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业集（中华文史名著精选精译精注：全民阅读版/章培恒 安平秋 马樟根主编）黄永年，马雪芹导读 安平秋审阅

这是一册吴伟业诗选的注译本。
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晚年自号梅村，明南京苏州府太仓州人明南京苏州府太仓州：入清为江苏省苏州府太仓州，雍正后为江苏省太仓直隶州，入民国废州改县，成为今江苏太仓市。，明崇祯四年(1631)殿试第二名及第，授翰林院编修，累官至左庶子，南明弘光朝曾拜为少詹事。清顺治十年(1653)召授秘书院侍讲，后升国子监祭酒。顺治十三年(1656)丁母忧，后来不再出仕。康熙十年(1671)卒。吴伟业是清初的一位大诗人。乾隆时编辑《四库全书》，他的诗文集《梅村集》被收入且居清人集子的首位。清代史学家兼诗人赵翼撰写《瓯北诗话》，重点评讲了李白、杜甫等十位大诗人，吴伟业也名列其中。他本是明末遗老，乃复社创始人张溥的学生，也是复社的中坚分子。明亡后被迫出仕清朝，但他仍心系明室，满怀故国之思。后借丁母忧，从此不复出仕，隐居太仓十五年方始辞世。他在晚年对仕清这段经历一直深感内疚，后在《临终诗》(其一)中还沉痛地自责说：“忍死偷生廿载余，如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并且嘱咐“死后敛以僧装”，“其前立一圆石曰‘诗人吴梅村之墓’”。于此，我们亦可见其深自愧悔和不忘前朝的心迹。本书所选诗篇多为诗人在明清易代之际及入清之后所作，从内容来看，其中既有诗人对明代兴亡及往事的悼念和感慨，也有从亡国之痛中触发的对故国的怀念与追思。还有的诗，对吴三桂、洪承畴等的丑恶行径进行了斥责，有的对清初虐政表示了不满。总之，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诗人心灵深处一直潜藏着激烈的冲突和巨大的痛苦，这特别在他的《临终诗》(其三)中更有展示，他痛切地说：“胸中恶气久漫漫，触事难平任结蟠。磈垒怎消医怎识，惟将痛苦付汍澜。”这可说是充分坦露出了诗人那满腔无法排解的悲愤心情。有人曾将他况之庾信，因其易代后所作多悲凉幽愤之音，亦寄哀忆江南、感伤遭遇之思也。
下面再讲文学，再谈吴伟业的诗。
谈诗，当然首先令人想到唐诗。所谓唐诗、宋词、元曲，还有明清小说，确实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几颗大明珠。但有两点得弄清楚：一点是并非唐代所有的诗都好，宋代所有的词都好，都是上乘之作，其中蹩脚的、不堪卒读的仍不少。再一点是元明清以至现代人仍在填词，宋元明清以至现代人仍在吟诗，各个时代的诗、词以至其他体裁的作品都仍旧有好的，譬如同志的某些诗词就是公认的佳作，并不因为不是唐诗、宋词而失去其地位。所以写文学史的在清代多写点《红楼梦》《儒林外史》是可以的，但若要缘此而贬低其他诗、词、文章、戏曲，就失之片面了。
说具体点，吴伟业这位清初大诗人的诗好在哪里呢?这倒仍旧需要从唐诗说起。大家知道，唐代有位大诗人名叫白居易。他写的诗里有政治性颇强的五言古诗《秦中吟》和七言古诗《新乐府》，近若干年来颇为人们所推崇。但真正脍炙人口的恐怕还要推他的《长恨歌》和《琵琶行》，这在七言古诗中是一种别开生面的新写法，即一首长诗专写一个人或一件事，而此人此事又具有一定的故事性，使人们读了兴味倍增。据传唐宣宗吊白居易的诗里就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可见这种新体长诗是何等受人欢迎。但能写这种长诗的人就在唐代也并不多，著名的除白居易外只有他的好朋友元稹，曾写过《连昌宫词》，稍后则有杜牧的《杜秋娘诗》(不过这是用五言古诗写的)和韦庄的《秦妇吟》。唐以后的诗未能遍读，记忆中北宋晁补之的《芳仪怨》和元末高启的《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差可继武。再往下数就允推清初的吴伟业了。而且，前面几位诗人都并非专以写这种长诗见长，即使白居易，除《长恨歌》《琵琶行》外，更多的诗是其他体裁，元稹所擅长的更是七言律诗和五言排律而绝非以《连昌宫词》为压卷。吴伟业则和这些前朝诗人不同，在他几十年的创作岁月中，像是动用了主要精力来写这种元白体的七言长诗，其篇数之多绝非前朝诗人之仅得一二首之可比拟。其中如本书入选的包括前面提到过的《永和宫词》《圆圆曲》以及《鸳湖曲》《后东皋草堂歌》《送杜公弢武归浦口》《松山哀》《宣宗御用戗金蟋蟀盆歌》《银泉山》《悲歌赠吴季子》《咏拙政园山茶花》《白燕吟》《茸城行》等等，很久以来就是人们喜爱的名篇，此外这样的名篇在吴诗里至少还有十七八首，只因本书字数有限制，只好割爱而未能入选，这还不包括反对农民起义不宜入选的《雁门尚书行》等。前面说过赵翼把吴伟业列为所评讲十大诗人之一，也正是看上了他这几十首长诗，这确实是我国诗歌领域的一大财富。吴伟业以后仍有人写这一类的诗，有名的如晚清王闿运的《圆明园词》和樊增祥的《彩云曲》，还有民国初年王国维先生的《颐和园词》，但他们的写作数量和作品知名度仍不能和吴伟业比拟。因此可以说，吴伟业在写作这种长诗上是有成就的一大作家，把他的诗列入这套丛书也就出于这个原因。
当然也有人从艺术角度对吴伟业这些长诗表示不满，如在清代就有人说这些诗像“弹词”。所谓弹词，本是一种曲艺形式，有说有唱，唱时弹起三弦或琵琶、月琴，唱词则一般七字成句，唱本长的几十本一部，大讲其情节细致曲折的故事。过去把这种弹词看成不登大雅的东西，所以说吴伟业的长诗像弹词是一种轻蔑。但今天弹词已成为文艺，大学者陈寅恪先生也曾为清代女作家陈端生的弹词《再生缘》撰写专文，并指出无论清人的弹词、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都和唐代流行的佛教讲唱文学“俗讲”有渊源，因此即使吴伟业的诗等同于弹词也无损其价值。何况吴诗毕竟出于大作家之手，较之弹词总有高下之别。再一种议论是嫌吴伟业的诗用典故太多，如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隶事：即用典故。。白、吴优劣，即于此见。”其实诗之优劣决定于思想内容与技巧，和用典故与否不一定有关系。以王先生自己的《颐和园词》为例，从句“汉家七叶钟阳九”开始就用了一连串典故，而不失其为好诗。相反，清高宗弘历的诗倒很少用典故，但伧俗得叫人实在念不下去。这正如一位美人淡妆固美，浓抹也很可爱；如果本身长得不美则无论淡妆浓抹都无法令人生爱。只是读用典故多的诗要多出气力，譬如要出气力把典故查清楚，或者认真看这本书里的注。但想不出一点气力就把文化遗产接受下来，世界上恐怕没有这么便宜的事。
当然，为了帮助读者，使读者阅读这本吴伟业诗不过多地花费气力，还是应该选得好一些，注得、译得好一些。为此，有这么一些考虑。
先讲依据的本子。吴伟业诗早的本子是清康熙七年(1668)吴氏原刻本，有诗十八卷、词二卷、文二十卷，诗是分体而非编年。以后乾隆时程穆衡笺、嘉庆时杨学沆补注的《吴梅村诗集》，乾隆时靳荣藩辑注的《吴诗集览》、嘉庆时吴翌凤的《梅村诗集笺注》都根据康熙原刻，只是前两家兼注词而吴翌凤未兼注，又程穆衡把原诗改编成编年且于文字上有所更正。此外，清宣统三年(1911)董康又根据旧抄足本刊刻了一部《梅村家藏稿》，增多了一些诗篇。本书选的诗基本上出于原刻，少数用《家藏稿》增补，文字则不拘一本，择善而从。
再说选哪些诗。上面说过，吴伟业所以成为大诗人是因为他写了那些长诗，所以这本书以选他的七言古诗为主。此外他的七言律诗、七言绝句也很不错，所以也选得比较多。至于五言古诗，相形之下似较少特色，五言律诗、绝句的成就更为一般，这里各选一二首以备一格。还有六言绝句和五言排律，在吴诗中所占分量更少，就索性不选了。这样选出来有三十七题六十五首，在现存吴诗中虽只是一小部分，但精华多已入选，基本上可以满足读者需要。
吴伟业的诗有个特点，即内容都比较充实，不仅长的七言古诗如前所说都写了人和事，其他律诗、绝句也无不如此，很少有空泛的应景文字。因此每首诗前的提示都得着重讲清楚题旨和写作意图，并尽量考出写作的年月。考年月的工作程穆衡已做了一些，但比较粗，还有不少错误。这里几乎都重新考过，并按照所考得的给这入选的三十七题重新作了编年。
麻烦的仍是作注。注诗本难于注文，何况吴伟业的诗有那么多的典故。程穆衡等三家旧注自然可供参考，但有好些地方并不确切，需要重新注过。而且我发现吴诗用典还有其独特的方法，即往往不简单地引用而要借用。如《杂感》十八讲吴三桂、陈圆圆的七言律诗的颈联是“取兵辽海哥舒翰，得妇江南谢阿蛮”，过去有人认为典故用得不当，哥舒翰并未取兵辽海，谢阿蛮并非生长江南。其实说哥舒翰只是借用这个降将来指同为降将的吴三桂，是“取兵辽海吴三桂”；说谢阿蛮只是借用这名歌妓来指同为歌妓的陈圆圆，即“得妇江南陈圆圆”，这并非吴伟业用典不当而是后人没有读懂它。又如《茸城行》说“学士挥毫清秘楼，征君隐几逍遥谷”，这学士是明末的董其昌，而清秘阁却是元末倪瓒的楼阁，征君是明末的陈继儒，而逍遥谷是唐初潘师正的隐居处，好像又是用典不当，其实只要解释为董其昌在清秘阁那样的地方挥毫，陈继儒在逍遥谷那样的地方隐居就行了，死扣反而讲不通。还有些地方所用典故本来好懂，但旧注没有仔细体会诗意，往往注得不确切。如《国学》所说“伏挺徒增感遇心”，吴翌凤引《南史·伏挺传》说他“七岁通《孝经》《论语》，及长，博学有才思，三世同时聚徒教授，罕有其比，除南台御史，被劾惧罪，乃变服出家，遇赦还俗，侯景乱中卒”，靳荣藩也大体引这几句话，但这和“感遇”有什么关系?其实伏挺此人十八岁时就被梁武帝所识拔做官，吴伟业正是借用这点以自况，因为吴也是青年时就会试、殿试第二，算是受明思宗的识拔。于是这条就得重新注，旧注完全用不上。所以本书在注上是下了功夫的，自我感觉比三家旧注有所提高，还不仅是注语用了白话比文言的旧注好懂。
译吴诗比注倒还容易些，只是要译得很富诗意则不容易。因为白话诗的构思、写作和旧诗不是一个路子，要富诗意只有不管原诗的结构语句，来个彻底重写。但这样诗意也许有了，却不再是今译而成为了创作，读者读了你的创作去看原诗仍旧看不懂。而这套丛书的目的是要读者读懂原文，欣赏原著，创作式的所谓今译岂非与此目的背道而驰。所以我只能采取直译方式，译文力求原诗的每个字都有着落，以便读者和原诗对看。当然，有些地方也不能不加进点原诗表面上没有的词语。因为这些旧诗的字数本有限制，每句或七字或五字，许多地方不能不有所省略。现在作今译，就需要体会原诗省略了哪一些，在译文中把它补出来。否则译文将似断似续、似通似不通，使读者仍难读懂。
读懂旧诗好还要懂平仄、懂押韵。但本书限于体例无法给读者讲平仄诗韵，也无法在注里写出这几句是押什么韵。读者要弄懂，可另找些诗韵书看，启功先生写过一小册《诗文声律论稿》，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比较简明易看。
本书是我和马雪芹合作撰写的。诗由我选定，提示和今译也由我撰写。注的工作繁重，则由马雪芹写出初稿，我修改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