第3章  妇女组织的兴起
第4章  改革的开始
第5章  1848年塞内卡福尔斯会议
第6章  从塞内卡福尔斯会议到南北战争

第二部分
第7章  南北战争
第8章  1860—1875年间妇女的知识进步
第9章  1860—1875年间工会中的妇女
第10 章 参政权运动的开始
第11 章 西部的初步胜利
第12 章 参政权运动的突破性进展
第13 章 妇女组织的成长
第14章  工人骑士团和早期美国工人联合会中的妇女
第15 章 改革的时代和妇女权益
第16 章 参政权运动的联合

第三部分
第17 章 进入20世纪
第18 章 进入主流工人组织
第19 章 1906—1913，参政权运动的成熟
第20 章 1914—1916，联邦修正案的新生
第21 章  1916—1918，局势的改变
第22章  谁在反对女性参政权？
第23章  1916—1920，艰苦卓绝的胜利
第24 章  结论

后记
参考文献
注释
致谢

这本书从19世纪初叶的女性权利行动开始，叙述了此后100多年中美国女性通过宣传、抗争、牺牲和与体制的种种互动，终基本实现权利平等的历史。女权运动是美国历史上伟大的社会运动之一，也是美国政治选举制度的发展历程中，女性为参政权所做的为时长且成功的抗争之一。

1866年初夏，当宪法中首次出现“男性”一词时，争取女性参政权的斗争就正式开始了。女权主义者不分寒暑，四处宣讲并组织参政权协会，对公众进行教育，在各个州进行参政权公投造势。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也让新的妇女组织形式得以出现：中产阶级妇女致力于在自己和需要帮助的商店、工厂女工之间架设桥梁。在她们的共同努力下，睦邻安置所、全国消费者联盟和妇女工会联盟这样的组织成立了，它们为女性劳动者带来了拥有资金、影响力和奉献精神的新同盟者。1903—1917年，以女性成员为主的工会发展起来了，这些工会至今一直是美国劳工运动的中坚力量。自1918年1月10日起，历时一年半，参政权修正案才送交参议院，尔后又经过14个月才获得批准生效。1920年8月，艰苦卓绝的斗争落下帷幕。

20世纪以来，急速上升的离婚率、持续存在的收入差距，以及女性艾滋病感染者的巨大数量，也让女权主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但在早期女权主义者经历的漫长旅程中，我们会找到绝望的解药，因为那是一个充满勇气、恒心和希望的故事。当我们走向下个世纪时，这个故事依然与我们息息相关。

埃莉诺•弗莱克斯纳，生于肯塔基州的乔治敦，是美国杰出的独立学者，妇女研究领域的先驱。她从小就显露出了对历史研究的浓厚兴趣，从斯沃斯莫尔学院毕业后，她继续在牛津大学深造。弗莱克斯纳于1936年加入共产党，从事社会和政治工作，这激发了她对女性议题的关注。整个40年代，弗莱克斯纳的生活完全被政治、工作和组织活动填满。这些事让她越来越了解工人的艰辛斗争，越发意识到性别歧视的严重性，也让她看到了社会运动的艰巨性。50年代初，弗莱克斯纳的想法从写一本关于女性历史的书，逐渐细化为写一本关于妇女参政权运动的书。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她找到了一种激情，找到了贯穿参政权运动的矢志不渝的决心、令人心碎的挫折感，以及无与伦比的兴奋之情。《一个世纪的抗争：美国女权运动史》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关于妇女权利斗争细致而精彩的叙述，而且呈现了从殖民时代开始的妇女历史经历的全景图。;.;艾伦•菲茨帕特里克，拥有布兰代斯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是专攻美国现代政治和思想史的教授和学者、新罕布什尔大学历史学教授，曾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韦尔斯利学院任教，著有《致杰基的信：悲痛国家的哀悼》（Letters to Jackie: Condolences from a Grieving Nation）《gao的玻璃天花板：距离美国总统近的女人》（The Highest Glass Ceiling: Women's Quest for the American Presidency）等。

前言

您手中的这本书，讲述的是美国历史上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争取女性参政权的斗争，可谓一场持续时间长、成功的斗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对美国政治选举体系所发起的激进的挑战。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数百万人为争取妇女的参政权，矢志不渝地斗争着。许多倡导妇女参政的先驱从未在有生之年品尝过自己奋斗的果实。另外一些人虽然看到了成功，但却注定要面对这场艰难的胜利所带来的某些让人沮丧的后果。
在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里，女性因为习俗、惯例和法律等因素，无法拥有正式的政治权利和责任，这是我们现在很难想象的。而正是这种权利和责任，支撑并维持着美国当时还年轻的民主制度。然而，妇女无权正式参与大多数政治选举这一事实，却持续了一百多年。妇女参政权论者深知，投票权不仅仅意味着能够为自己所支持的候选人投票，它还会唤起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个体将不再会因为性别而被区分对待，每个人都会平等地享受公民待遇，每个人也都肩负着维持社会有序运转以及创造共和国未来的责任。不仅如此，投票权也是参与公共事务的敲门砖。在家庭之外的广袤世界里，有着财富的汇聚和观点的交锋。只有参与公共事务中去，才有可能把控未来。这些，仅凭旁观政策制定和被动地寻找对应的策略，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很长一个时期，妇女都无法拥有参政权。这不单单是因为当时主流观点认为妇女的身份和能力不足以参与选举，也是因为某些人精心策划阴谋、公然阻碍妇女行使民主权利。而在许多方面，相比反对势力的阴谋，关于男性和女性特质和责任的固有观念更加难以颠覆。事实上，妇女参政论者需要克服的个障碍，是那些根深蒂固的对女性的成见。女性从小就受到这种观念的灌输，她们认为自己应该待在家中，自己的首要职责是照顾和维系家庭。挑战甚至颠覆这些约束妇女能力和社会地位的观念，是需要非凡的勇气和视野的。
有些女性已经在自己的生活中质疑甚至抛弃了主流道德标准。但如果她们想要改变社会，就必须更进一步。她们需要创造一种方法，让世人看到强加在妇女身上的桎梏，同时她们又必须防止自己的抗争被世人视为一种病态的表现，或是被嗤为不服从社会规范的人的无端妄想。这对参政论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宗教领袖，特别是在19世纪出现的所谓的“科学家”，不断地在为女性天性被动和从属于家庭的特质提供长篇大论的理论支撑。也许，参政论权者艰巨的任务，是在公开场合明确反抗不公——公开演讲本身就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女性特质的挑战。她们必须说服那些盲目接受陈规陋习的人，让他们重新审视当时的价值观和习俗，尽管这些东西看上去无可指摘、无懈可击，也从未受到公共政策的约束。
重任在身，数以百万名男人和女人投入漫长的争取参政权的运动之中。还有更多的人在热切关注着这场运动的进程，他们为参政论者们争取女性平等政治权利的决心而鼓掌喝彩。他们的支持维系着这场运动，让它走过风雨，迎来彩虹。1920年8月，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生效，正式把女性参政权纳入国家政策。对好几代参政论者来说，这意味着一场胜利，虽然它曾经看上去那么遥不可及。
在近代美国政治史上，参政权运动的戏剧性是其他历史事件所不能企及的。然而，大部分美国历史学家很少关注妇女争取参政权的故事。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决定撰写这本书时，才有所改变。尽管历史学家似乎觉得有必要记录赋予妇女参政权的宪法第十九修正案获得批准的情况，但是很少有人会去探究带来这一重大变革的漫长社会运动以及这场运动背后的力量。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是为数不多的例外。她本人就是一名积极的参政论者。她的丈夫查尔斯•比尔德虽然没有她积极，但也深受参政权论的影响，两人有时还会合作著书。在《美国文明的兴起》（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1927）一书中，比尔德夫妇阐述了妇女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玛丽•比尔德在她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做了许多关于妇女和政治的工作，堪称此领域的先驱。
然而，在埃莉诺•弗莱克斯纳的《百年抗争》问世之前，许多关于女性参政权的历史著作都是由那些本身参与过参政权斗争的女权主义者所撰写的。弗莱克斯纳在参考文献中写道，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苏珊•安东尼（Susan Anthony）以及玛蒂尔达•凯奇（Mathilda Cage）曾在1881—1886年编纂过《女性参政史》（History of Woman Suffrage）的前三卷，她们为这一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三卷书发表于女权主义者取得胜利之前。第四卷发表于1902年，由苏珊•安东尼和艾达•哈珀（Ida Harper）共同编纂。第五卷和第六卷均发表于1922年，由艾达•哈珀独立编纂。弗莱克斯纳指出，后三卷书都存在着历史分析不充分的问题，而且在描绘历史事件时，过于强调记录人名、日期、事件和区域性胜利。当然，她们对构建参政权运动这一历史事件的努力是不可抹杀的，她们也为弗莱克斯纳以及之后的历史学家进行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但是，可以想见的是，早期编年史家所描绘的妇女参政权运动缺乏“客观性”，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参政权运动的参与者。
虽然当时有一些零星的历史记录，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埃莉诺•弗莱克斯纳提笔撰写《百年抗争》时，妇女参政权运动的历程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无人问津的话题。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是什么促使埃莉诺•弗莱克斯纳把视线集中到妇女参政权运动上的呢？个中原因很复杂。尽管弗莱克斯纳本人并未承认过，但她的家庭经历无疑对她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她父母的人生，本身就折射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塑造女性主义的多股力量。埃莉诺的母亲安妮•克劳福德•弗莱克斯纳（Anne Crawford Flexner）对《百年抗争》的写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95年，安妮从瓦萨学院毕业，当时美国的女大学毕业生还为数不多。毕业后，安妮成了一名颇有声望的剧作家。她对民间故事《卷心菜屯的威格斯夫人》 的戏剧改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让她从此生活富足。正因为安妮为埃莉诺留下了足够的财产，埃莉诺才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进行本书的研究和创作。
弗莱克斯纳的父母都是女性参政权运动的支持者。他们并肩参加了1915年夏天在纽约举行的妇女争取参政权的大游行。晚年的弗莱克斯纳对这桩童年往事依然记忆犹新：“那个夏天，小儿麻痹症流行，而我得了风湿热。我父母从外面回来，穿着白色的衣服，他们得把衣服全换了，才敢进我的房间。”弗莱克斯纳的父亲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顾问。他在社会和公共事务方面的进步观点远近闻名。此外，他还是一位著作颇丰的作家。1910年，他发表了关于美国医学教育的报告，影响深远。他的著作还涉及包括教育在内的广泛社会议题。对埃莉诺•弗莱克斯纳而言，有如此成功的父母有时像是一种负担。她后来回忆说，“在别人眼里，我只是亚伯•弗莱克斯纳的女儿”，这让她感到厌倦。“每当有人介绍我的时候，就会有人问，到底是弗莱克斯纳家的哪个？我花了好长时间才让我的名字不依赖于父母而独立存在。”
除了父母的影响之外，埃莉诺•弗莱克斯纳从小就显露出了对历史研究的浓厚兴趣。她就读于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ague），主修历史和英语，还参与了一个强调小班教学的创新荣誉课程。她本科论文的主题是玛丽•都铎（Mary Tudor），这篇论文为她赢得了奖学金，可以去牛津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深造。1930年从斯沃斯莫尔学院毕业后，埃莉诺就去了牛津。在那里，她继续学习历史。但遗憾的是，因为她之前接受了多年的新式教育，所以她的拉丁文并不能达到获得牛津大学学位的要求。尽管如此，她还是在历史学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准备论文写作的研究过程中，她需要阅读大量一手文献，而埃莉诺对整个过程甘之如饴。
相比家庭影响、学术兴趣和学术训练，对本书的写作影响的，还是20世纪30年代这一历史时刻。当时，弗莱克斯纳从英国回到美国，大萧条刚刚开始。美国因经济崩溃而风雨飘摇，凄惨的景象随处可见。仅在纽约市，失业率急速上升，申请救济的人数不断增长，这些都是苦难的明证。弗莱克斯纳回忆：“我回来的时候，萧条已经很严重了。不过，因为我父母双方的收入都是固定且有保障的，我们家得以奇迹般地免收苦难……我觉得我有必要去感受一下国内所发生的一切。”恰巧，弗莱克斯纳的一个表亲把她介绍给了福利委员会。福利委员会下设许多志愿救济机构。当时罗斯福还未当选总统，赈济失业者和贫困者的努力远远无法满足他们的实际需求。弗莱克斯纳在委员会期刊上写道：“经济危机的广度令人不寒而栗。同时，我也像很多人一样被罪恶感吞噬。我得以幸免于难，但这并不是因为我多有能耐。” 
不久之后，弗莱克斯纳开始尝试戏剧创作，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世人听到她内心的社会良知。弗莱克斯纳这种对戏剧的热爱，和她的母亲一样。30年代初，她加入了一个纽约的戏剧社。虽然这个戏剧社终因缺乏资金而停止运营，但弗莱克斯纳已经把戏剧当成了表达自己情感和思维的途径。她作品的关注点，是社会经济动荡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她的一部作品讲述了1934—1935年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反对当地专制政权的故事，这部话剧所关注的，正是法西斯主义兴起这一话题。1934年，弗莱克斯纳开始为好莱坞出版商海伦•多伊奇（Helen Deutsch）工作。弗莱克斯纳生平的份工资即来源于此。多伊奇人脉很广，当时她所负责的剧作还包括马克斯韦尔•安德森（Maxwell Anderson）的《冬景》（Winterset），这部作品取材于臭名昭著的萨科和万泽蒂案 。
随后，弗莱克斯纳去《新戏剧杂志》工作。在政治上，她越发向左派组织靠拢，试图调动人们对社会和政局的不满情绪，从而组织激进的社会运动，其中包括戏剧艺术委员会（Theatre Arts Committee）。1936年，尽管时局艰难，戏剧艺术委员会依然为当时深陷内战的西班牙共和派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援。当时的弗莱克斯纳是委员会通讯TAC的负责人，这让她深入戏剧界的激进主义工作中，也让她异常繁忙。1937年，弗莱克斯纳开始撰写《1918—1938年的美国剧作家：远离现实的戏剧》（American Playwrights, 1918—1938: The Theatre Retreats from Reality）。在这本书中，弗莱克斯纳赋予了剧作家们针砭时弊的责任：“只有那些坚持关注社会现实的、激进的戏剧，才是精彩的。一旦戏剧创作瞄准了奢侈的生活，或仅仅是为了好莱坞而创作，那么这些作品本身就少了些生动性，效果也没那么好了。”
那时候，弗莱克斯纳已经和美国共产党建立了紧密的关系。虽然弗莱克斯纳终认为自己“太过于自我和独立”，以至于缺乏“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素养”，但在30年代的时候，她还是为共产党的工作付出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直到40年代，她依然与左派激进组织和活动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她与左派的密切关系、组织劳工运动的经验以及她所参与的政治活动都对《百年抗争》的写作和内容有着重要的影响。弗莱克斯纳后来回忆：“老实说，30年代的激进运动激发了我对女性的关注和热情。就像许多和我情况相似的人一样，我当时的境遇比我所知的大多数人都要好得多。后者遭遇各种波折，并为之苦苦挣扎，而我从未经历过这些。为此，我有着很深的负罪感。我曾说过，任何还有点良知的人都加入了左派运动，或者至少和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因为左派运动是在尝试改变美国所深陷的经济困境的社会运动。”
左派运动对弗莱克斯纳有着非常深的影响。她甚至认为，正是左派运动让人们开始关注美国的黑人和女性。这一论断肯定了30年代历史工作的重要成果，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20世纪初其他历史事件和思潮对黑人和女性所产生的影响。80年代初，弗莱克斯纳解释说：“我想强调的是，共产党，以及像《新大众》（New Masses）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物，激发了白人对黑人历史、思想与文学的兴趣。当时，几乎没有白人会对这些感兴趣。此后，它们又引发了对女性权利和女性意识形态的关注。” 弗莱克斯纳很清楚，是加入共产党的经历让她下定决心要写一本关于女性历史的书籍。她说：“很多人把《百年抗争》称为经典，把它看作一部‘扛鼎之作’（其实我不这么看，但它确实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但要论这本书的起源，那就不得不提到我当时结交的几位共产党人，比如伊丽莎白•格利•弗林（Elizabeth Gurley Flynn）和克劳迪娅•琼斯（Claudia Jones）。尤其是后者，当时白人对她知之甚少。”
弗莱克斯纳是通过玛丽安•巴克拉克（Marian Bachrach）认识这些人的。巴克拉克是美国共产党内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弗莱克斯纳极为敬重的好友。在弗莱克斯纳的印象中，巴克拉克“善于变通，但并不是那种只有煽动力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充满智慧、有同理心、光彩照人的女性，像她这样的人并不多。”她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对弗莱克斯纳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她是这场运动中为数不多和我有相似知识背景的人，而且她和我一样阅读面广泛。”弗莱克斯纳回忆说，“当时的共产党人大多在为生计挣扎，无法接受真正广泛的教育。”弗莱克斯纳和巴克拉克都来自富裕的家庭，这也让她们二人和左派团体中许多工人阶级参与者截然不同。随着《史密斯法案》的施行，加入或拥护任何致力于用武力或暴力推翻政府的组织，都变成了违法行为。即便如此，巴克拉克依然通过自己的记者工作，推进着共产党的各项目标。她确实也因此遭到了起诉，但因为当时她已经身患癌症，病情严重，所以她从未因为自己和共产党的关系而受到审判。1957年，巴克拉克去世。这对弗莱克斯纳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1982年，在巴克拉克去世25年后，弗莱克斯纳依然为此深感悲痛：“我每天都希望她还和我们在一起。”
巴克拉克曾建议弗莱克斯纳去参加伊丽莎白•格利•弗林在纽约的一个演讲。这件事大约发生在40年代。弗林是一个爱尔兰后裔，是一个被称为“叛乱女孩”的脾气火爆的劳工运动组织者。在她的努力下，激进组织世界产业工人联盟 诞生了。1937年，她已然成为美国共产党内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弗莱克斯纳回忆道：“伊丽莎白•格利•弗林的演讲让我次听说了洛厄尔磨坊女工 ，以及其他妇女工人运动领袖。受弗林那些生动的故事的感召，我开始如饥似渴地在图书馆搜寻这方面的书籍。弗林是那种老派的演说家，充满了似火的激情和力量。从那天起，我开始对她演讲中所描述的人和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弗莱克斯纳的好奇心并没有得到满足。她失望地发现，弗林在演讲中所描绘的女工们栩栩如生的英雄事迹，在其他历史书中却鲜有提及。共产党一向非常支持妇女关注马克思主义。弗莱克斯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