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政治与国际和平:国际政治研究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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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与国际和平:国际政治研究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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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银 主编

出版社时事出版社

ISBN9787519505332

出版时间2024-0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105元

货号29700539

上书时间2024-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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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导语摘要

本书围绕世界政治与国际和平的主题,聚焦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形势与合作,收集了为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维和警察培训中心维和学研究生授课的部分国内专家的研究文章,内容主要涵盖国际发展合作及比较研究、全球治理、联合国制度、维和行动研究等。



作者简介

主编简介:
何银,国际关系学博士,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维和警察培训中心副主任,教授,维和学硕士研究生导师。2001年10月至2002年10月在联合国东帝汶任务区执行维和警察任务,获联合国“和平勋章”。2020年至2022年在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工作。曾赴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赴10多个国家参加学术交流或实地调研。出版中英文专著3部,发表论文30多篇。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联合国维和等。


副主任简介:
孔炜良,军事教育训练学硕士,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维和警务研究中心副主任,维和警察培训中心实战教官,维和学硕士研究生学科秘书,武术(散打)六段。2016年3月至2017年3月在联合国利比里亚任务区执行维和警察任务,获联合国“和平勋章”、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使命勋章”,被利比里亚国家武术协会聘为“和平使者”。主编教材1部、专著1部。主要研究方向为维和警务、维和培训与管理等。


王亚微,兵种战术学硕士,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国际执法合作学院讲师,研究生助理导师。2017年在联合国利比里亚任务区执行维和警察任务,任指挥中心副主任等职,获联合国“和平勋章”。2020年在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工作。长期从事维和警务指挥与管理、境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课程教学任务。主持或参与省部级课题10多项,参编教材著作4部。主要研究方向为维和警务、海外利益保护、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等。



目录

联合国与联合国学()
国际法治与可持续和平
——来自联合国和中国的贡献()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合作:以中非共建“健康丝绸之路”为视角()


国际安全与发展合作篇
新冠疫情下非洲的抗疫和中非合作()
非洲政治治理60年:多重长期困境与潜在创新出路()
美国对非洲安全援助的演变与前景()


联合国维和篇
中国国际维和行动探讨:概念与模式()
联合国维和行动成功的条件
——以东帝汶维和行动为个案()
反思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安全风险及应对()
联合国维和的退化与出路()



内容摘要

本书围绕世界政治与国际和平的主题,聚焦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形势与合作,收集了为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维和警察培训中心维和学研究生授课的部分国内专家的研究文章,内容主要涵盖国际发展合作及比较研究、全球治理、联合国制度、维和行动研究等。



主编推荐

主编简介:
何银,国际关系学博士,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维和警察培训中心副主任,教授,维和学硕士研究生导师。2001年10月至2002年10月在联合国东帝汶任务区执行维和警察任务,获联合国“和平勋章”。2020年至2022年在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工作。曾赴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赴10多个国家参加学术交流或实地调研。出版中英文专著3部,发表论文30多篇。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联合国维和等。

副主任简介:
孔炜良,军事教育训练学硕士,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维和警务研究中心副主任,维和警察培训中心实战教官,维和学硕士研究生学科秘书,武术(散打)六段。2016年3月至2017年3月在联合国利比里亚任务区执行维和警察任务,获联合国“和平勋章”、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使命勋章”,被利比里亚国家武术协会聘为“和平使者”。主编教材1部、专著1部。主要研究方向为维和警务、维和培训与管理等。

王亚微,兵种战术学硕士,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国际执法合作学院讲师,研究生助理导师。2017年在联合国利比里亚任务区执行维和警察任务,任指挥中心副主任等职,获联合国“和平勋章”。2020年在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工作。长期从事维和警务指挥与管理、境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课程教学任务。主持或参与省部级课题10多项,参编教材著作4部。主要研究方向为维和警务、海外利益保护、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等。



精彩内容

治理篇联合国与联合国学张贵洪,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国际组织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AZD099)的阶段性成果,原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4期。作为世界上最具有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既是战后国际秩序的象征,也是冷战和冷战后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在当今应对全球性问题和开展全球治理的过程中,联合国的作用不可或缺,也不可替代。当然,联合国自身和外部环境也面临各种压力和挑战,需要不断通过改革,维护和加强其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中的权威和效力。对联合国的认识和研究同样需要深入和加强。2020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2021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这是加强中国学界联合国研究的重要契机。深化对联合国的历史研究、现实研究、问题研究和外交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学理研究和学科建设,既是中国外交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需要。一、联合国研究需要学科化近年来,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化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学界不断推动国际问题研究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如全球学、周边学、维和学、和平学、国际组织学、国家安全学、改革学、“一带一路”学、中共学(海外)等等。关于“全球学”,参见蔡拓:《全球学与全球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关于“维和学”,参见陆建新等:《国际维和学》,国防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关于“和平学”,参见刘成:《和平学》,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关于“周边学”,参见石源华主编:《中国周边学研究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关于“国际组织学”,参见永达编著:《国际组织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关于“国家安全学”,参见刘跃进主编:《国家安全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关于“改革学”,参见孙万鹏:《改革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陈候胜编著:《改革学初探》,汕头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邓伟志:《“改革学”刍议》,《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9期。关于“‘一带一路’学”,参见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一带一路学”:现实迫切与理论必要》,《人大重阳研究报告》第49期,2019年10月25日。关于“中共学”,参见熊光清:《迅速发展的海外“中共学”》,人民网—人民论坛,2015年10月21日;陈凌:《中国共产党让“中共学”成为时代显学》,《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路克利:《中共学已成为世界显学》,海外网—中国论坛网,2018年7月1日。尽管国际问题研究本身因为其范围的宽泛而很难成为国际问题学,但上述新兴学科的发展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近年来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进步。国内最早(或较早)提出“联合国学”的是庞雨,他在1994年出版的《世界政治大趋势:〈联合国学〉之一》一书中提出“联合国学”的概念。庞雨:《世界政治大趋势:〈联合国学〉之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但这本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或学科研究,也没有对“联合国学”进行具体阐述。该书作者把联合国与中国古代周朝和欧洲梵蒂冈进行了比较。国内学界还没有对“联合国学”进行认真的探讨,甚至在中国知网上查不到一篇包含“联合国学”主题的论文。当然,有学者对国内的联合国研究进行过一些总结。郑启荣:《联合国研究在中国:回顾与思考》,《外交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郑启荣:《中国的联合国研究》,载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孟文婷等:《中国联合国学术研究40年》,《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孟文婷:《中国联合国研究的现状与前景——李东燕研究员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3期。这些总结没有提到“联合国学”,但其中提出“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尚未能形成较成熟的学科体系,缺乏对联合国全面性的研究”的问题。郑启荣:《联合国研究在中国:回顾与思考》,《外交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21页。联合国研究的学科化主要是基于以下的事实和考虑:/00/世界政治与国际和平:国际政治研究文集联合国与联合国学/00/第一,联合国在战后历史中的地位和影响。联合国的成立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也是二战胜利的成果和体现。《联合国宪章》作为最重要的国际法,确立了战后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尽管由于东西方冷战和美苏争霸,联合国的作用受到极大限制,但联合国通过维持和平行动、非殖民化、发展十年战略等行动,仍然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权等做出了巨大贡献。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联合国通过不断改革,在应对气候变化、贫困、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联合国已成为全球性国际组织的成功范例。第二,联合国在现实世界中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尽管存在着种种缺陷和问题,联合国仍然可以被视为当今世界开展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理想平台。联合国的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使其成为国际体系的核心、国际秩序的基石和国际法治的象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在全球化受挫、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不断挑战国际秩序的今天,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主义更显示其价值。在通过发起倡议、推动议程和塑造规范以应对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方面,联合国发挥着独特作用。第三,联合国在我国外交中的作用和意义。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但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越来越重视联合国的作用,并坚定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中国的联合国外交正经历从建设性参与到引领性参与的转型。近年来,中国与联合国合作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为不确定的世界提供了最大的确定性。作为多边外交的核心,中国的联合国外交本身有许多亮点,并且在中国特色的周边外交、大国外交和发展中国家外交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联合国研究的学科化就是要对联合国的历史和现实以及中国的联合国外交进行全面和系统的学理研究,并且主要基于联合国的历史研究、现实研究、问题研究和联合国外交研究。二、联合国历史研究2020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也是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成立100周年。为什么要成立联合国,又如何发展到现在?这是联合国历史研究的基本问题。联合国75年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5年至1990年,即“战后2年 冷战43年”,联合国的作用被弱化和边缘化。联合国成立后,会员国希望建立一个和平、团结和联合的世界,但现实是世界分裂为东西南北:东西方对抗、北约与华约对峙、美苏争霸;南北不平等和差距越来越大。联合国与冷战密不可分,一方面,冷战是联合国发展的基本环境,甚至决定了联合国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联合国成为冷战的一部分。无论是朝鲜半岛问题,还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克什米尔争端,或者是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冲突,联合国都成为一个“原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1950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83号决议,决定授权美国组建联合国军进入朝鲜;在克什米尔问题上,1948年4月和8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两个决议,决定成立联合国印巴委员会,并要求举行“自由和公正的公民投票”决定克什米尔的归属;在中东问题上,1947年联合国大会第181号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成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耶路撒冷由联合国托管。本应成为战后世界“主角”的联合国,却成为冷战的“配角”。东西方对抗严重制约了联合国发挥作用的空间,美苏争霸更使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经常成为对抗的场所而不是合作的平台。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铁城教授所带领的团队曾对联合国前史、联合国成立史和联合国冷战史进行过详细的研究,并指出:“战后美苏从争夺霸权发展到全球对抗,联合国很快被淹没在冷战之中……大国极力要把联合国变成冷战的工具。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和集团政策严重地伤害着联合国,并使其不断陷入各种困境之中。”李铁城主编:《联合国的历程》,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序言”第4页。另参见李铁城:《联合国五十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不过,联合国与冷战之间的关系和逻辑、冷战时期联合国的经验和教训、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特别是早期关系等问题,仍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第二阶段:从1990年至2010年,即“冷战结束后10年 新世纪10年”,联合国的作用上升但仍被淡化。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发挥作用的环境和空间大为改善。随着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协商机制的建立,安理会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数量不断增加,并且更多地应对国家内部的冲突。联合国设立建设和平架构,实施千年发展目标,倡导“保护的责任”规范,为全球安全、发展和人权的治理提供新的路径。在联合国的推动下,防扩散和军控领域取得新的进展,《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得以无限期延长,《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得以签署。但是,联合国的权威却不断受到挑战。1999年,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实施空袭;2003年,同样在没有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以美国为主的联合部队入侵伊拉克;2011年,美英法三国在安理会授权范围之外对利比亚进行军事打击。此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联合国也未能在应对危机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关于冷战后的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的首席新闻发言人弗雷德里克·埃克哈德在他浙江大学讲学的课程讲稿基础上出版了著作。\[美\]弗雷德里克·埃克哈德著,JZ爱门森译:《冷战后的联合国》,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该书不是学术专著,但对了解冷战后联合国的某些事实还是很有帮助的。国内学界对冷战后联合国在维和行动、反恐、气候变化等具体领域和问题上的作用有所研究,但对有关冷战后联合国在全球安全和世界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还缺乏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也没有看到国内学者以“冷战后的联合国”为题的专著。联合国与冷战后的国际秩序、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全球治理意义、冷战后的联合国改革特别是安理会改革进程等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第三阶段:从2010年至今,联合国的作用如何强化。过去十年,联合国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同样突出。2015年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联合国举办了一系列峰会,其中,发展峰会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个具体目标,成为全球发展的指导性文件。《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A/RES/70/1),https://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A/RES/70/1。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近200个缔约方达成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这表明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方面取得普遍政治共识,为全球治理创造了一个新范例。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成为联合国引领全球发展治理的两大关键议程。2015年,联合国还对和平与安全架构进行改革,突出预防冲突和可持续和平。从维和行动到和平行动,表明联合国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的转型。与此同时,联合国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来自单边主义的挑战。近年来,美国已陆续退出10多个国际机构、国际机制和国际条约,涉及国际安全、经贸、人权、文教、卫生、气候变化等领域。2017年1月,美国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12月退出《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制定进程;2018年5月,美国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6月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10月退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争端解决的议定书;2019年1月,美国又正式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月正式退出《中导条约》,11月正式启动退出《巴黎协定》的程序,12月由于美国一直阻挠对新法官的任命,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正式“停摆”;2020年7月,美国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美国还长期拖欠联合国会费与维和费用,是造成联合国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美国的种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为给国际社会带来诸多难题和困扰,加重了国际社会的治理赤字,增加了国际合作的难度,给多边机制带来负面效应。其次,来自非国家行为体和非传统安全的挑战。作为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在处理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和应对非传统安全的挑战方面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手段。尽管在倡导非传统安全的理念和合作方面,联合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如何把非传统安全的理念和合作转化和提升为非传统安全的治理,并与传统安全治理有效结合,仍是联合国面临的重大课题。张贵洪:《联合国与非传统安全治理》,载余潇枫主编:《非传统安全概论(第三版·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59页。再次,联合国自身改革的挑战。传统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的重新加剧,全球性问题和威胁的层出不穷,国际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要求联合国通过自身改革以加强其权威和效力。否则,联合国将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中越来越被边缘化。但是,近十年来,包括安理会改革在内的联合国改革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能否在会员国主导和秘书长推动下,在安全、发展和管理三方面的改革取得成效,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联合国的未来。2015年,中国联合国协会组织国内专家就联合国70年的成就和挑战进行了全面总结。中国联合国协会编:《联合国70年:成就与挑战》,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进行联合国历史研究不仅要回顾过去,更要在总结成就和分析挑战的基础上揭示未来。三、联合国现实研究联合国现实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其机构和功能,即联合国主要是干什么的问题。联合国的功能广泛,主要包括安全、发展、人权,此外,还有人道主义援助、国际法治等。联合国现实研究主要涉及联合国系统在维护国际安全、全球发展和世界人权中的作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是联合国的首要目标。为了避免新的世界大战,在吸取国际联盟教训的基础上,联合国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实行大国一致原则。会员国把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授予安理会,可采取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一切手段以防止侵略、实现和平。冷战开始后,直接的国际冲突主要发生在大国与小国或小国与小国之间,而不是大国之间。联合国在实践中创新地通过了维持和平行动来处理国际冲突。维和行动处于和平方法和强制手段之间,成为联合国解决国际冲突的主要方式。冷战结束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强调维和前的预防冲突和维和后的建设和平。因此,我们需要从全球安全治理和国际公共安全产品的视角来审视和解读联合国维和行动。陈楷鑫:《联合国维和行动:一种全球安全治理的视角》,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程子龙:《联合国维和行动:一种公共安全产品的视角》,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联合国在防核扩散、裁军、军备控制等传统安全领域取得一定的进展。以防核扩散为例,在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效性的同时,积极推动无核区建设,举行核安全峰会,通过《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禁止核武器条约》和安理会第1540号决议等法律文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联合国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海盗、应对气候变化和金融危机、处理难民移民等全球性问题上开展了大量工作。促进全球发展是联合国开展的最为广泛的工作。经社理事会和发展系统机构是联合国规模最大的机构。从1960年至2000年,联合国实施了四个发展十年战略,提出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占国内生产总值(GDP)07%的标准和要求,体现了联合国在全球发展治理方面的探索和努力。2000年,联合国又提出千年发展目标,作为21世纪最初15年全球发展议程的核心内容和国际发展合作的主要框架,成为全球发展治理的一个创举和里程碑。2015年,联合国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继承和升级,也为全球发展治理的转型提供了契机。从四个发展十年战略,到千年发展目标,再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体现了联合国发展事业的继承性和延续性,也标志着联合国在建设全球发展共同体过程中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发展手段的不断超越和转型。在促进全球发展方面,联合国处于核心地位,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是,围绕可持续发展,联合国还需要与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跨地区和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利用各自优势,通过共享发展议程、共建发展秩序,形成合作共治的关系,以完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促进和保护人权是联合国的一项伟大事业。联合国通过制定国际人权法律文件、成立人权事务专门机构、倡导人权理念规范等促进和保护人权,积极开展全球人权治理,致力于建设全球人权共同体。《联合国宪章》中七次提到人权。1948年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进一步明确了人权内涵,人权的内容也得到丰富和发展。联合国还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一系列人权国际公约,以及一些重要的决议和宣言,规定会员国在人权方面的法律义务,有力地促进和保护了世界人权。冷战结束后,人权问题越来越突出,联合国把人权工作提升到新的高度。2005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正式把人权作为联合国的三大工作支柱之一。联合国还积极推动“保护的责任”的规范和“人权先行”的倡议,提出维和行动要以人民为中心。联合国许多机构从事与人权相关的工作。其中,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经济、人道主义和文化)负责处理提高妇女地位、保护儿童、保障难民待遇、消除各种歧视等人权问题在内的各种议题。但是,直接处理和主管人权事务的机构主要包括人权条约机构、人权理事会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0/世界政治与国际和平:国际政治研究文集联合国与联合国学/0/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安全、推动全球发展、促进世界人权中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联合国机构来实现的。联合国通过纽约总部和在日内瓦、维也纳、内罗毕的办事处,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四万多名工作人员,在政治安全、贸易发展、社会人权、科技卫生、劳工产权、文化体育、电信邮政、难民移民等领域开展工作。联合国是一个系统,由主要机构、附属机构、专门机构、基金方案、研究训练、其他实体和相关组织等组成。除了处于联合国系统核心的六大主要机构(又称宪章机构),即大会、安理会、经社理事会、托管理事会、秘书处和国际法院,联合国的15个专门机构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联合国的15个专门机构包括:粮农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农发基金、国际劳工组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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