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下）

前言

一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清末吴沃尧著，是一部著名的暴露封建专制制度末期政治和社会黑暗的小说。

这种暴露性的小说，在清朝末年义和团起义失败之后，盛行一时，部是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接着就是这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两部代表作打开了道路，后来类似的作品，便风起云涌地出现。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面，把这种小说叫做“谴责小说”。他指出：清王朝自嘉庆(一七九六——一八二○)以来，虽然先后镇压了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的起义，但在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当中，却一次一次地遭到可耻的失败，暴露出这个腐朽的王朝完全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国家。于是，“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

    鲁迅先生把谴责小说的盛行，看作是当时人民对清朝政府绝望后的鞭挞，这是非常正确的。清王朝对于资产阶级改良派所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这就表明它决心顽固到底，对于温和的改良的要求也不能容忍。紧接着两年之后，清王朝又狡猾地利用了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义和团起义，借以排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影响，而当帝国主义侵略联军打进来的时候，又无耻地出卖了起义的农民，在农民的血泊当中，实行所谓“宁赠友邦，不与家奴”，这就表明清王朝乃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工具，为虎作伥的祸首。这样一来，中国人民面前便有了两份有力的反面教材，教导着一个革命的真理：清朝政府是“不足与图治”的，对付之道，只有“掊击”，干脆推翻它，消灭它。谴责小说便是作为“批判的武器”，出现在那样一个迫切要求着“武器的批判”的时候。

     谴责小说里面，清王朝的整个统治机构及其统治下的整个上层社会，呈现出一片黑暗腐朽、肮脏丑恶的面貌。对于革命者和爱国者，对于一切想望未来相信未来的人们，他们可以借助于这种暴露，更清楚地认识敌人，增加对敌人的仇视、鄙视和蔑视，坚定胜利的信心。

    可是，谴责小说也有严重的缺点。鲁迅先生从创作方法的角度尖锐地批判道：“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他批判《官场现形记》道：“然臆说颇多，难云实录，……况所搜罗，又仅‘话柄’，联缀此等，以成类书；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又批判《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道：“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                           

    鲁迅先生所指摘的两点，一是不近情理、违反真实的过份夸张的描写；一是大量堆积、不加剪裁的千篇一律的题材，这些都是创作方法上的缺点，是同作家们政治思想的错误相联系的。

    谴责小说的作者们的政治思想，一般都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改良主义的本质是反动的。中国的改良主义尤其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戊戌变法运动以前，在当时的条件下，改良派的变法运动还有进步意义。义和团起义之后，条件变化了，中国革命向前发展了，改良派日益丧失了进步意义，反动的本质日益暴露出来。他们对封建制度有所不满，但依恋仍深，对帝国主义有一些“敌忾之心”，但幻想亦多。他们害怕的还是人民群众，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进行的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斗争，始终反对。这样，他们就自陷于矛盾之中：在他们看来，现实生活是充满了黑暗和丑恶的，但他们不知道，那丑恶和黑暗的根源正是他们恋恋不能舍去的东西；而惟一能够从根铲除一切黑暗和丑恶的，是来自人民的革命力量，但他们对人民力量，却比对于任何黑暗和丑恶更为害怕。他们的作品应该是针对封建制度的“批判的武器”，可是他们反对在现实生活中使用“武器的批判”。这样，他们当然不可能把“批判的武器”使用得好，不可能把那些黑暗和丑恶的本质深刻地揭露出来，为了加强效果，他们只好求助于大量丑恶故事的罗列，求助于不近情理的夸张了。

    所以，谴责小说对于革命的、爱国的、对未来抱有希望的读者，固然可以有积极的作用，如前所述；可是，对于别一样的读者，作用就很不相同。作者揭露了那样多的黑暗和丑恶，而对之莫可奈何，这就当然也可以引向妥协，正是所谓“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

二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的是从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前后到一九○四年前后这二十多年。中法战争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登上历史政治舞台。中日战争后改良派发动变法运动失败。一九○五年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所以，本书所写的二十多年，恰好是一个段落，改良派在这段时间里，积极地进行了改良的活动；同盟会成立以后，历史已是属于革命派的了。但本书实际写作时间，是在这二十多年的末尾。那时，改良的希望早已破灭，新的革命高潮正在迅速到来，封建专制制度已经是命在旦夕，无药可医。作者在那样的时候，回顾总结二十多年的历史，心情是悲凉的。他声称：“不知此茫茫大地，何处方可容身，一阵的心如死灰，便生了个谢绝人世的念头。”(回)他把一切黑暗和丑恶的现象，统称为“怪现状”，表明他已经很难理解这个世界。结末赞语道：“悲欢离合廿年事，隆替兴亡一梦中。”更是无可奈何，只好视同空虚的一梦。

但实际上，二十年的历史当然不会是一场梦，而“怪现状”也无非是垂死的阶级和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必然的现象。我们从大量堆积的“怪现状”当中，仍然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出二十多年历史的面影。

    这二十多年历史的开端，已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之后。书中没有写到太平天国革命，可是，第四十回吴继之、文述农和“九死一生”三人填词题《金陵图》，不约而同地都写得凄凉哀怨，说什么：“几代笙歌，十年鼙鼓，不堪回首叹雕零。”说什么：“销魂红羊劫尽，但余一座孤城。”三人词中，充满了“台倾”“馆寂”“鬼啸”“磷青”“荆棘”“铜驼”等类的字样。这些虽然表现了统治阶级对太平天国革命的仇恨和诬蔑，但也反映出伟大的农民起义对于统治阶级的打击的沉重。尽管所谓“同治中兴”大吹大擂，但统治阶级的人们只要一回顾这个曾经是太平天国革命首都的城市的历史，便不自禁其战栗和哀伤，哪里有真正的“中兴”的自信?

    而况，太平天国革命尽管被镇压下去了，农民起义的浪潮仍然不断地在冲击着封建统治的基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更是给予封建统治以严重的打击。第八十回至八十一回写成都一个江湖术士的骗局，竟然震动了全省的官僚，弄得“到处风声鹤唳”；第五十八回至五十九回写广州传来一个万寿宫地下有人埋炸药的谣言，把全城文武官员吓得神经错乱，都可见统治者虚弱和恐惧到了怎样的程度。

    一部分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对于封建统治，起着离心作用和瓦解作用。本书的一个特色，是鲜明地把“做官”和“经商”对立起来，写“官场”不是人干的，而“商场”尽管也有“怪现状”，还是比“官场”干净。已入“官场”而坚决要出来的吴继之，未入“官场”而坚决不愿进去的“九死一生”，都有一条似乎很值得骄傲的道路可走；这道路不是《儒林外史》所指出的做隐士，也不是《红楼梦》所指出的做和尚，而是去“经商”。这种商人，不是封建社会中一向为贵族官僚士大夫所鄙视、自己也很自卑的“市侩”，而是公然以“经商”的身份自豪，傲视做官，傲视科举，傲视一切假名士和滥文人，正在通过商业资本的途径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这种社会力量，正是改良主义的基础，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文学作品当中，还是次出现。

    封建皇朝自己早已腐朽，受着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冲击，又有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对它起着离心和瓦解的作用，促使它更加腐朽，更加动摇。这样的政权，当然不可能有效地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第十四回写南洋海军整个系统内上下成风、朋比为奸、无孔不入的贪污，把战斗力腐蚀干净了。中法战争时，驭远号兵轮的管带，远远看见海上一只船，疑心是法国的兵船，逃走都怕来不及，自己开放水门将船沉下，大家乘了舢板逃命，而事后捏报“仓卒遇敌，致被击沉”云云。中法战争当中，清朝的南洋海军就是这样覆没的。可是十年之后中日战争当中，清军在朝鲜平壤的失败，情形就更为可耻。第八十三回写叶军门在平壤被围，公然亲笔写信给日军方面，请求日军“退开一路，让我兵士走出，保全性命，情愿将平壤奉送”，这样地通敌乞怜、放弃守土之后，又“捏报了败仗情形，分电京津各处。此时到处沸沸扬扬，都传说平壤打了败仗，那里知道其中是这么一件事”呢!

    贪污的毒菌，不仅腐蚀了国防力量，而且侵入了统治机构的每一毛孔。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统治者对金钱的无餍的追求。皇朝命在垂危，大小官员在朝不保夕的感觉中，除了抓紧每一个机会量地攫取金钱财货而外，什么也不关心。上自“老佛爷”(慈禧太后)、王爷、中堂、尚书、侍郎、总督、巡抚；下至未入流的佐杂小官，宫里的大小太监，官僚的幕客、家丁、差役、马弁、姨太太、小姐、丫鬟、仆妇，全都撕下了各种假面具，赤裸裸地当强盗、骗子、小偷，当乌龟王八、娈童娼妇，只要能够弄到钱，只要能够取得更高的地位去弄更多的钱。而这种追求金钱的大疯狂，归根到底，就是对人民的敲骨吸髓的榨取，就是国家主权、土地、资源的大拍卖。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寄生虫：善棍、赌棍、买办、讼师、江湖劣医、人口贩子、外国“冒险家”，……都是直接间接依附侵略者统治者的，相互勾结，相互竞争，一起来吮吸人民的血汗。“九死一生”说：“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第二回)指的就是这些现象。

    鲁迅先生引了“九死一生”的这句话，接着就说：“则通本所述，不离此类人物之言行可知也。”我们从鲁迅先生的话，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作者的眼里，只看到这些“怪现状”，只看到这些蛇鼠、豺虎、魑魅之流为害人民，污浊社会，摧残国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社会腐朽没落的垂死面貌，但是看不见人民的力量。当时的人民，并非不声不响、帖帖服服地听凭那些东西吸血，而是正以熊熊的怒火在烧除它们。那些东西的无耻和疯狂，不是表现它们的强大，正是表现它们的垂死的挣扎。事实上，它们已临到被澄清和扫荡的时候。而作者竟看不见这一点，这就使作品沉溺于“怪现状”的演述之中，而缺乏击中要害的批判力量。

……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精装插图本）是“中国古典小说藏本（精装插图本）”中的一种。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成立之初即致力于中国古典小说的整理与出版，半个多世纪以来陆续出版了几乎所有重要的中国古典小说作品。这些作品的整理者，均为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如聂绀弩、张友鸾、张友鹤、张慧剑、黄肃秋、顾学颉、陈迩冬、戴鸿森、启功、冯其庸、袁世硕、朱其铠、李伯齐等，他们精心的校勘、标点、注释使这些读本成为影响几代读者的经典。“中国古典小说藏本（精装插图本）”丛书将这些优秀的经典之作集结在一起，再次进行全面细致的修订和编校，以期更加完善；所选插图为名家绘画或精美绣像，如孙温绘《红楼梦》、孙继芳绘《镜花缘》、金协中绘《三国演义》、程十髮绘《儒林外史》等，以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

吴趼人著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清代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共108回。小说通过主人公“九死一生”二十年间的遭遇和见闻，反映了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前后到20世纪初期的社会现实，暴露了封建社会总崩溃时期统治阶级的腐败和堕落，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封建末世社会行将崩溃的历史画卷。

吴趼人 （1866—1910），原名宝震，又名沃尧，广东南海（佛山）人。清代著名谴责小说家，代表作品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九命奇冤》等。

张友鹤（1907─1971），安徽安庆人。著名的校注家，报人。校注过《唐宋传奇选》《镜花缘》《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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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趼人著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清代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共108回。小说通过主人公“九死一生”二十年间的遭遇和见闻，反映了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前后到20世纪初期的社会现实，暴露了封建社会总崩溃时期统治阶级的腐败和堕落，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封建末世社会行将崩溃的历史画卷。

吴趼人 （1866—1910），原名宝震，又名沃尧，广东南海（佛山）人。清代著名谴责小说家，代表作品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九命奇冤》等。

张友鹤（1907─1971），安徽安庆人。著名的校注家，报人。校注过《唐宋传奇选》《镜花缘》《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