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传译注(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

 一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记修定的，这一点，传《春秋》的《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说法是一致的。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前言》中说：“孔丘未曾修或作《春秋》”，只“用《鲁春秋》作过教本，传授弟子”。在这里，我们要对孔子修定《春秋》多说几句。
《孟子》记录了孔子自己对《春秋》所说的两句话，一句见于《滕文公下》：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句见于《离娄下》：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可见孔子把《春秋》看成是表现自己政治观点的著作，《春秋》之“文”虽是编年史，可是它还有“义”，那就是“王者”之道。
与孟子同时的庄子，在《天下篇》里谈到他对儒家六艺的看法时也说： 《春秋》以道名分。他也看出《春秋》不是纯粹的编年史，而存在着正定“名分”的功能和作用。这种功能与作用，当然是孔子修《春秋》时赋予它的。
司马迁在《史记》里多次提到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和经过。《太史公自序》用很大的篇幅回答了上大夫壶遂提出的问题：“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孔子世家》说，鲁哀公十四年(孔子七十一岁)西狩获麟后，孔子深感“吾道穷矣”，认为“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他对原始史料作了处理，“约其文辞而指博”，“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纪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司马迁对整理、采撷、编定史料有丰富经验，所以他把孔子修《春秋》的过程表述得如此简明扼要，是有实际体会的。
孔子在修《春秋》之前，对所谓“史记旧闻”必早有搜集，并相当熟习。《艺文类聚》卷八十引《庄子》佚文： 仲尼读书，老聃倚灶觚而听之，曰：“是何书也？”曰：“《春秋》也。”这个“《春秋》”，当然不是孔子编定的《春秋》，而是孔子修《春秋》的素材——鲁国或各国的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早年曾与南宫敬叔一起“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那么，他回答老子所说的“《春秋》”，可能是周室所藏的史记。孔子晚年不曾到过周，所以杨先生说，《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说的“西观周室”与《孔子世家》是有矛盾的，其实太史公这里只是笼统的叙述，并不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的。至于《公羊注疏》徐彦题下疏引《闵因叙》说：“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则是汉代纬书之说，可信度是不高的。孔子修《春秋》，主要依据的是鲁国的史记，即所谓《鲁春秋》。当时各诸侯国之间有将史官所记大事互相通告的规矩，所以《鲁春秋》不仅记有鲁国的史事，也记有别国的大事，《礼记·坊记》说：“《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记的就是晋国的大事。
《鲁春秋》的内容可能有些芜杂，所以孔子修《春秋》时才要“去其烦重”，“削则削”。《公羊传·哀公三年》说：“《春秋》见者不复见。”就指出了这个特征。例如《襄公三十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这个楚宫，是鲁襄公出访楚国时看到楚国宫室相当华美而有南国情调，回国后仿造的。“作楚宫”是鲁国的一件新鲜事，《鲁春秋》应该记的，但《春秋》却不书。何休《解诂》云：“作不书者，见者不复见。”孔子“去其烦重”而把它“削”了。又如《哀公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公羊传》云：“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称孟子何？讳娶同姓，盖吴女也。”周代强调同姓不婚，吴是周文王的伯父太伯、仲雍之后，与鲁国同属姬姓，因此鲁昭公娶吴女是非礼的。《礼记·坊记》说：“《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这里说了两件事，一件是“去夫人之姓曰吴”，即不称孟姬，而改称“吴孟子”；一件是记其死曰“孟子卒”，连吴也不加了。可见《鲁春秋》原本记有娶夫人吴孟子的一条，还记有孟子卒的一条，到孔子修《春秋》时，把娶夫人吴孟子的一条删削掉了。《论语·述而》说：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可见鲁国称昭公夫人为“吴孟子”，是其他诸侯国也知道的，这可能是昭公娶她时通告了各国。因而《鲁春秋》曾有关于昭公娶夫人吴孟子的记载，完全合乎情理。《春秋·昭公十年》“十有二月”前阙一“冬”字。何休《解诂》说：“去冬者，盖昭公娶吴孟子之年，故贬之。”虽为臆测，不为无理。但贬之之说未必是，盖是年冬十月或十一月有一条因“见者不复见”而删节了，连带也阙了个冬字。这一条，即《礼记·坊记》所称“去夫人之姓曰吴”的那一条是完全可能的。
但《春秋》也不完全是削，还有“笔则笔”的一面。例如桓公娶文姜，《春秋》记得就十分详细。《桓公三年》：“春正月，公会齐侯于嬴。”据《左传》说是桓公无媒而聘文姜，这在古代是非礼的事。《春秋》据实而书，讥贬之意自见。接着，“(秋七月)公子翚如齐逆女。九月，齐侯送姜氏于(鲁国地名)。公会齐侯于。夫人姜氏至自齐。”可说是不厌其烦了。《公羊传》在“齐侯送姜氏于”下说：“何以书？讥。何讥尔？诸侯越竟(境)送女，非礼也。”古代诸侯女儿出嫁，国君不能自送，要由卿大夫送。齐僖公无媒把女儿许婚在前，又亲自送女儿出嫁在后，如此一再非礼，这是《春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左传·成公十四年》)的地方。后来桓公因文姜与其兄齐襄公私通而被害身亡，文姜在桓公死后继续与齐襄公私通，《春秋》都含而不露地作了微妙的揭露。庄公元年、二年、四年、五年、七年都有文姜与齐襄公相会的记录，直到庄公八年齐襄公被弑为止。回过头去再读齐僖公急于嫁女甘冒非礼的文字，才明白这个当父君的自有“女大不中留”的隐衷了。这是《春秋》“笔则笔”的地方。
《礼记·经解》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是遣词造句，比事是排比史事。上述文姜与齐襄公事就是排比史事，因史旧文而见义，字句上虽没有什么变动，但让事实说话，自寓讥贬之意。
属辞，即对史记原文字句上有所修改。这种情况，有时是纯粹修辞上的问题，如《公羊传·庄公七年》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如雨。’”《不修春秋》，就是《鲁春秋》，指鲁史旧文；“君子修之”，则指孔子所修的《春秋》。类如这种文辞上的修改，因秦火以后《鲁春秋》的佚失，我们已经不能知道得更多了。另外，在史实上，孔子取审慎态度，不随便改动。如《昭公十二年》“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孔子根据青年时代的亲身见闻，认为“纳北燕伯于阳”应该是“纳北燕公子阳生”之误。但是他尊重鲁国史记原文，不率尔以自己的记忆为准，去修改《鲁春秋》。他说《春秋》是“信史”，“其词，则丘有罪焉尔”，即他的改动只是在词句上。所以属辞更多的是义理方面的问题，即世称“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首先提到这一点的是《左传》。《春秋·昭公二十年》：“盗杀卫侯之兄絷(《公羊》、《穀梁》作辄)。”这个“盗”，据《左传》说原作“齐豹”，《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齐豹为卫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义，其书曰“盗”。……是以《春秋》书齐豹曰“盗”……以惩不义……其善志也。故曰： 《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又如《春秋·僖公二十九年》：“夏六月，公(《左传》脱)会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翟(《公羊》作狄)泉。”公是鲁僖公，王人是王子虎，其他诸侯国的“人”实际上都是该国的卿，《左传》一一列举了他们的氏和名。卿不书氏和名而书人，在《春秋》就是一种贬。《左传》： 卿不书，罪之也。在礼，卿不会诸侯，会伯子男可也。这种一字褒贬，《公羊传》说得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但《公羊传》的说法，往往与《左传》有歧异，与《穀梁传》也互有异同，有时是非很难定夺。有人便趋于，说“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者也”(郑樵)，想否定孔子修《春秋》寓褒贬之意。善于用独到见解论古议今的王充在《论衡·超奇》篇中则说：“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他明白修史是有思想倾向性的。
《史记·孔子世家》谈到孔子修《春秋》时举例说： 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司马迁是明白记载孔子修《春秋》的。他以史学家的眼光，比较推重《左传》，所以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叙明了孔子修《春秋》以后说：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即《左传》)。可见，司马迁认为，《左传》传《春秋》，是比较得其真的。但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论《春秋》之义时，又全用《公羊》学家之语和子夏之说。司马迁生活的年代，《穀梁传》还没有兴起，他是同时受《左传》和《公羊传》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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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春秋》造句方面的问题，如词序的排列、句式的选择，《公羊传》也给予了关注。前文已提到的对《不修春秋》原句的改动，就不但节缩了字数，也改变了句式。又如《僖公十六年》“石于宋五”和“六鹢退飞过宋都”二句，为什么数词“五”与“六”的次序一在句末、一在句首？《公羊传》认为这是造句时细察物理，不失其真的结果(5161)。杨伯峻先生曾以“石于宋五”亦见于《竹书纪年》，问道：“《竹书纪年》难道也是孔子所修或所作？”想据以否定《春秋》乃孔子所修。殊不知唐代刘贶早就指出：“《竹书纪年》序诸侯皆举谥”，故可肯定为“后人追修，非当时正史”(《新唐书·刘贶传》)。从用谥情况可判定《竹书纪年》成书于魏襄王时，晚于《春秋》成书约一百八十年左右，所以编《竹书纪年》的人完全可以参考采录《春秋》的成文，这就是“石于宋五”亦见于《竹书纪年》的原因。
《公羊传》偶尔也论及语法问题，例如《庄公二十八年》讨论《春秋》“伐”的用法，就指出“伐”的声调变化可以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3281)。
三、 介绍有关的史实。
《公羊传》不像《左传》那样保存了大量的史料，但也涉及一些史事。数量虽然不多，却很有价值。有些史实，是《左传》和其他史书所未曾道及，因而鲜为人知的。如邾娄颜乱鲁宫，鲁公子(当为公孙)弑孝公而为臧氏之母调包计所救，负孝公之周诉天子，周天子诛颜而立叔术，返孝公于鲁，叔术又让国的故事(10312)。《左传》作者因为不熟悉这一段远在春秋之前的史实，因而对《春秋》经文作了不准确的解释。
有些历史故事，因为《左传》无载，一些宗《左》的学者便认为属后世之人撰造。如“曹刿手剑劫齐侯”，《史记》载之《年表》、《齐世家》、《鲁世家》，又专为作《刺客列传》，但《左传》无文。《史记》盖取材于《公羊传》。《公羊传》对此事作了较详细的记载(3132)，且与《战国策》、《管子·大匡》、《吕氏春秋·贵信》等书所载合。对这样的史料，只因《左传》无文便怀疑其真实性，恐怕是不妥的。三传虽互有矛盾之处，但也有许多可以互为补充的地方。如《春秋·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左传》说出现两个日子是“再赴也”，即陈国先后发了两次讣告。但为什么发了两次讣告，《左传》没有说，《公羊传》则回答了这个问题(251)。又如《春秋·桓公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左传》无传文。杜预望文生义，以为咸丘为鲁邑，“焚”为“火田”即打猎时烧野火，赖《公羊传》存其实(271)。又如《春秋·庄公二十四年》“曹羁出奔陈”，《左传》也无传文。注《左传》者如贾逵以为曹羁是曹君，杜预以为是曹世子，实皆无据臆说(详见3243注〔2〕)。据《公羊传》则曹羁为曹大夫，其出奔的原因为三谏而君不从，使历史真相得以昭明。又如《春秋·庄公三十一年》“六月，齐侯来献戎捷”，《左传》只说是“非礼也”。《公羊传》则说得具体一些，说“来献戎捷”是“旗获而过我”，实际上是“威我也”(3312)，使习史者可以明白是怎么回事。又如《史记·郑世家》以为灭郐者为郑桓公，由于此事发生在《春秋》编年以前，故《左传》未曾提及。据《公羊传》则可知灭郐者实为郑武公(“先郑伯”)，并可知郑在平王东迁之后、灭郐之前曾一度都于留(2112)。《左传》翔实的史料固然有补于理解《公羊传》，《公羊传》点滴的史料也可以有补于《左传》叙事之阙略，纠正后世史家和注家的错误和附会。
关于《公羊传》与《左传》说法有歧异的问题，要作具体的分析。《公羊传》曾十分客观地三次重复这样的话：“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两种说法，有时这种对的，那种错了；有时那种对的，这种错了；有时则需要来个折衷，互相补充；有时也只得存疑，以待再考。《公羊传》详于义而略于事，因此其所叙之事不若《左传》有权威性，两者如有不合，一般都以《左传》为是，《公羊》为非，但未必都是这样。经文“星如雨”，《公羊传》记为流星雨，对了；《左传》则记为星陨同时下雨，错了。像这种不符实际的记述，不能说《左传》仅此一例。
《春秋·僖公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来朝。”《左传》把季姬说成是鄫子的夫人，“鄫季姬来宁，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来朝。”但第二年，即僖公十五年，《春秋》才书“季姬归于鄫”。须知《春秋》凡记鲁女“归于”的，都是出嫁。如《隐公二年》“伯姬归于纪”，《隐公七年》“叔姬归于纪”之类，季姬自然也不例外。岂有出嫁在后，归宁在前之理？所以《左传》之误是显然的。杜预懂得这个道理，为了替《左传》补漏洞，提出一个“绝婚”、“更嫁”之说，用“绝婚”来释“止”，用“更嫁”来释“归”，费好大力气，还是说得很牵强。这就不如《公羊传》轻巧地点明一下：“鄫子曷为使乎季姬来朝？内辞也。非使来朝，使来请己也。”原来是季姬与鄫子邂逅，一见钟情，私订终身，而使鄫子来求婚。这与次年的“季姬归于鄫”便十分合得上了。这只是一个从《春秋》经文可判定《左传》有误的例子。由此可知，《左传》和《公羊传》有歧异之处，不能一概认为《左传》是而《公羊》不可信。
杨伯峻先生说，《公羊传》“不是空话，便是怪话，极少具体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春秋左传注·前言》)，这是对《公羊传》持有偏见的说法。有了偏见，对具体问题就往往不能有正确的评价。如《成公二年》晋齐鞍之战中，齐顷公的战车被晋军追及，车右逢丑父为救顷公，与顷公易位，伪为齐侯，并设计令顷公脱身逃跑。《公羊传》写道：“使顷公取饮，顷公操饮而至。曰：‘革取清者！’顷公用是佚而不反。”《左传》叙述得简单些：“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本来两者大同小异，可以互补，杨先生却说：“依《左传》，顷公仅由此下车而逸。丑父使齐顷公下车，即令之逃，岂顷公如此痴，真取饮而来？《公羊》之不可信如此。”顷公首次取饮回来，必有不能脱身的原因，如水源在敌军监视视线之内，难以轻易逃跑之类。何休《解诂》说：“不知顷公将欲坚敌邪？势未得去邪？”“军中人多水泉浊，欲使远取清者，因亡去。”说明齐顷公借取水之机逃逸，也是经历了曲折的。《公羊传》如此写，正是细节的真实。如果今天要把这个情节拍成电视剧，编剧和导演必定倾向于《公羊》之说，而不会觉得它不可信的。
四
本书经、传以《十三经注疏》本《春秋公羊传注疏》为底本。经文凡三传有异同处出校(屡见之异同字，一般只于初见时出校)；传文则参阮元《公羊注疏校勘记》，凡诸本有异文处，择善而从，一般不出校。例如： 《庄公十二年》：“(闵公曰： )‘尔虏，焉知鲁侯之美恶乎！’致万怒，搏闵公。”(3122)底本“知”作“故”，“致”作“至”，当断作：“尔虏焉故，知鲁侯之美恶(wū)乎至！”阮元《校勘记》据《九经古义》引《春秋繁露》及《韩诗外传》，“故”均作“知”；《春秋繁露》“至”作“致”，《韩诗外传》文至“乎”字而绝。阮校云，《公羊注疏》本“意反迂曲”。故本书从《春秋繁露》(《王道篇》)及《韩诗外传》(卷八)改。其他偶有改动，皆类此。
本书的注释，采用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简称《解诂》)与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简称《通义》)二家之说较多。何休《解诂》是汉代《公羊》学的总结，保存了一些胡毋生的古义；但何休为《废疾》以难《穀梁》，作《膏肓》以短《左传》，企图“墨守”《公羊》的自我封闭型治学态度，则为本书所不取。孔广森《通义》是清代《公羊》学的代表，能跳出经今古文之争，兼采《左》《穀》及群经之义通于《公羊》者为说；但孔氏为孔子之六十八代孙，不免以圣人之后代自居，致力于探深窥微以神《春秋》，结果反而引出若干迂说。如以“时”“月”“日”为“三科九旨”之“天道”，谓“春以统王，王以统月，月以统日，《春秋》所甚重甚谨者莫若此”(《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叙》)，因而月不月、日不日，都有深意存于其间云云，则为本书所不取。
近一个世纪以来，《公羊传》的研究乏人问津。本书的译注，颇有意于填此空白。但限于学识，我们的工作肯定还有不足的地方，深切盼望得到方家和读者的指教。

《春秋公羊传》以阐述《春秋》的义理为主，兼研讨《春秋》的文理和史实，是“春秋三传”中较早得到承认的一部经传。本书经传以《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每章冠以题解，注释精当，译文通顺易懂。

王维堤，1934年出生于上海，早年就读于大连工学院，后改攻中国古代文史，曾任职于上海古籍出版社。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史研究，发表过学术论文、语文札记、文史小品数十篇，并整理点校《夜谈随录》、《小山乐府》等古籍多种。主要著作有((龙的踪迹》、《龙凤文化》、《中国服饰文化》、《中国古代梦文化》、《春秋公羊传译注》等。

前言1

隐公1
桓公50
庄公97
闵公174
僖公182
文公263
宣公307
成公349
襄公389
昭公447
定公510
哀公546                                                               

《春秋公羊传》以阐述《春秋》的义理为主，兼研讨《春秋》的文理和史实，是“春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