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亲爱的二老：列维－斯特劳斯家书

序 言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是独生子，他给父母写过许多信。他的母亲一直保存着这些珍贵的信件：“他喊我们‘亲爱的二老’。”每当说起收到儿子来信时的感觉，她都会幸福得脸上放光。我们要向她致敬，得益于她，我们如今才能出版这些写于1931年至1942年间的217封信。

父母只能靠他生活，因此暗自谋划送他服兵役，于是有了他与父母的次长期分离。他明白自己在他们生活中的位置，两天写一封信便足以证明。为使父母安心，他经常带着一种吹嘘的口吻——他在美洲信件前言中作了解释。他说自己表现出色，上级向他表示祝贺。吹嘘并非其风格，但他这样做是因为感受到父母对他的担忧，以及儿子不能“成才”的恐惧。父亲是肖像画家，靠订单谋生不容易，而母亲常常想的是如何撑完一个月。

“痛苦的是，完全无法独处。”他于1931年10月在斯特拉斯堡的斯蒂恩军营里这样写道。克洛德毕生追求的，正是这一不可或缺的独处。他并非拒绝与同时代的人共处，而是畏惧任何妨碍思考的声音。因此他选择用通信的方式与人交流。只要允许，他都会陶醉于写信的快乐之中。1939年以前写给父母的信，全部都是手写的，立刻能拿来读，而且没有标注日期。我尽力将其按时间排序，而带注释的校勘本有待完成。克洛德只会涉及一些普通话题、军营的日常生活，以及其与政治人物——安德烈?马其诺、马塞尔?德亚、莱昂·布卢姆——的联系，目的是通过他们的介入，使自己在巴黎服完兵役。在这些长信中，会定期出现一些人物的名字，如今已能得知他们的成就。由于克洛德曾担任社会党学生联盟总书记，所以会经常见到他们，并与他们建立了友谊。但是战争期间的一些立场问题，动摇了克洛德在1931年至1933年间与这些人建立起的信任。

克洛德会向父母表达忧虑。初是物质方面：克洛德的父亲靠订单谋生。然而，自19世纪末以来，绘画和肖像素描受到摄影的严重冲击，订单数量变少。克洛德会经常谈及此事，以示担忧。特别是他的叔叔让因1929年至1931年的金融危机而破产，而在那之前他还能资助他们度过艰难的月末。

1932年夏天，克洛德于巴黎战争部服满兵役，在塞尔韦纳地区度假时给父母写过14封信。他于9月成婚，和妻子定居在蒙德马桑，并在城里的高中谋到份教职。在那里，他给父母写过97封书信和明信片。全部信件并无日期，所以我对其进行了编号。以S开头的信件寄自斯特拉斯堡，P开头则寄自巴黎，而M开头则是蒙德马桑。1935年2月，他乘船去巴西，于是我们看到一封在瓦朗斯中转时的信。

本书的第二部分由50多封美洲信件（1941—1942）组成。克洛德重读了1941年的信，并为其作序。他在2007年把档案交到法国国家图书馆时才发现1942年的信，于是在页边作了旁注（我将其作为脚注）。信件多以打字形式完成，均标注了日期。克洛德应该是想到自己去世后，他的信件昭示着一种历史性时刻。美洲信件按时间顺序排列，所以未编号。在让–诺埃尔?让纳内馆长的鼓励下，克洛德把档案交由法国国家图书馆，还补充了战争期间在纽约写的50多封信。而此前写于1931年至1935年间的165封信，他应该认为不大有趣，而且与工作无关，所以把它们留在了家里。为了便于理解——我允许自己这样做，涉及朋友或亲戚的身份之处，我在页面下方加了注释，涉及作品之处标明出处，还调整了拼写和标点，完善了大部分缩写，为文本划分了段落。

我有理由出版这些信函吗？有人会傲慢地指责我，称信件只关乎一般话题和军营的日常生活，比如一位哲学教师花几个小时缝扣子和擦步枪，给政治人物写信，通过其介入来帮助自己。还有他企图入选朗德省议会，这让他的高中教学生活更加丰富。他在任何地方写的信里，的快乐就是欣赏风景，特别是美食。我们应该品尝丰富的食物。辆车要选车篷可折叠的，考取驾照不易，还有那场爆胎事故，所有人都被丢进沟里，一场选举造势也因此告终。那么应该公开讲述这些不具历史影响力的事件吗？

面对指责，我会回应：这些信约写于八十年前，呈现了一个逝去的世界，许多年轻人会为此颇感震惊。街道上用气体照明，室内靠火炉取暖，只有周日才会分发信件。克洛德向母亲索要几块破布，用来擦亮扣子！我们能想象一个没有多功能用纸的世界吗？还有卫生情况，几天不能洗澡。他描述精准，同等看待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是未来的人类学家。

克洛德讲述了他阅读和看过的电影、戏剧。有了相机之后，他会与父亲分享各种体验。他在斯特拉斯堡时提到了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在法国西南地区时讲述了与父母朋友之间的关系。

在写于2002年的“美洲信件”前言里，克洛德点明了人物的身份或国家，而之前为了躲避审查用的都是代号。这些代号有时让人很难找到头绪。比如他母亲的大姐即阿琳姨妈就被用作代号。涉及美国时，她充当代号，有时又被用作人称（读者能够结合上下文来分辨）。他一直很挂念在法国南部的父母。这一话题不断出现在他的信里，而重复是因为他怕信件丢失。克洛德经常不知要说什么，不能跟他们讲重要的事——得规避审查时令人警惕的话题。他在1942年1月22日的信中自我辩解：“再没有哪个历史时期像今天这样，令身处其中的人感到无比空虚。”纽约信件反映出他对美国的评价发生了变化：年，他充满热情，而第二年，尝到流亡之苦。1942年2月16日，他写道：“尽管这里的人对我盛情款待，但我不会因此而幻想，而是坚定地（或者至少长远来看）只做一个过客——前方是哪儿，我不知道，只希望是归去的方向。”

克洛德去世之后，我需要整理他的材料。阅读这些成堆的信件，我又惊又喜。我仿佛听着他的声音，又见他的模样，各种描述让我想起这个共同生活了近六十年的男人。持重，令人敬畏，鲜为人知。

无论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或是在蒙德马桑次担任教师，又或在纽约流亡，他几乎每天写信。这些书信其实就是日记，而日记恰如一种自画像。

通过公开这些信件，希望人们能了解他隐藏于学者身份之后的另一面。

莫妮克·列维–斯特劳斯

2015 年 6 月

《致亲爱的二老》收录了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1931年到1942年间写给父母的两百多封家书，标题出自他几乎每封信的抬头“亲爱的二老”（ Chers tous deux）。这本家书集由列维-斯特劳斯遗孀莫妮卡·列维-施特劳斯编辑整理，记录了列维-施特劳斯人生中动荡、艰难但也至为重要的10年。

这10年里，他在斯特拉斯堡的斯蒂恩军营里服过兵役；在结婚后定居蒙德马桑，并在城里的高中谋得一份教职；他又乘船前往巴西，在美洲留下了研究和探索的足迹；他还曾流亡纽约，在这里与美国人类学界建立了密切的交往。在信中，他向父母表达自己对物质生活的担忧，讲述自己看过的电影、戏剧，分享拥有相机后的各种体验，也分享自己关于人类学的论文发表后的喜悦。诚如他的遗孀莫妮克·列维-斯特劳斯所说：“这些书信其实就是日记，而日记恰如一种自画像。通过公开这些信件，希望人们能了解他隐藏于学者身份之后的另一面”。

[法]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法兰西学院荣誉退休教授，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著名人类学家，法国结构主义人文学术思潮的主要创始人。 列维-斯特劳斯出生于1908年，早年就学于巴黎大学。青年时代爱好哲学，并醉心于卢梭、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思想；嗣后致力于文化人类学研究达50余年之久。20世纪30年代他曾在巴西考察当地土著社会多年；40年代旅美期间钻研英美人类学与结构语言学，陆续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1959年起任法兰西学院教授。他的学术影响波及人类学、语言学、哲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

部分 战前信件

斯特拉斯堡信件

巴黎信件

蒙德马桑信件

马赛和西班牙信件

第二部分 美洲信件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前言（2002）

马提尼克信件

波多黎各信件

纽约信件

声明

《致亲爱的二老》收录了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1931年到1942年间写给父母的两百多封家书，标题出自他几乎每封信的抬头“亲爱的二老”（ Chers tous deux）。这本家书集由列维-斯特劳斯遗孀莫妮卡·列维-施特劳斯编辑整理，记录了列维-施特劳斯人生中动荡、艰难但也至为重要的10年。

这10年里，他在斯特拉斯堡的斯蒂恩军营里服过兵役；在结婚后定居蒙德马桑，并在城里的高中谋得一份教职；他又乘船前往巴西，在美洲留下了研究和探索的足迹；他还曾流亡纽约，在这里与美国人类学界建立了密切的交往。在信中，他向父母表达自己对物质生活的担忧，讲述自己看过的电影、戏剧，分享拥有相机后的各种体验，也分享自己关于人类学的论文发表后的喜悦。诚如他的遗孀莫妮克·列维-斯特劳斯所说：“这些书信其实就是日记，而日记恰如一种自画像。通过公开这些信件，希望人们能了解他隐藏于学者身份之后的另一面”。

[法]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法兰西学院荣誉退休教授，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著名人类学家，法国结构主义人文学术思潮的主要创始人。 列维-斯特劳斯出生于1908年，早年就学于巴黎大学。青年时代爱好哲学，并醉心于卢梭、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思想；嗣后致力于文化人类学研究达50余年之久。20世纪30年代他曾在巴西考察当地土著社会多年；40年代旅美期间钻研英美人类学与结构语言学，陆续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1959年起任法兰西学院教授。他的学术影响波及人类学、语言学、哲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

S38 

夏尔–阿佩尔街26 号星期四，晚上［1932年1月7日］

亲爱的二老：

写这封信的人很开心，因为他已将明天的假期收入囊中。刚刚终于结束了由来已久的打针。所有同伴都去睡觉了，看着不像生病。而我能休息一两天了。司令医生不假思索就放过了我，假期就这么到手了。我今晚会在家，感觉很惬意，但也得适当为大家服务，因为所有人都躺在床上。而我也乐意为之，因为没费很大力气就准假了！

附上一张两周前照的连队照片。像往常一样，我没有刮胡子，而且摘掉了眼镜（镜片会反光），看着就像十五岁。我把队里所有伙伴都称赞了一番。我的右手边位是洛佩尔，右下方第二位是沙雷尔。从照片左上方往下数第四排，第二个是让内尔，后一个是德尔.佐珀。他们是我周日晚上的玩伴。我在背面标注了下级军官的名字。后请看排的望远镜、37 大炮、Stokes 迫击炮、电话、无线传输和光学设备。

我找到了带框架的盒子，用于妥善放置和携带相机。这个相机非常好；不足之处就是四米之内不能聚焦，而且没有磨砂玻璃。后一个缺陷是没有底座，我明天去商店看能否找到合适的底座。我还没拍过照。如果以后要处理感光片，爸爸，如果不麻烦的话，我更希望你来弄，我不信任那些专业人士。

除此之外，我们的生活节奏非常慢。今天早晨的训练主要是踢足球和装天线，现在是在城墙后方训练，也就是站在阿格诺广场上背朝城区的左手边。下午几乎都是室内作业，只有昨天是在德塞射击场。他们很怕我们感冒，所以安排任何事情都会考虑这一点。

伙食似乎有所改善。今天的甜点是香蕉，据说明天有苹果。这已经是奢侈了！我还没想好明天做什么。出去转转，去科拉莉家看看，好确定周日去哪儿吃午饭，布洛克一家也邀请我了。至于其他亲戚，比如鲍曼、勒维那儿，我就不去了，这会让我很烦。我的亲戚也太多了！每月四个周日，也不难打发！只要有沙发、书或杂志，一天就会过得幸福满满。而且如果我能回巴黎，就只需在这里过十几个周日了！说到这儿，保罗.雷诺应该差不多回去了吧，波勒.雷尚巴克能不能去问问？估计再过一个月帕莱夫斯基也会回去吧？

现在我正在读一本讲弗洛伊德学派的书，是我有一天突然想到的。很有意思，但晦涩难懂。我在第戎的勒布尔索花十法郎买了一本蒲鲁东的精装版小册子，也就是1852 年的第三版《从十二月十日政变看社会革命》。我认为没有价值，只是富于激情。我可能明天开始读。如果下周日天气好，不妨去莱茵河，那会是我次用相机拍照。

妈妈，听你说了外祖父的情况，着实令人伤心。他终没挺住手术，这是意料之中，也能理解。那你要经常去凡尔赛了？这里经常有人问起他。

周日之前我不会写信了，今天会在电话里跟你们解释——亲吻你们。

克洛德

附言：在一本摄影杂志上看到一篇很有趣的文章，讲到用不透光屏制作天空的照片。由于相机配置的问题，我可能无法尝试。是这样，用不透光的黑纸做一个边缘呈细齿状的曲面屏，大约遮住镜头上半部分的三分之二。看着特别棒。先取下磨砂镜头，再放置不透光屏，然后从后面观察具体效果。（水平面）上方看到的是屏幕，而下方（地面）则看不到，其实就是减少了透光度。

M36 

星期五［1932 年末］

亲爱的二老：

中午过后突然冷了起来，气温下降了几度，预计有雨。我们已经开始感觉到冷，而且带来很多不幸的遭遇：牡蛎冻得很牢，得放到火上烤，窗台上的牛奶瓶冻裂了，等等。没有其他新鲜事了。是的，布罗卡收到了你的信并表示感谢。我们现在用的是焦炭取暖，便宜而且暖和，但供热非常不均匀。刚才试着做了肉馅饼，结果惨败，烤了一个半小时也没熟！

我昨天给外祖父写信了。又去看牙医了，还没完！至于学校的工作，我懒得可怕，上课都会迟到，批改作业也会拖延。今天收到了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安德烈. 迪马的《塞文沙漠》。我会寄给你们，这本书看上去很普通，没有趣味。

爸爸，你觉得快有“诺曼底”订单的新消息了吗？多特里之前跟你说的是一月末，你会去看望他吗？希望油画不是可燃物，否则这些作品就处境艰难了。

没有任何皮埃尔的消息，也无车的消息，所以有点着急了。不，爸爸，即便是罗森加特的话，我也不想要密封车。如果巴黎没有消息，我就试着在这边找个熟悉情况的人，挑选一款雷诺的敞篷车。我觉得汽化器难用这个理由并不充分。这的确是个难题，但仅此而已。如果发动机不错呢？我们可以再看看。

活跃的政治氛围令我十分渴望去巴黎。我认为正在全速迈向全国联盟，党内既已确信终的出路，就应该减少退让，因为让步到后没有任何用途。我每天都会看《法国》，它是西南地区左派联盟的机关刊物。这些地区报做得比巴黎的刊物好。《世界报》和《玛丽安娜》已经看完。我写完《欧洲》的总结，就会立刻寄去。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历史》是一部真正的杰作。《玛丽安娜》这周会刊登一篇富有激情的报道，是由墨西哥军队的一名司令写的《追忆福西特上校》，他还是个谋杀犯！

我们亲吻你们。

克洛德

西十一街51号

［1941 年］7月7日

亲爱的二老： 

上周四收到了你们6月15日的来信，但因为当时要和泰蕾兹夫妇去乡下住四天，就想着回来之后再给你们回信。谢谢寄来的书单，但你们没告诉我是否收到了我的所有书，还是只是一部分，可能得确定这个之后才能给你们指出哪些是我必需的。你们给的清单里“缺少大量图书”（我想要社会学、人种学、哲学的），不知是你们没有加进去，还是没收到。不管怎样，虽然书目不全，但还是得感谢你们，挑出的书都很好，等我一有时间就去复印，然后去英国领事馆办手续。我会发电报告诉你们需要做什么。

近几天，工作暂时中断。先是周二，我全天都和里莱特及其两个孩子在一起，他们不知突然从哪儿冒出来，要在纽约度假。她身无分文，等九月中学的情况稳定了，她就能过上清贫但稳定的日子。她很有精力，勇气可嘉。第二天，梅特罗路过纽约，要去海地度假，于是又用了一天时间在人种志博物馆和当地的工作人员聊天。梅特罗的任妻子也在纽约，他想让我认识一下，所以明天我们要一起吃午饭。犹豫了很久要不要浪费这么多时间（主要因为和梅特罗在一起的那天，他告诉我各大专业性杂志任务繁重，所以不可能在六个月之内发表文章），终还是决定和泰蕾兹、迪克一起去了解一下美国乡村，还能一连几天只说英语。而我通常只和法国人见面，所以几乎不会有这种机会。不得不说这一体验着实不错。我开始流利地说英语，不觉疲惫。但我不怎么想再有这种经历了。美国的乡村一点儿也不吸引我。泰蕾兹和迪克都非常友善，随遇而安，对那里充满激情。而我礼貌地假装认同他们的感叹。我们去了几座高约一千米的小山，距离纽约北部约两百公里，位于哈德逊河右岸。风景美丽，但索然无味，就像汝拉山、卢森堡、上洛林地区和孚日山脉之间的地带，有成片的森林，如山毛榉、栎树、冷杉，还有绿油油的草坪、小溪、哈德逊河山谷里的优美小路，这一切既无魅力，也无实际用处。还要说的是，人口密度与枫丹白露森林的情况相当，木屋别墅随处可见，餐馆和咖啡屋遍布各大旅游景点，哪怕再荒凉的地方都有（实乃人迹罕至）。管理部门富有远见，在湖畔设了几张乡村风格的桌子，是为野营的人准备的，还有用铁链拴在树下的绿色垃圾箱！虽然已经在美国电影里看到过这种奇怪的组合，一边是偏僻和真实的大自然，另一边则是各种郊区设施，但亲眼看到还是觉得出乎所料。而且还有许多可爱的动物，松鼠和飞鸟若无其事地在我们面前游荡。我们住的是那种森林里的客栈，老板是爱尔兰人，非常舒适而且清净，餐食也挺奇妙。我们有时散步，有时开车，在附近的湖里沐浴（就在森林里，还有长凳和跳板），采摘方圆几公里随处可见的越橘，但没什么味道。总之很轻松、惬意，但我估计得有一段时间不会想念这种体验了。那里比纽约凉爽多了——纽约近几天的温度叫人难受，晚上甚至觉得冷。

除此之外，没什么要和你们说了。整体局势见好。到目前为止，虽然领土丢失，但并无大碍。我感觉局势能有力地“维持”，而且这么看来，事情不会像之前那样发展得那么迅速。我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当前阶段仍会像以往那样，以一场军事碾压而告终。在这里，看到狂热的积极分子如何像过去一样带着热情漂洋过海，人们就充满信心。这么久了，大家都能辨别什么是好风。但显然迹象并不是很清晰。我上周和安德烈·鲁瓦永一起吃晚饭，度过了一个开心的夜晚，她似乎已经捉襟见肘，可能会接受儿童救济机构的一份非常普通的工作。刚才回来的时候，收到波拉. 卡昂的一条新留言，是关于让– 皮埃尔的事。她大概是收到了W［威比耶？］将军的一封令人费解的电报，好像是在谈钱。还有，我们给吕吕发了电报，他好像也在试着寄钱。即使他们解决了这个财务难题，我还是担心迪娜在办理各种签证时会遇到其他困难。我一会儿就给波拉打电话。今晚吃过饭，我和同事巴尔赞在研究一项计划，我们要一起着手用数学逻辑的方法梳理亲属体系，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我现在正在等一个不认识的美国人，他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夸奖了人类博物馆的那些人。他好像很急切地要见我，我不知为何。

不，爸爸，我还没看夏尔. 卓别林的电影，据说是一部失败的作品，毫无反响。影片的内容受到了诅咒，甚至连异域色彩都没有！但能练习英语。我从罗阿讷的信中得知洛雷特的事了，虽然由此释怀，但我挺同情这些可怜人的。他们好像不堪忍受这种伤心，这又多么令人失望。但愿他们能迅速启程，就当作一种补偿。皮埃尔似乎已经抓住了签证这根救命稻草。梅特罗告诉我，耶鲁大学的人对我印象很好，而且对我的英语很满意，只是可惜我无法去到那边。但不管怎样，还是会邀请我明年冬天去做几场讲座。我觉得我还会去哥伦比亚大学做讲座。对于大学而言，现在不是好时候。学生数量减少（由于服兵役），所以人们对大学的信任度大大降低。学校还得在当地讲排场，所以大部分人过得挺惨的。而且，我也没在任何一所学校看到有头衔的教授。谁知道呢？或许时局变得比我们以为的更快。

亲吻你们。

克洛德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前言（2002）

我的母亲于1984 年去世，留下了我曾经写给他们的信件，开始于我到达马提尼克（乘坐我在《忧郁的热带》中提到的Capitaine-Paul-Lemerle 邮轮经历了长途航行），直到珍珠港袭击、与美国开战，战争中断了与法国以及欧洲被占领的更多地区的信件往来。总共三十二封信（其中三封来自我的姨妈卡罗–德尔瓦耶），我每周都会定期写信。

今天重读这些信件，我感受到了时间的摧残。有些记忆仍在，但有一些被遗忘了，还有一些片段我甚至无法理解。

诚然，谈论政治、军事事件或人物，需要诉诸委婉表述。多年之后，它们成了一个个谜团。跨大洋洲运输公司并非直接把信件运输到大洋彼岸，途中设有中转站。在百慕大停靠时，要经过英国的严密审查，正如信封被撕开的纸条上“开封检查”字样所示。还有些信件（有时大致相似）到达法国时要接受审查，其中三封还盖有德国审查的邮戳。

这无法解释全部。有些时候，我感觉自己陷入无法解释的记忆黑洞。所以，从1941年起，我开始思考用逻辑数学方法处理亲属系统。当时求助于一位比利时同事，他既是哲学家又是逻辑学家，但记不清是出于他还是我的原因，计划搁浅了。直到三年之后，在著名的数学家安德烈·魏尔的帮助下才获得成功，他当时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

同样，我彻底忘记了遇到罗曼·雅各布森之前的几个月，一位美国同事建议过让我学习音位学，法语是phonologie，但如我在信中所言，并未成功。而我今天明白了究竟原因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