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农业与礼制的考古学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中次阐述了中国古代王朝的更替史。在以黄帝为首的五代圣王的传说时代，继承王位的方式是通过禅让完成的。后的舜传位于对治水和开发国土有功的禹。禹晚年虽传位于功臣益，但益却让位于禹之子启，结果就造成了王位父子相承的事实。这一世袭王权确立了中国早的王朝—夏王朝。夏第十七代的桀王失政，被商汤王所灭，于是商取代了夏。第三十代商王纣王无道，被周武王所灭。王失德，有德圣人承继天命，遂有了王朝交替。

这一儒教性的王朝史观，直至20世纪都被将儒教作为国教的中国历代王朝所继承。但日本的白鸟库吉和内藤湖南等人很早便开始以“史料批判”为出发点，专心致力于古代史的复原。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现代历史学真正进入中国，顾颉刚等疑古派否定了开创夏王朝的禹和之前五帝的存在，掀起了与传统历史学家们的争论浪潮。另一方面，随着对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甲骨文的释读不断深入，王国维等释古派从遗址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文字资料与《史记》等传世古代典籍两方面入手，开拓了古代史复原的实证方法。

同时，瑞典的安特生作为当时中国地质调查所的顾问，曾担任指导工作。1921年他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主持发掘了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1926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李济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发掘了以彩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没过多久，由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的殷墟发掘也开始了。文献史学中疑古派和释古派活跃的20世纪20年代，也正是中国考古学勃兴的时代。

其实，日本的鸟居龙藏自1905年起便开始调查辽东和内蒙古东部的史前遗址，其成果发表在《南满州调查报告》（1910年）和一些法语报告上，遗憾的是几乎未被人知。原本鸟居龙藏理应被冠予“中国考古学开拓者”之荣誉，不巧正赶上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的辛亥革命（1911年），因为鸟居调查的是清朝兴起之地，属于中国考古学漠视的地带。此后的反日情绪更是使鸟居的功绩埋于黄土。

在这样的民族运动的浪潮中，在一切都要从地域集团或民族兴亡来理解古代史的时候，傅斯年提出了“夷夏东西说”。其内容将在章第二节中予以详细讨论。主持殷墟发掘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主张中国古代社会东、西方的对立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他的属下徐中舒用考古资料进一步阐释了这一见解，认为夷（商）王朝的黑陶文化圈和夏王朝的彩陶文化圈形成了东、西并立的格局。这种描绘地域文化历史的方法被称为文化史考古学。

另一方面，超越这样的“国学”，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研究。作为共产主义作家而活跃的甲骨文、金文学家郭沫若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该书以恩格斯《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理论武器，综合甲骨文、金文与古典文献，提出商朝是以氏族社会为基础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西周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奴隶制社会，春秋时代开始封建制，清末开始为资本主义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在考古学成果的基础上修正了之前的看法，提出奴隶制是从商代开始的。基于社会主义体制，历史学的主流把焦点集中在生产力和社会组织的发展阶段论上。

不太为人所知、主张“水利事业的组织化带来了亚洲专制国家的形成”一说的魏复古，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发表了有关中国史前时代社会的论文。文中提到，农业的开始带来了人口的增加、男女的分工和共同体之间的战争，至商、西周时期中国北方也开始了水田稻作，从猪和狗的家畜生产到羊牛马的畜牧，并开始了青铜器的铸造。在考古资料缺乏而又偏重于文化史考古学的20世纪30年代，关注农业生产和社会分工的探讨，在研究上是极为新颖的一种突破。

中国的古代都市都带有城郭。宫崎市定注意到其与古代希腊、罗马等城市国家的类似性，并以氏族制度—都市国家—领土国家—大帝国这个世界史整体的发展阶段为前提，认为商末到春秋时代为都市国家、战国时代为领土国家、秦汉时代为大帝国。宫崎提出了春秋时代氏族制度解体、城郭都市亦有公民权这一观念。贝冢茂树也认为从都市国家向领土国家的发展中，都市国家的主要构成要素是征服民族的战士集团和土著民族，战士集团聚集于广场的朝、市作为祭祀共同体的特征亦已出现。对此，侯外庐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通过商末周初的征服及殖民活动，提出了住在国和都的周朝贵族对野和鄙的氏族集团奴隶进行的武力统治，即为城市国家。也就是说，贵族住的都市和奴隶住的农村的分化使得“文明社会=阶级社会”这一等式得以成立。贝冢和侯外庐都以甲骨文、金文和古典文献的研究作为基础，或认为都市内部存在阶级对立，或看重城乡的阶级分化，只是着眼点有所不同而已。那时除了殷墟以外可以说没有更多的考古发掘遗址可供调查，无论哪一种城市国家论也都只能以文献学的方法为基础。

与此相对，松丸道雄在新中国的殷墟和商朝前期的郑州商城进行了考古学调查，并以直接史料的甲骨文为基础，提出了以大邑—族邑—属邑这一层级关系来理解商、西周时代的基本结构，即所谓邑制国家论。即以氏族制的共同体为核心，数量众多的从属小邑作为族邑基本单位与邑制国家并存，而同时又从属于大邑，也就是商周王室。王都的大邑把进行铸铜业、制骨业、陶器制造业等手工业和农业的多个小邑揽于膝下，使之直属于大邑。郭沫若和侯外庐等的“奴隶制论”，以及着眼于城郭形态和聚落阶层化的“都（城）市国家论”和“邑制国家论”都在考古学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魏复古着手的课题，也有很多非常符合提倡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国考古学的内容。可是，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日本的考古学者都没能摆脱专业的文化编年和地域性文化史研究的束缚，丝毫未曾考虑过这些从文献学出发提出的各大课题。“奴隶制”、“氏族制”是西洋史的概念，想以甲骨文、金文和古典文献为基础，用考古资料来解释是很难验证的，只不过是空对空的争论。这也是造成考古学和文献学不能结合的一个主要原因。

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推进，20世纪70年代之前考古学家即对黄河中游地区中原一带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代的遗存进行了考古学文化编年研究，但其他地区独立调查发现的考古学文化，则要较中原的年代晚一个时期，这已成为考古学编年上的一个惯例。因此也一直支持着中原是中国的中心，并给周边地区持续带来影响的这一“中原一元论”。然而，随着放射性碳十四年代测量法的引进，再来看各个地域的文化编年，大家就会倾向于地方也有独立文化的“多元论”。张光直关注于公元前三千纪的诸文化在广域上的共通性，并援用北美考古学家约瑟夫·考德威尔的“相互作用圈（interaction sphere）”概念，提出中国各地自发出现诸文化，并在不断的扩大中加强了相互的文化联系，公元前三千纪的龙山时代出现了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联，不久就形成了国家·都市·文明的观点。严文明和赵辉等人，提出各地区在自发性文化展开的同时加深了文化的相互交流，从公元前2500年起急速向中原靠拢形成夏商（殷）周三代王朝的中国文明的“多元一体论”。

上个世纪，社会学家费孝通和考古学家苏秉琦等人在中华民族论的基础上，试图理解民族的兴亡史，大力提倡用考古学进行“古史研究”，甚至追溯到神话传说时代，以及没有文字记录的新石器时代。司马迁开始的王朝史观不仅没有受到以马克思主义为首的西方近代社会理论的威胁，而且还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而发展。

然而，即使不提带有政治性的言论，只是看重解释何时、何地、何人、做了何事的事件史和民族史的复原，都很难成为超越“国学”的学说。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路易斯·宾福德等人提出了新考古学，对以文化编年为基础，描绘民族兴亡史的文化史考古学加以批判，主张普遍人类史的考古学研究。其中，他们也重视农耕的开始和国家形成的研究。人类如何适应环境？由此人口增加了多少？社会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了阐明其过程，新考古学推进了动植物考古学的科学分析，从多角度对被称为“聚落考古”的聚落遗址的居住模式进行了分析。这与魏复古的视角不谋而合。

精通新考古学理论的张光直，以甲骨文和考古资料为基础，对商代社会、经济、文化等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这一阶段为城市文明阶段（13），提出贵族、手工业者、农民居住在王都，都城是政治和礼仪中心的观点。一直从事文化史考古学范式的中国考古学，也在改革开放政策中于20世纪90年代显现出变化的苗头。在张光直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俞伟超等人的努力与倡导下，欧美的新考古学理论逐渐被引入中国（14）。为了探求人类文化和环境的关系，中国考古学开始了对动植物遗存的科学分析。到本世纪，众多成果也逐渐得以公布发表。

其实想要摆脱“古史研究”的桎梏并非易事。通过对公元前二千纪前半的河南二里头遗址的花粉分析，考古学家发现从二里头二期开始，水生植物和湿地性植物减少，遗址所在地域转变为大片的草原。发掘者根据《国语·周语》中“昔伊洛竭而夏亡”的记录，断定是因为气候的寒冷化、干燥化而导致了夏王朝的灭亡。笔者认为还不如说这是由于二里头遗址的城市化和人口增加而人为地引发了局部性环境变化的结果。总之，发掘者只是利用了环境的变化来做“古史研究”，而没有注意到人类到底是如何适应环境变化的。

在农业史的研究中，往往以动植物遗存的分析为基础，来讨论稻作的起源和传播、动物的家畜化等问题。然而对稻子是怎样被栽培的、家畜是如何被饲养的、给人类的生活又带来了怎样的变化等等有关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研究却极为罕见。在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没有石制农具出现，社会就不会有显著的进步，对有关生产的变化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点也鲜有论述。居住在王都的统治者和农民在饮食上究竟有何不同，直到现在也很少被学者们所关注。本书将不仅只对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和炭化种子数据进行分析，而且着眼于其中人们所食用的肉类和由米酿造而成的酒，以期从时间与阶层变化的不同视角来阐明生活方式，进而考察文明的形成过程。

简而言之，本书不是从中国至今仍流行的“古史研究”的文化史考古学角度出发，而是批判地继承了魏复古关注的农业生产和社会分工、宫崎市定和松丸道雄等人提倡的城市国家论和邑制国家论、张光直的城市文明论，并在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探讨从公元前三千纪到公元前二千纪之间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关键词包括：下层建筑的“生产”和“生活”，上层建筑的“王权”和“礼制”，以及涵盖所有的“社会”。

本书以*的考古材料为依托，以文明形成全景化的视角，对中国文明形成中*重要的两项因素：农业和礼制进行深入研究，既关注公元前3000年以来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又对各时代极具代表性的发现进行细节剖析，如对陶器造型与功能的辨析、对丧葬习俗的独特理解等，因而颇具启发意义。

冈村秀典（Okamura Hidenori）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所长。1957年生于日本奈良市，1980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1982年作为留学生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历任京都大学文学部助手、九州大学文学部副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和教授，2000年获第13届滨田青陵奖，2019年获“立命馆白川静记念东洋文字文化赏”。师从樋口隆康、林巳奈夫教授，受宿白、邹衡、俞伟超等先生的熏陶，主要研究中国考古学，并多次来华参与考古调查和发掘。著有《三角缘神兽镜的时代》（吉川弘文馆,1999）、《中国古代王权与祭祀》（学生社，2005）、《夏王朝：中国文明的原像》（讲谈社学术文库，2007），编著有《国家形成的比较研究》（学生社，2005）、《云冈石窟：遗物篇》（朋友书店，2006），《云冈石窟的考古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总监修《云冈石窟》共42册（科学出版社，2014-2018）。

译校者

陈馨  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曾于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历史文化学专业攻读博士课程，现就职于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秦小丽  日本京都大学博士毕业，现为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 言 1

章 何为中国文明 1

 节 上下四千年的中国文明 2

 第二节 中国文明的空间动态 10

第二章 文明的萌芽—公元前三千纪的龙山时代 16

 节 农耕社会的形成 16

 第二节 社会的复杂化 26

 第三节 地域间交流的扩大 51

第三章 文明的诞生—公元前二千纪前半的二里头文化 69

 节 王朝的形成 69

 第二节 中国世界的形成 85

第四章 早期国家的形成—公元前二千纪后半的商周时代 99

 节 农业生产的发展 100

 第二节 复杂化的王都结构 125

 第三节 地方统治的结构 149

 第四节 王统和王陵的形成 175

第五章 文明·王朝·国家的形成 200

 节 城乡的分化 200

 第二节 祭仪国家的形成 211

结 语 217

注 释 222

图片来源 235

延伸阅读 237

中文版后记 244

本书以*的考古材料为依托，以文明形成全景化的视角，对中国文明形成中*重要的两项因素：农业和礼制进行深入研究，既关注公元前3000年以来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又对各时代极具代表性的发现进行细节剖析，如对陶器造型与功能的辨析、对丧葬习俗的独特理解等，因而颇具启发意义。

冈村秀典（Okamura Hidenori）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所长。1957年生于日本奈良市，1980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1982年作为留学生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历任京都大学文学部助手、九州大学文学部副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和教授，2000年获第13届滨田青陵奖，2019年获“立命馆白川静记念东洋文字文化赏”。师从樋口隆康、林巳奈夫教授，受宿白、邹衡、俞伟超等先生的熏陶，主要研究中国考古学，并多次来华参与考古调查和发掘。著有《三角缘神兽镜的时代》（吉川弘文馆,1999）、《中国古代王权与祭祀》（学生社，2005）、《夏王朝：中国文明的原像》（讲谈社学术文库，2007），编著有《国家形成的比较研究》（学生社，2005）、《云冈石窟：遗物篇》（朋友书店，2006），《云冈石窟的考古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总监修《云冈石窟》共42册（科学出版社，2014-2018）。

译校者

陈馨  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曾于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历史文化学专业攻读博士课程，现就职于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秦小丽  日本京都大学博士毕业，现为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书从考古材料出发，以考古学方法为主，又辅之以对历史文献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环境与气候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的利用，融会贯通，向读者展现出一幅生动的立体图景，可谓一部全景式解析中国文明形成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