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书

后 记

海，与人海

这是一本与海有关的书。

关于自然的写作，很多人习惯于做减法，减去喧嚣，减去欲望，甚至也减去了人间烟火气。他们远离人群，为的是更好地回归那个“自然”。所谓自然，并不是一个被割裂的存在，天地万物是一体的。我们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既不侧身于自然之外，也不凌驾于自然之上。这本书中的“海”，是与“人海”纠结在一起的。或者说，我所写下的自然，是与人共存的未经美化和过滤的自然，它是芜杂的，也是尽可能接近真实与准确的。太多难以言明的事物，让写作这本书的过程有些恍惚。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文字是以忧思为底色的，拒绝浪漫与抒情。我并没有从对自然的关注和书写中获得所谓超脱，反而在忧思中越陷越深，体味到了语言无法抵达的一种感觉。把自我放置在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中，才更清晰地看到了我（们）是谁，在做什么。

这些文字，是从自然的野性和苍茫中生长出来的，它没有忽略人的存在。在写作过程中我时常提醒自己，我所看到的，我所写下的，仅仅是自然的一部分，还有一些并没有被我和我们认知，那或许才是更为重要的东西。

我所以为的“自然”，也内在地包含了那种不回避、不迁就、不遮掩的写作态度。对“海”的书写，于我而言其实只是一个切口，这本书企望由此切开和抵达的，是茫茫“人海”。

出生在海边的作家重回渔村实地考察采访，近距离记录城市化进程中渔村渔民的生活现状，在与渔民的交流中追记惊涛骇浪中的惊险往事，在典籍资料中找寻被时光漫漶的民间传奇，谛听海洋环境与人类生活的共振，剖析海洋文化在时代变迁中的流转嬗递，在细致入微的观察记录、悲悯深刻的省思感忏中，揭示自然伦理与人类文明纽结的复杂庞博。

王月鹏，中国作协会员，山东省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曾获山东省委、省政府zui高奖泰山文艺奖、百花文学奖散文奖、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等奖项。

上篇

点灯的人

无字钟

老人与海及其他

成为一座岛

飞蛤

海里的根

打缆

羽翼风暴

网里或网外的海

徐福东渡

一瞬

海事

与海同行

石帆

下篇

另一种桥

夜宿渔村

心愿树

切口

一支柳笛

蚕与茧

食与味

匠心与规矩

在半岛

向海的窗口

“纪念那些未能从海上归来的人们”

海，与人海┃后记

出生在海边的作家重回渔村实地考察采访，近距离记录城市化进程中渔村渔民的生活现状，在与渔民的交流中追记惊涛骇浪中的惊险往事，在典籍资料中找寻被时光漫漶的民间传奇，谛听海洋环境与人类生活的共振，剖析海洋文化在时代变迁中的流转嬗递，在细致入微的观察记录、悲悯深刻的省思感忏中，揭示自然伦理与人类文明纽结的复杂庞博。

王月鹏，中国作协会员，山东省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曾获山东省委、省政府zui高奖泰山文艺奖、百花文学奖散文奖、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等奖项。

点灯的人

那座灯塔已经废弃很多年了。塔楼还在，若是隔了一段距离看渔村，稍微抬一下目光，就会看到北边老龙山上的那个塔楼；倘若距离再远一些，视域中的塔楼则悬到了渔村上方，跟渔村浑然一体。我站在海边，时常凝望那里，总觉得那里残留了一丝亮光，它不同于渔村灯火，也迥异于遥远的星辰，是一种难以言传的光和亮。后来我才明白，那种光亮，与我静夜写作时桌面的台灯有些相仿，是幽微的，也是透彻的，它在穿越夜色之前，已经直抵某个人的心灵。这个发现让我愕然，让我坐在书桌前有了置身汹涌波涛之上的错觉。

当年在老龙山上修建灯塔，是颇有争议的。传说老龙山是龙住过的地方，龙头之上怎么好弄一盏灯呢？后来，渔村的人在海上出事太多了，在山顶弄个“照头”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争议总算平息下来。山上有一处破旧的岗楼，大约是以前打仗时修筑的防御设施。村里要建灯塔了，更确切地说，是要把老龙山上遗留的岗楼利用起来，改造成灯塔。山上没有路，村人用面袋子装了海滩的沙子，一袋一袋扛到山顶；选用的砖，一块足有八斤重，当时算是好结实的材质了。

建一个灯塔，为出海的人，也为等候出海归来的人。

灯塔建好了，渔村专门物色了一个点灯的人。那人叫刘少章，六十五岁，已从船队退了下来，是个出了名的老实人。每天日落时分，他就拄着拐杖往山上走去，等天色暗下来，灯塔就亮了起来。

一个退休的老渔民在为那些回家的渔船点灯守灯，他们老远看见山顶的一灼白光，就知道老龙山到了，家就在不远的地方，船该在哪里停泊才是安全的。在黑咕隆咚的海上，这一丝微弱的灯光，让他们辨明了家的方向。在灯塔修建之前，若是遇到坏天气，船一不小心就偏离了方向，漂到一些没有“海口”的地方，船无法靠岸，一个浪打来，就可能造成沉船事故。

屋外下起了雨。哗啦啦的雨声中，我在听老船长讲述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他的讲述是缓慢的，就像窗外断断续续的雨；历史是断续的，也像这雨，既断且续。

那个点灯人是在九十六岁那年去世的，当时是村里年寿的人。

那盏灯，经历了太多变迁。初用的是煤油灯，外面有一个玻璃灯罩。后来改为汽灯，通宵地亮着。再后来，换成了闪光灯，几秒钟就闪烁一下子。遥想那些有风有雨的日子，渔民在海上望着灯塔，家人在村里也望着灯塔，在这世间，也许唯有这灯光是他们同时看到的东西。这样的一盏灯，在我看来是一个关乎渔民生活和命运的大事，而在他们心目中，这盏灯解决的只是他们在海上的具体困境，对于改变他们的命运并没啥根本作用。若干年过去了，现在依然可以看到当年的灯塔，只是灯早已不在了，点灯的人也不在了。而点灯的地方还在，远远看去，那青灰色的灯塔可以从山上的树木中轻易分辨出来。我和朋友商定，在离开渔村的时候再到那个灯塔跟前看一看。我说不清，为什么并不急于去看望灯塔，以及，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老船长正在讲述关于灯塔的往事，一个老人走进屋来，他们是牌友，每天凑在一起打几圈麻将。老船长问道，刘少章点灯是哪年的事？老人说可能是1980年吧。老船长说不对，应该是1971年，也可能是1968年，或者是1969年，当时已经入社了，肯定是1958年以后的事……两个老人的记忆出了偏差，你一言我一语说了好长时间也无法吻合。他们亲历的往事，已经记不清了。作为后来人的我们，将依循一些被考证的史实，来看待和谈论那段历史。越是有矛盾和出入，我越是感觉到探究和书写的必要。我曾想继续寻访点灯人刘少章的后人，想要沿着这条线索，去寻找和呈现更多真实发生过的往事。后来，我又犹豫了，终于没有去做。当年点灯的人，渔村没有几个人还记得，他们本身已经不在意这个事情了，纵然采访他们的后人又有什么意义？隔了这么多的年月，我究竟想要理清一些什么？我也说不清，我甚至无法理解自己的所思与所为。那盏灯，曾经就那样地亮在渔村北面的老龙山上，还需要我的所谓追溯吗？我对灯塔的所谓寻访，不过是想了解一些历史故事，来确认某种现实，抑或与我所期待的现实形成印证。可是，关于灯塔的记忆，却出现了太多的矛盾和出入，那些老船长似乎并不在意那个灯塔，灯塔在他们眼里，仅仅是灯塔，是回家的一个参照。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先入为主了，在潜意识里赋予了灯塔一些象征的意味。这是所谓知识分子通常的思维习惯，这样的思维习惯在渔民身上是无效的。在当年的渔村，灯塔仅仅是灯塔，这不是象征，也不是细节，这是关涉海上航行的生命，关涉到渔民能否安全回家的一件很具体很紧要的事。我需要做的，是努力从象征的思维中跳出来，回到真切的现实，回到事件的现场。

村人对灯塔的记忆大多淡漠了。几个与灯塔有些关联的老船长，也只是记住了大概情节。时光带走了太多东西。我对灯塔往事的追问，在他们也是有些不解的。我试图用我的方式来看待这个渔村，与这个渔村的现在和历史对话。但是事实证明，我与渔村的对话，是不对称的，也是无效的。关于灯塔，在渔村有不同的说法，每个说法都来自亲身的经历。是否需要统一这些说法，这是一个问题。我曾想，把这些问题以分歧的状态留下，留待后人鉴别和评判。可是，脱离了特定语境，所谓的鉴别，所谓的评判，所谓的看到和理解，又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当时的真实状况？

老船长说，他1992年退休的时候，灯塔还在用着。在他身后的墙上，是一张山东省地图和世界地图，那是他时常要看的。如今，在地图之上，在巨大的“寿”字两边，挂起了一副对联，那是他八十大寿的时候，亲戚送他的贺礼——“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大红的对联盖住了墙上的那张旧地图。老船长坐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讲述关于灯塔的故事。

他一直记着五岁那年的一个秋天傍晚，跟随爷爷去山上点灯的情景。天下着雨，他们披着蓑衣，沿着曲曲弯弯的小路向山顶走去。夜色越来越浓，爷爷手中的那盏灯在风雨里或明或暗，发出不服输的光。他跟在爷爷的身后，提着一桶油，那是汽灯备用的油。沿着山路缓慢地挪动了大约有一个小时，才到达山顶。爷爷点上汽灯，遥望海面，长长地叹一口气。下雨天看不清海上，只看到黑乎乎的一片。船头即使悬挂了小汽灯，在山顶也是看不到的。爷孙俩需要在山上住一晚上。小屋里漏雨，根本就无法入睡，他看着那盏汽灯一直亮着，那个时候他幼小的心灵中并不知道，这盏灯对于海上航行的村人意味着什么。若干年后他当了渔民，当了船长，时常会想起五岁那年跟随爷爷在山顶守灯的雨夜，他似乎更深地理解了那盏灯的意义。再后来，大约是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山顶拉上了电灯，不再需要有人每天上山点灯了，在渔村的房屋里，就可通过电闸遥控山顶的那盏灯。那盏灯，也像其他地方的灯一样，在山顶闪烁，老渔民根据灯的闪烁频率，判断自己到了哪里。灯光作为一种语言，穿越夜色和风雨，被理解和被接受。在海上，两船相遇，也是通过灯来传递信号的，“左红右绿当中白”。他补充说，这是那个年代的国际航海规定。

五岁那年陪爷爷上山点灯的他，如今已经六十多岁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就这样走过。不管走在哪里，他的心中始终有一盏灯在亮着。我知道，当我写下这个句子，它瞬间被赋予了象征意义，然而对于眼前的这个老船长，这一盏灯，是现实中的灯，微弱的光里，有着切肤的迷茫与希望。

“老辈人出海，太苦了，村里很多人都是死在海里的。过去只要遇到了风，技术好的渔民能回来，有的船就顺风漂到了别的地方，终船翻人亡。”村里新建的房屋，门楣大多贴有“一帆风顺”四个字。这个词语，在我们的惯常使用中，是有隐喻意味的，而在这个渔村，这是体的祈愿，不是形而上的，是现实中的正在经历和即将经历的事。后来，每条船上都买了“半导体”，渔民感到很好奇，他们不明白一个小小的机器怎么会说话，而且可以预知天气的好坏。他们把它称为“话匣子”。他们在海上拿着那个小小的机器，反复地端量，觉得这真是一件神奇的事。他们经年累月在海上打鱼，经历了太多的事，再神奇的事都可以在他们或清晰或模糊、或犹疑或坚定的“理论”里得到解释，而现在这个小小的“话匣子”却让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了。这是他们对于科技初的态度和记忆……时光转眼到了今天，船上完全机械化了，先进的仪器，导航、探鱼器，他们都习以为常。是科技，减少了海上的危险。祖祖辈辈出海打鱼的渔民，靠运气和经验在海上作业的渔民，如今可以凭借高科技做出精准判断，实施精准捕捞。海里的资源越来越少。

他说起小时候提着篓子到海边就可以捡到被海浪打上了岸的鱼，有一种当地人称作“离水烂”的鱼，很快就会捡满篓子，他和他的小伙伴们把这种鱼捡回家，用来喂猪。而如今，所有的鱼都明显“瘦”了。有的渔民在网里再套上一层纱网，让网口变得越发小了，再小的鱼也休想“漏网”，甚至连产卵期的鲅鱼，都被他们捕走了。在休渔期，有人仍在偷偷出海，连鱼苗都捞了上来。我们习惯了说“海阔凭鱼跃”，其实在浩瀚的大海里，鱼类也是讲究“水土”的，哪种鱼在哪种地方产卵生长，都是有规可循的。比如，有一种大青虾，每年都会到渤海湾里产卵，它们钻在海底的沙里，一边产卵一边吃沙，虾籽沾在沙上。春天的鱼，大多是带籽的。这种时节，人是不该打搅它们的，更不该捕获和食用它们。前几年，有外地人把定置工具插在渔村附近海域，那是一种“断子绝孙”式的捕鱼方式，再小的鱼苗也不放过。村里的渔民试图制止他们，却遭到了殴打。周边几个村的渔民自发组织起来，驾着自家的船，足有上百艘，浩浩荡荡地拥向外地人占据的海域讨要说法，直到有关部门出面，这事才算平息下来。

眼前的这位海木匠已经九十四岁了。他回忆小时候，渔村家家都有小船，家家都有捕虾的网，他的父亲当时在海会工作，每年开始捕虾之前组织渔民抓阄，所有渔船按照抓阄的位置在海上有序排列，互不侵扰。渔船出海归来，橹都统一放在龙王庙以东的小棚里，由专人看护。海木匠目前所住的这栋房子，是四十四年前盖的，房子东面市场处当时是海，从平房上即可甩竿钓鱼，外面有坝，坝高不足一米，平时海潮一般不会超越，风大的时候，海浪翻过堤坝，撞到墙上，浪花径直溅进了院里。每天晚上，他都是枕着海的声音入睡的。他说，以前渔灯节送灯是在晚饭后，现在改成了白天，以前每到正月十三这天渔村海面灯火闪烁，真好看，现在放灯常常就被船和海上养殖挡住，根本就放不出去。

这个渔村的“农转非”是在2008年12月28日，海木匠记得特别清楚，他说他的新生活是从那一天开始的。他曾在长春打工做过木匠，回村后出了几年海，1962年秋天到了渔村船厂工作，成为一名海木匠，主要任务就是造渔船。造渔船又称排渔船，由专门的海木匠施工。开工之日，先铺船底三块板，名为“铺志”，要放鞭炮，念喜歌，宴请工匠；渔船造到船面，举行仪式，称“比量口”，用红布包裹铜钱放入渔船底盘中间；后的仪式是“上梁面”，安梁时，在船上做一个小洞，内放铜钱，用红布覆盖，再用面梁压住。村里在老龙山上修建灯塔，灯座是由这位海木匠亲手安装的，他和村里的瓦匠一起忙活了一个星期……老人思维清晰，记忆力很好。我想要继续打听关于灯塔的往事，老人却话锋一转，谈到了他的童年。他说小时候的腊月里经常下大雪，雪花飘啊飘，现在再也看不到那么大的雪了，有时候一个冬天也见不到雪花，反而是南方经常下起了大雪。他感慨这个世道的变化。我对这个世界一直是怀有困惑的，且经常把这种困惑归结为不成熟所致。面对这位九十四岁的老人，听他慨叹对世事的困惑，我感到释然。不同的是，老人在困惑之后，更加清楚地知道，的路，就是面对自己的生活。那时候，他过年跟着父亲去邻村赶集，买桃酥，过年拜姥姥和舅舅用。他会缠着父亲买鞭炮，他喜欢放鞭炮。他喜欢过年，因为过年可以收压岁钱，那时的压岁钱是五个小铜板。他喜欢吃糖包、吃甘蔗，那时的甘蔗又长又甜。他喜欢打陀螺，村里的井台底下不小心洒了水，结成冰，男孩就在上面打陀螺，女孩则在屋后荡秋千，秋千是用船上的桅杆架起来的……

听这位九十四岁的老人讲述童年往事，像是在听一个遥远的童话。

他也说到了以前的大海。那时的冬天很冷，海都结冰了，他经常从船上踩着冰走到岸上。寒冬腊月，鱼冻在冰里，他把冰块打碎，把鱼捡回去，主要是黑鱼和黄鱼，鱼肉很厚。

“而现在出海的人，把小鱼仔都捕回来了，一网打上几千斤小鱼仔，这叫自己害自己。”从海木匠这里，从老船长的言谈中，我听到了太多这样的质问。有的渔民觉得，海是大家共有的，你不拉网别人也会拉网。当缺少一个严格的共同的行为规范时，还有什么是可以依靠的？其实这也是当下所有行业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关键是你究竟做了什么？承担了什么？看到一些所谓知识分子在大谈特谈宏大问题，而拒绝从个体生命出发承担那些具体事务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可疑的。

眼前这位老人九十四岁了，一日三餐，日常生活，都是自己打理。我问他，作为一个走过了接近一个世纪的老人，独处时经常会想些什么？

老人说，什么也不想。

这个回答过于简单和干脆，完全超出我的预料，我对此有些隐隐的不满和不解。按照我的惯常理解，作为一个年近百岁的老人，经历了那么多的世事，他一定会在独处的时候，逐一回想，感慨万千。不过，这仅仅是我—— 一个所谓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而在眼前这位老人身上，在很多的人那里，并不是这样看待人生和社会的。我的一些所谓思考，不过是一种想象，我一直在想象我和世界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其实这是靠不住的。

想到了渔灯。在迷茫的大海上，一个人正当无路可去的时候，眼前突现一盏灯，这是多么让人激动的事。我曾经以为，这是一个关于生存的隐喻。而在渔村亲历的那些人和事彻底纠正了我，告诉我这不是隐喻，这是真切的现实。

伍尔夫的小说《到灯塔去》，讲述了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拉姆齐先生全家和朋友们到海滨别墅去度暑假。拉姆齐夫人答应六岁的小儿子詹姆斯，如果翌日天晴，可乘船去游览矗立在海中岩礁上的灯塔。由于气候不佳，詹姆斯到灯塔去的愿望在那年夏天始终没有实现。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姆齐先生和子女重游故地，詹姆斯终于如愿以偿，和父亲、姊妹驾了一叶轻舟到灯塔去。但是岁月流逝，物是人非，拉姆齐夫人早已溘然长逝。

在这部小说中，伍尔夫一定有太多想要表达的东西，却无法完整和准确地表达出来。她选择了意识流。

正如此刻，我想写下对于灯塔的印记，却感到力不从心。

在离开渔村的前一天傍晚，我登上老龙山。我想，是该去看一看那个矗立在老龙山山顶的灯塔了，不管现实中的灯塔是什么样子，我心目中的那个灯塔都已经无法被改变。通往灯塔的山路有些漫长，渔村安排了专人陪我上山。隐在草木间的灯塔，有些荒凉。此前，我一直是远远地看和想象灯塔，现在我来到了灯塔跟前，站在灯塔下看海，看海边的那个渔村，我想起了站在海边遥望灯塔的那些夜晚，心中涌起别样的感慨。我知道我可能再也不会这么近距离地与灯塔相处了。这样的灯塔，在我看来更适合远眺。远远地望着它，就足够了。

眼前一片荒芜，找不到下山的路。我想象若干年前，渔村的人们在山上寻找一条路，只为了点亮灯塔，给渔船指明回家的路。

回家的路如此漫长。

下了山，这次漫长的寻访可以结束了。在渔村的每一个日子里，我都会遥望那座灯塔，却刻意不走到近前，我更想寻找的，是灯塔在渔民心目中的位置，抑或渔民藏在心底的灯塔究竟是什么样子。此刻，这座废弃的灯塔渐渐变得清晰和明朗了。

……

王月鹏从惯性的隐喻思维中奋力跃出，回归现场，回归记忆漫漶处，回归灯火明晦之间每一个交关时刻。于是，王月鹏笔下的意象，不再是孤立于时间外的象征，而成为打开的通道，连接起生命中具体的困境与选择，也由此抵达一种更为畅达、开阔的美学格局。

——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授奖词

王月鹏专注散文创作近三十年，是一位有潜质、有分量、有影响的散文作家。《海上书》是他的文学生命中的一个里程碑。他的目光瞄向自然界变化莫测的“海”，更凝视纷杂浩茫的“人海”。他志在以散文的方式探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深入发掘人间的境遇，深邃的世界。

——李一鸣（文学评论家）

对像守塔者一样，那日夜注视大海的人，身上会有一种持续的不平静，会长出一种信仰和盐来。比如月鹏，他的海边文字，总流露着一缕忧郁和咸苦，有一股粗砺的尖锐和痛感，像卵石，像晶粒，呈现着风吹日晒的诚实、艰辛和苍凉，后来我醒悟：这正是“海盐”的品质。在这个追求舒适和甜度的时代，这样的写作是醒目和不合群的。这是他忧患的结果，这是他悲悯苍生、关注疾苦的结果，他的大海连着人海，他的海底住着村庄、农舍、野草，灯火通明。

——王开岭（媒体人、作家）

有深深的海水在书页间低徊，有澎湃的海浪在篇章里激荡。王月鹏是有大海品性的人，也是当今少有的以文学为生命的人。他的文字光芒内敛，一村一树、一石一沙、一船一桨，都在他的笔下变得有故事，浪漫而高贵。                                                         

  ——尹建莉（《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