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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定一 著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ISBN9787229134105
出版时间2019-06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98元
货号27858611
上书时间2024-12-26
《中华史纲》是台湾当代知名历史学家李定一创作的中国通史杰作,起于上古传说时代,止于近代辛亥革命巨变,记叙了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变迁。
作者独具匠心地将中华历史划分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创始与发展、新陈代谢、定型、发展和没落六个时期,以司马迁式的典雅简练文笔,对几千年的史事进行了浓淡分明的叙述,虽为史纲,但“简得其当”。
对于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作者皆能从独特的角度阐发新颖的见解。如从全球文明史的角度看待大禹治水对于中华文明的重要性;于后汉士人只知有家庭、朋友、师生的士风中,探讨东汉末年分裂格局形成的时代因素;从北魏孝文帝的教养背景中去探寻他力行“汉化”的原因;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断里寻找鸦片战争爆发的缘由等。此外,对于一些似有定论的“史实”,如秦始皇“焚书坑儒”、王莽篡汉、五胡乱华、大运河的修建等,他都根据翔实的史料做出了可能更符合历史情境的分析与判断。如此等等,至足彰显他独特的思辨史观、高远的历史格局和浓厚的文化情怀,让读者在轻松阅读中学会思考和品味历史的意蕴。
李定一(1919—2002),字方中,重庆铜梁人。台湾当代知名历史学家,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知名教授,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四十余年,专精于中国近代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
1938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社会系,受教于钱穆、陈寅恪、张荫麟、邵循正等名师。毕业后由钱穆先生推荐,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哲史研究部担任研究助理。
1946年进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师从著名的国际关系史学者韦伯斯特(韦伯斯特曾经指导费正清确定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向)。求学期间,于伦敦、巴黎与罗马教廷所藏图书档案中多方探求史料,奠定了其日后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独具一格的基础。
1953年整理一百五十余万字中国近代史手稿,抽绎要义,以精辟的论史方式显现多年史学研究心得,完成《中国近代史》一书。此书颇受史学界重视,英译本于1970年出版。
1955年成为台湾大学历史系专任教授。为保存前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与知名学者包遵彭、吴相湘等共同编辑《中国近代史论丛》两辑十八册。
1956年获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奖学金,前往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并指导该校中国近代史博士班学生的学术研究,且开始注意近代中美外交史问题。
1960年,《中美外交史》(册)出版。
1963年,应钱穆先生邀请,赴香港任教,担任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历史学系系主任,1966至1968年兼任文学院院长,与严耕望、全汉昇、牟润孙、罗香林等知名学者一起,为香港史学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1969年后定居加拿大。曾于1971年至1972年到杜鲁门总统图书馆阅读中美外交档案。
1976年,应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之聘,返回台湾任教。
1978年,修订出版《中美早期外交史》。
1986年,从构思到完成历时三十余年之久的《中华史纲》出版。
第1章 蒙昧时期 18
神话:先民心目中的“历史” 19
五帝:传说时代 26
第二章 三代:历史的肇始 36
夏代(前2070—前1600) 37
殷商(前1600—前1046) 40
西周(前1046—前771) 54
第三章 春秋时代(前770—前481) 66
霸政的兴起 67
霸政的发展 73
各国的变化 79
第四章 战国时代(前481—前221) 84
战国变法图强 85
诡谲的国际斗争 92
社会的激剧变动 98
孔子:民间讲学的创始者 102
诸子百家,百花齐放 112
第二编 中华世界之创始与发展——秦汉三国与魏晋(前221—317)
第五章 “中华世界”的创始 126
秦王政时期(前246—前221) 127
秦始皇时代(前221—前210) 133
对秦始皇的评论 138
复古与维新的斗争(前209—前202) 145
第六章 中华世界的确立与发展 154
文景之治:大一统局势的奠定 155
武帝的兴革 160
中华世界的巩固 166
王莽兴起的背景 172
王莽时代:一个理想的破灭 178
第七章 衰颓时期(25—220) 188
光武帝的政策 189
黯淡迷惘的士风 193
外戚、宦官与名流 201
长期分裂的前奏 207
第八章 大分裂的序幕 214
曹操的志事 215
三国的人物 222
三国鼎立 230
西晋:统一的幻象 235
第九章 中华文化概述 242
农业情况 243
工商业发达 248
学术与科技 253
第三编 新陈代谢时期——“五胡乱华”与南北朝(317—589)
第十章 大动乱局势(304—439) 262
西晋边境的情势 263
匈奴称雄时期(304—350) 269
羌氐称雄时期 275
北魏的统一 281
第十一章 江南的开发与繁荣 288
南渡后的政局 289
东晋的北伐 297
南朝的政局 303
新天地中的旧文化 317
第十二章 旧文化的再生 326
孝文帝的华化 327
中原的分裂 336
新民族的旧文化 345
第四编 中华文化之定型——隋唐与两宋(589—1279)
第十三章 辉煌的唐代 356
大一统盛世的前奏 357
唐初的政局 366
由盛而衰的经过 377
唐代之衰亡 387
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 399
第十四章 唐代的经济社会与文化 408
唐代的经济社会 409
唐代的文化 417
第十五章 国势式微时期 426
五代十国的概况 427
宋代开国的政策 436
变法图强 445
南宋的苟安 455
第十六章 两宋的经济社会与文化 464
宋代的经济社会 465
宋代的文化 472
第五编 中华文化之发展——元明清之长期统一(1279—1842)
第十七章 元明两代之大势 486
蒙古人统治中国 487
明太祖的开国政策 496
明初政局 506
明政之衰与张居正之改革 515
明成祖的海外发展 527
元明两代的文化 535
明代之衰亡 546
第十八章 大清帝国 554
一统中华 555
清初的统治 563
由盛而衰之历程 572
早期中外关系 584
中西文化交流 596
清代的文化 610
第六编 中华世界的没落——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1842—1911)
第十九章 西方势力的入侵 624
鸦片走私问题 625
鸦片战争 633
不平等条约的订立 643
大清帝国的解体 653
第二十章 全国大动乱 670
太平军的勃兴 671
太平军的政治策略 684
满汉政权的转移 696
第二十一章 自强运动 712
“师夷之长”的发端 713
基督教再度传播 726
自强运动的阻碍 736
次中日战争 747
第二十二章 救亡运动 764
开民智运动与百日维新 765
义和团事件 784
辛亥革命 793
国民革命之顿挫 802
《中华史纲》是台湾当代知名历史学家李定一创作的中国通史杰作,起于上古传说时代,止于近代辛亥革命巨变,记叙了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变迁。
作者独具匠心地将中华历史划分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创始与发展、新陈代谢、定型、发展和没落六个时期,以司马迁式的典雅简练文笔,对几千年的史事进行了浓淡分明的叙述,虽为史纲,但“简得其当”。
对于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作者皆能从独特的角度阐发新颖的见解。如从全球文明史的角度看待大禹治水对于中华文明的重要性;于后汉士人只知有家庭、朋友、师生的士风中,探讨东汉末年分裂格局形成的时代因素;从北魏孝文帝的教养背景中去探寻他力行“汉化”的原因;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断里寻找鸦片战争爆发的缘由等。此外,对于一些似有定论的“史实”,如秦始皇“焚书坑儒”、王莽篡汉、五胡乱华、大运河的修建等,他都根据翔实的史料做出了可能更符合历史情境的分析与判断。如此等等,至足彰显他独特的思辨史观、高远的历史格局和浓厚的文化情怀,让读者在轻松阅读中学会思考和品味历史的意蕴。
李定一(1919—2002),字方中,重庆铜梁人。台湾当代知名历史学家,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知名教授,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四十余年,专精于中国近代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
1938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社会系,受教于钱穆、陈寅恪、张荫麟、邵循正等名师。毕业后由钱穆先生推荐,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哲史研究部担任研究助理。
1946年进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师从著名的国际关系史学者韦伯斯特(韦伯斯特曾经指导费正清确定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向)。求学期间,于伦敦、巴黎与罗马教廷所藏图书档案中多方探求史料,奠定了其日后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独具一格的基础。
1953年整理一百五十余万字中国近代史手稿,抽绎要义,以精辟的论史方式显现多年史学研究心得,完成《中国近代史》一书。此书颇受史学界重视,英译本于1970年出版。
1955年成为台湾大学历史系专任教授。为保存前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与知名学者包遵彭、吴相湘等共同编辑《中国近代史论丛》两辑十八册。
1956年获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奖学金,前往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并指导该校中国近代史博士班学生的学术研究,且开始注意近代中美外交史问题。
1960年,《中美外交史》(册)出版。
1963年,应钱穆先生邀请,赴香港任教,担任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历史学系系主任,1966至1968年兼任文学院院长,与严耕望、全汉昇、牟润孙、罗香林等知名学者一起,为香港史学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1969年后定居加拿大。曾于1971年至1972年到杜鲁门总统图书馆阅读中美外交档案。
1976年,应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之聘,返回台湾任教。
1978年,修订出版《中美早期外交史》。
1986年,从构思到完成历时三十余年之久的《中华史纲》出版。
李定一强调研究历史要有“史德”,即对历史要秉持客观、持平的态度。作为教授,他是学生眼中“有个性的历史学家”,他讲的课是学生追捧的名师之课;作为历史作家,他用慧眼考察史事,使一般读者均能获得巨大启发。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论世界各民族于发展过程中均遭受挑战,有的能克服而继续进步,有的不能克服便停滞下来,不再进步。洪水是各民族遭受到的普遍、严重的挑战,有许多民族不能克服洪水所加诸的灾难,其文化便停止发展,停留在洪水前的状态。如非洲、南洋群岛、澳洲等地的土著或民族,在与现代文明接触以前,几千年毫无进步,原因即在于此。所以,大禹是对中华民族有功绩的伟人,孟子仅将大禹与后稷同誉为很富同情心的人,何见之陋也。
——见本书P30
这个时候正是“魏有信陵,楚有春申,齐有孟尝,赵有平原”的时代,吕不韦以秦之强大亦当效法养士,乃大肆招致,有食客三千。吕不韦养的士,比上述四公子的水准高,他们不仅是一批“鸡鸣狗盗”之徒而已,其门客集体创作的《吕氏春秋》,包罗“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便是明证。王安石讽评孟尝君乃“鸡鸣狗盗之雄耳”,确是至论,但王安石大概基于传统对秦的成见,不提吕不韦养的士。其实以吕不韦所养的士,与养士流名千古的四大公子所养的士相较,就品质而言,不啻霄壤。
吕不韦门下宾客三千,济济多士,显著的是来自楚国上蔡的李斯。
——见本书P128
我们知道二十二岁的秦王能够戡定祸生肘腋的嫪毐的叛乱,并不简单。嫪毐内有大权在握的太后,外有相国吕不韦支持,权力大到“事无大小皆决于毐”的程度,如果不是秦王事前警觉,临事果决,焉能神速戡平嫪毐及其众多的党羽?处置吕不韦没有引发任何株连政局的剧变,足见秦王的手段圆通宽宥;能如此轻易地去除一个像吕不韦那样的权臣,亦足以显示秦王的政治长才。对李斯谏逐客的从善如流,对郑国渠的继续完工以及尉缭所叙述的节俭谦恭的德行,在在均足以让我们知道秦王政是一个何等人物。
——见本书P131页
多数人虽然希冀天下一统,共享太平日子,但被征服后的心理反应也很复杂。张良是韩国真正的贵族,他要刺杀秦始皇,为的是替韩国报仇。有名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显示楚人对秦痛恨之深。秦昭襄王将楚怀王的尸体送还楚国时,楚人全国哀悼,项羽入关后对秦的大肆报复,与这种心情有关。换言之,数百年政治思潮主流虽是大同主义,但亡国之恨、故国情怀很难顷刻完全从人们心里抹去。秦始皇用人,尽量不分国籍,唯才是举,但仍有很多人隐逸不出,张耳、陈余、范增等人都是例子。对知识分子而言,民族情操是不会被轻易忘怀的。
——见本书P138
陈胜起兵,火药已引发,秦的基础深厚,虽然大军全在北方防匈奴,又于南方征百越,关中空虚,但大将章邯临时发囚犯,仓促成军,也能连战皆捷。陈胜起兵不过六月,章邯便歼而杀之,叛军声势浩大的项梁也被击杀,可见秦要敉平变乱的力量仍存在。不过,一年之中,全中央政局陷于赵高、李斯的斗争中,二世虽不一定是坏人,但庸碌无能。李斯死后,由于赵高专政,名将章邯投降项羽,从此关中门户大开,以“崤函之固”,也挡不住刘邦的大军。
——见本书P147
汉高祖凝合天下各国平民的力量所建立的政府,这个大一统的政权,与秦始皇以一国之力而并吞其他各国,在实质上,在意识形态上,均迥然不同。因此秦始皇一面要积极推行天下一家的工作,一面要防止各国反叛。汉高祖以天下人而统一天下,他不必去推行什么统一的工作,只要能继续推行秦始皇已经规划好的大方针,顺应天下万众一心的和平愿望便够了。
——见本书P155
吕后僭夺刘家皇权和残忍对待情敌,与其施政无关。我们必须承认文景之治是吕后政策的延续,吕后也是汉初大一统政府的奠基者,因高祖死后到文帝继位之间的十六年的关键时期是由她主政。
——见本书P159
公孙弘为相六年,年八十终于相位。继起布衣为相的六人,均尸位素餐而已。丞相无事可做,相府破烂也不修整,到后来沦为马厩、车库或奴婢宿舍。即使如此,六人中除石庆外,皆因罪被杀。所以我们认为武帝以布衣为丞相的主要鹄的不在于破格用贤材,而在于不满政治上丞相总揽天下庶政的传统,不愿皇帝的权力有人掣肘,所以任用“布衣”作装饰品,以便一切出自宸断。这是治汉史者所不能不察的。
——见本书P163
董仲舒大概死于武帝中期,他的政治学说却深入人心。武帝死后九年(前78),就有人上书请武帝的儿子昭帝让位,终上书者被杀。十八年后(前60),又有人请宣帝禅让,亦被诛。由此可见董仲舒的政治理论已为人所信崇。对于一种当时人士咸以为合理的理论,死罪并不能遏止它的影响力,它只待时机成熟,自然水到渠成。就如同秦始皇统一天下一样,王莽使五德终始说得以实现。
——见本书P174
后汉因有王莽的前车之鉴,对外戚弄权素无好感,外戚秉政自然树了不少敌人。何况在勤王的大前提下,朝臣自然乐于帮助皇帝将有权势的外戚消灭,宦官因此很受皇帝重视。由于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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