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思想史:大字本

《两汉思想史》是徐复观晚年的著作，一共三大卷。以不同时期论文，相继杂纂而成，他于1972年出版的《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作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完整版《两汉思想史》的*卷。之后陆续出版的《两汉思想史》的第二卷、第三卷，分章节研究了汉代的主要思想家的思想和重要的文献，完整架构了两汉的思想大厦。他对《淮南子》、《吕氏春秋》、《史记》、《汉书》、《韩诗外传》、《盐铁论》这些著作进行了细密的分析，陆贾、贾谊、董仲舒、扬雄、王充、刘向的思想光芒跃于纸上。

徐复观（1903—1982），原名秉常，字佛观，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徐家坳凤形塆。著名学者，曾任香港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教授，台中农学院教授，东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华侨日报》主笔。

两汉思想史（一）

自 序

台湾版代序：有关中国殷周社会性格问题的补充意见

三版改名自序

西周政治社会的结构性格问题

一、对西周奴隶社会论者的检讨

二、周室宗法制度

三、周室之封建制度及其基本精神

四、“国人”的性格、地位问题

五、土田制度与农民

六、农民的地位与生活状况

封建政治社会的崩溃及典型专制政治的成立

一、封建政治秩序的崩溃

二、封建社会在赋税重压下的解体

三、在封建社会解体中，国人阶层的发展与转变

四、封建道德的传承问题及宗法由政治向社会的移转

五、开放的过渡时代

六、商鞅变法与秦之统一及典型专制政治出现的关系

七、典型专制政体的成立

八、一人专制的五种特性

九、专制政治的社会基础问题

汉代专制政治下的封建问题

一、问题的限定

二、封建与楚汉兴亡之关系

三、汉代封建的三大演变

四、专制对封建的克制过程

五、在克制过程中对学术发展的重大影响

六、学术史中董仲舒的冤狱

七、东汉专制政治的继续压迫

汉代一人专制政治下的官制演变

一、官制系以宰相制度为骨干

二、三公九卿在历史官制中的澄清

三、汉代官制的一般特性

四、武帝在官制演变中的关键性的地位

五、武帝对宰相制度的破坏

六、尚书、中书的问题

七、中（内）朝问题的澄清

八、尚书在西汉非内朝臣

九、武帝以后的宰相地位与三公在官制中之出现

十、光武对宰相制度进一步的破坏及尔后在专制下官制演变的格局

十一、光武对地方军制的破坏及其严重后果

西汉知识分子对专制政治的压力感

中国姓氏的演变与社会形式的形成

一、引言

二、氏义探原

三、姓义探源

四、周初姓氏内容的演变

五、氏在春秋时代的演变

六、古代平民的姓氏问题

七、姓氏向平民的普及

八、姓氏普及后社会结构的变化

九、以孝为中心的伦理观念的普及与宗族的功能

十、专制政治对宗族势力的摧残

十一、姓氏在对异族同化中的力量

十二、结语

两汉思想史（二）

自 序

《吕氏春秋》及其对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影响

一、《吕氏春秋》内容之检别

二、邹衍学派与《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

三、从《夏小正》到十二纪纪首

四、十二纪纪首的构造

五、明堂的问题

六、十二纪纪首中的政令与思想的分配

七、《吕氏春秋》中的天人思想

八、《吕氏春秋》政治思想之一端

九、《吕氏春秋》对汉代学术思想的影响

十、《吕氏春秋》对汉代政治的影响

十一、十二纪纪首是古代天的观念演变的结果

汉初的启蒙思想家—陆贾

一、刘邦统治集团中的文化问题

二、《新语》的问题

三、五经六艺的真实意义

四、秦亡的教训及儒道结合等问题

五、陆贾启蒙的影响

贾谊思想的再发现

一、时代背景及《贾谊传》

二、《新书》的问题

三、贾谊的思想领域

四、贾谊由秦所得的历史教训（附贾山）

五、贾谊政治思想中的现实性与理想性

六、政治思想中礼的思想的突出

《两汉思想史》是徐复观晚年的著作，一共三大卷。以不同时期论文，相继杂纂而成，他于1972年出版的《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作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完整版《两汉思想史》的*卷。之后陆续出版的《两汉思想史》的第二卷、第三卷，分章节研究了汉代的主要思想家的思想和重要的文献，完整架构了两汉的思想大厦。他对《淮南子》、《吕氏春秋》、《史记》、《汉书》、《韩诗外传》、《盐铁论》这些著作进行了细密的分析，陆贾、贾谊、董仲舒、扬雄、王充、刘向的思想光芒跃于纸上。

徐复观（1903—1982），原名秉常，字佛观，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徐家坳凤形塆。著名学者，曾任香港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教授，台中农学院教授，东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华侨日报》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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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经验，凡考证某一问题，不可能把所有有关的材料，一次搜罗尽净，势必有所遗漏。但若引导的方向错了，便常继续发现与自己结论相反的材料，此时只有对自己的结论，重加考虑，加以改正或放弃，而应以近百年来一些“权威者”所经常采取的文过饰非的态度为大戒。在学问上，能发现某些权威犯有错误的，仅有极少数人才可以做到；一般人，只能在权威圈子里打筋斗。这些年来，国内外对王充、戴东原、章实斋等人的渲染、腾播，即是显著的例子。首先立说的权威，假定继续做学问，则对自己立说的漏洞，必能有所发现。假使由立说者自己把漏洞亲口亲笔表达出来，这该可以减少一般人少走许多冤枉路。但近百年来的风气决不如此，不仅绝少自己发现自己错误之事，并且对他人所指出的错误，要便是“概不答辩”，以保持自己的身份。要便是运用以“游辞”为“遁辞”等方法，使问题更陷入魔瘴。甚至促使受到卵翼的帮派后生出来为他呐喊，或运用政治力量给对方以打击。这是中国在传统历史文化的研究上，经常陷于泥淖之中的重大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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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指出过，两汉思想，对先秦思想而言，实系学术上的巨大演变。不仅千余年来，政治社会的格局，皆由两汉所奠定。所以严格地说，不了解两汉，便不能彻底了解近代。即就学术思想而言，以经学史学为中心，再加以文学作辅翼，亦无不由两汉树立其骨干，后人承其绪余，而略有发展。一般人视为与汉学相对立的宋明理学，也承继了汉儒所完成的阴阳五行的宇宙观、人生观；而对天人性命的追求，实亦顺承汉儒所追求的方向。治中国思想史，若仅着眼到先秦而忽视两汉，则在“史”的把握上，实系重大的缺憾；何况乾嘉时代的学者们，在精神、面貌、气象、规模上，与汉儒天壤悬隔，却大张“汉学”之帜，以与宋儒相抗，于是两汉的学术思想，因乾嘉以来的所谓“汉学”而反为之隐晦。我以流离琐尾的余年，治举世禁忌不为之旧学，也有一番用心所在。这几年来，颇有好学之士，向我问到治思想史的方法。在这里特郑重说一句：我所用的，乃是一种笨方法。十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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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阅过的有关典籍，加以注记，先后由几位东海大学毕业的同学为我摘抄了约四十多万字，其中有关两汉的约十多万字。等到我要正式拿起笔来时，发现这些摘抄的材料，并不能构成写论文的基础。于是又把原典拿到手上，再三反复；并尽可能地追寻有关的材料，这样才慢慢地形成观点，建立纲维；有的观点、纲维，偶得之于午夜梦回，在床上穷思苦索之际。即使是如此，也只能说我的文章，在治学的途辙上，稍尽了点披荆斩棘之劳，断乎不敢说没有犯下错误。李唐有自咏其画之句谓“看之容易作之难”。二十多年来，才渐渐识得一个“难”字。只有在发展的观点中，才能把握到一个思想得以形成的线索。只有在比较的观点中，才能把握到一种思想得以存在的特性。而发展比较两观点的运用，都有赖于分析与综合的工力。我的这种工力虽然不敢说完全成熟，但每写一文时，总是全力以赴，以期能充分运用发展与比较的观点。这可能是我向读者所提供的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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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两汉思想，现时一般的说法：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都是不可信赖的文献；《说苑》则系成书于刘向之前，并非刘向所著。诸如此类，我若不自己下一番考据工夫，要便是把这些著作，从两汉思想中，武断地加以剔除；要便是不考虑异同之见，我行我素地加以阐述。这都不是真正负责的态度。自己下过一番工夫后，凡是他人在证据上可以成立的便心安理得地接受，用不着立异；凡是他人在证据上不能成立的，便心安理得地抛弃，无所谓权威。我每一篇文章中，几乎都作了这种程度不同的努力。对较有关键性的一词一语、一事一物，亦必探索其来源，较量其时代。未曾无批判地接受过传统的说法，也未曾无批判地否定过时人的说法。在证据的打擂台上所得出的结论，这才是可资信赖的结论。若由后起的坚强证据将已得出的结论推翻，这是学术上的进步，我由衷地期待这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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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先秦以及西汉，思想家表达自己的思想，概略言之，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或者可以说是属于《论语》、《老子》的系统。把自己的思想，主要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赋予概念性的说明。这是常见的诸子百家所用的方式。另一种方式，或者可以说是属于《春秋》的系统。把自己的思想，主要用古人的言行表达出来；通过古人的言行，作自己思想得以成立的根据。这是诸子百家用作表达的一种特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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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周到春秋时代，构成政治社会构造者，大概言之，一是以宗法为中心的贵族，二是住在都邑及近郊的国人，三则是在鄙野的农民。奴隶则不过在宗法贵族中担任一种役使及享受工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