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哗中的谛听

·甄嬛传》《梦回大清》等成为现象级作品。因不满女性在历史中的长期缺席和男尊女卑性别秩序的设定，网络文学中的女性历史书写通过“穿越”的叙事策略和天马行空的飞扬想象，致力于男权历史的解构、女性王国的虚构及母性家谱的建构。从而赋予女性浮出历史地表的合法权利，彰显出女性企图进入历史和获得历史的热切诉求。

一、传统历史的解构

“羽翼信史”的叙事准则。在对家国天下兴衰荣辱的描述中，追求气魄恢宏的史诗巨著。但从性别视角来看，女性则必须面对没有历史的尴尬。在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传统历史题材作品中，女性或为被遮蔽的存在，或为水性杨花的祸源。漫长的封建时代，男权文化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彼时的女性尚未浮出历史地表，更不可能在文学世界中得到公正客观地呈现。

20世纪初期，西方女权思想经由马君武等人的译介进入中国，一时间“男女平等”和“男女平权”的呼声响彻华夏。此时，女性的解放不再局限于思想学理范畴，而是含纳了实践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政治与时代的双重召唤下，秋瑾、吕碧城等时代新女性应时迎世而出。作为女性解放运动热情的鼓吹者，她们勇敢地突破了闺阁的拘囿，走向时代的广场中心。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她们用大量的杂文和诗歌写作唤醒女性意识的觉醒，并将女性解放纳入救亡图存的宏大语境中。

“女国民”的资格。此后，这种女性叙事路径被解放区的丁玲和“十七年”的杨沫所承继。在这些女作家建构的文学世界中，男性不再是重要的中心人物，而是逐渐发出了独属于女性的心音体感。女性作为力量的一级，通过男性导师的启蒙与引领获取到进入历史的权利。此时，女性作家以乐观主义和献身精神完成了对历史极富浪漫化的想象。

“新历史”书写蔚然成风后，女性书写者开始表现出对“女国民”形象的质疑与解构。作家们逐渐意识到20世纪初“男女平权”的倡扬只是启蒙运动再造国家的应急策略。真实的女性境遇，真切的女性心理及真正的女性历史依然处于喑哑的情状。因此，历史非但不能庇护遭到曲解的女性，反而与男权合谋成为巨型异己力量。无论是铁凝的《玫瑰门》，还是王安忆的《长恨歌》，这些作品在对女性境遇的切肤体恤中都表现出进入历史的艰难。争权夺利而又遍布残酷的血腥历史里没有女性的生存空间，更不可能为健全女性的精神确立提供生长的环境。她们的偶尔在场，或为男性主人公的情爱陪衬，或被男权文化强势蚕食。历史本身便是女性存在的深渊镜像。此时的女作家们勘破了既往历史在男权文化掌控下对“女国民”的蛊惑和利用。面对历史，女作家们悲悼着自身力量的微渺，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悲凉之感。在大历史的坐标中，女性的边缘位置如此固定，以至于留给女作家的除了在作品中叹息感伤之外似乎别无出路。

“修辞想象”，那么历史就不应该独属于男性，而是平等地赋予每个试图叙述和理解它的个体。于是，男权历史的颠覆和女性历史的建构就具有了某种不证自明的合法性。

“这一个”——潘金莲在作者笔下被描述成既有美貌才华，又具备独立自主意识的美好女性；而奕杉的《梦为蝴蝶也寻花》则让现代社会的女性带着情感的伤痛穿越附体在颇具争议性的鱼玄机身上，虽然身处封闭保守的封建社会里，却依然不能掩盖鱼玄机特立独行的个性风采和坚强不屈的抗争精神。

“穿越”叙事策略，瓦解了男权历史的“正统”叙事，对传统的历史认知方式形成了有力的冲击和荒诞化的反讽。在这里，女性作者试图通过女性与男性两种叙事视角的比较，来完成对男权意识的解构——这样的解构不仅指向性别，更指向历史。基于此，在网络文学的女性历史写作中，“‘穿越’显然已经不能被仅仅视为叙事手段，而更多成为一种企图打破现有时空秩序的、与现有的历史小说观念格格不入的另类历史文化；其作者、受众以及故事内核也越来越‘女性化’”①，女性作者笔下的穿越文学试图呈现出一个被正史所剔除、被宏大叙事所屈抑的女性历史。

“架空小说”。主人公穿越后面临的世界并不是历史上实有的，而是一个架空和幻想的国度。这些小说“借着一幻想国度的建立或消失，科幻小说作家寄托他们逃避、改造或批判现实世界的块垒，实验各种科学及政教措施”②。这些作品贯注着作者感时忧国的历史意识，彰显出晚清文人对国家民族坚定的自信与期许。

“穿越”的叙事并不仅仅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游戏之举，而是时代女性们利用幻想构建起的诗意桃花源，用以抵御现实生活中爱情的缺失和事业的挫败。

“四大穿越奇书”的《末世朱颜》《木槿花西月锦绣》《迷途》《鸾，我的前半生，我的后半生》皆以男女主人公令人动容的爱情故事为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女主人公在追求美好爱情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女性的独立自主精神。比如《木槿花西月锦绣》中的木槿不过是一个地位卑微的婢女，但她没有遵从古代男子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婚姻制度，而是在精神契合的基础上寻求两性平等的婚恋模式。

“庙堂政治”，以戏仿历史的方式解构了男性为主导的神圣历史，以感性的体验和个人情爱的狂欢化叙事回避了历史哲学的审美诠释。但女性的抗争和觉醒仅止于在婚恋欲望层面，穿越小说的作者没有站在历史的纵深处去审视性别政治的根本缺憾，而是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她们书写的意图不过是暂时出离生活的黄粱美梦。这样的梦，与心灵有关，与理性辨别和历史真实无关。

二、女性历史的虚构

“新历史主义”女性书写探寻的是渐进式的性别觉醒之路，那么网络文学中女性历史书写中的“女尊文”与“女权文”则表露出狂飙突进式的性别革命意图。在这类小说中，写作者将女性定位为历史的核心形象，这些女性在虚构的历史中披荆斩棘，她们不再是寻求男性保护的贤妻良母，而是冲破闺阁的狭小天地，进入社会公共空间，用不亚于甚至优于男性的智慧和才干去开创基业或引领民众。在历史的坐标中，她们不再需要男性的启蒙和许可，而是带着强者的自信介入历史，成为至高无上的统领者。令她们沾沾自喜的也不再是获救感，而是救世感和创世感的“天赋人权”。

“女尊文”和“女强文”的新异之处是颠覆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女性作家在对旧的父权伦理和性别秩序感到幻灭之后，重新界定了性别秩序和女性的历史地位。为此，网络文学的女作者煞费苦心地虚构出女尊男卑的乌托邦王国。在这个女性当家做主的理想国中，女性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中来去自如。社会公共空间里，在类似中国古代的社会背景下，这些女性形象有的是国家的统治者——当然这些女性的权势地位并不是唾手可得的，天降重任的她们不仅要有出众的智谋才略，还要具备随时化解政治危机的能力（《美男十二宫》）；有的则如花木兰一般通过女扮男装的方式成为沙场上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军中豪杰（《凤城飞帅》）；有的在乱世纷争中挺身而出，救民于水火，决胜于千里，后使国家四海清平（《少男丞相世外客》）；更有许多女性怀抱改写国家历史的胸襟抱负，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她们实行了一系列国富民强的变革之法。如开埠通商、兴办学堂、延揽人才等（《凤穿残汉》）；或者拥有卓绝的商业才能和果决的执行力，成为商业领域的时代弄潮儿（《绾青丝》）。

由此可见，在网络文学中，女性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完全置换了男性，成为公共空间的核心力量。而且通过戏弄和役使男性，消解了男权历史和性别等级曾经的权威感与紧张感，并因为有效地运用了男女置换的方式，致使文本呈现出戏剧性的冲突和反差，客观上起到了对男权历史解构的作用。网络文学中的女性历史小说虚构出的女主角大多用她们的智慧、谋略以及坚韧不拔的毅力实现了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改变了男权社会女性的附属身份和卑微情状，这些描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意义，折射出现代女性的心理期许和成长奋斗历程。

“报复性”和“戏谑化”书写，从而明白无误地传达出男性的卑微地位及女性在情感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和掌控地位。

“女尊文”与“女权文”在两性情感关系中，与男性作家一样强调“颜值”的重要。譬如男性如要获得杰出女性的情爱，容貌的优劣成为首要的考量标准。在这类颇为另类和激进的网络文学中，男女两性不论从外貌还是内在心理层面都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女人置换为男人，而男人则被置换为女人；或者说是女人男性化与男人女性化。女性大都风流倜傥或强悍豪壮，她们在建功立业的过程中，不断地邂逅到令人心动的美男子，而男性则重视外表和德行的修为。

“将男性当作纯粹的审美物，或欲望化的客体。男人沦为被使用、被观赏、被看的‘物’。女性作者和读者可以毫不羞怯地把他们作为美和欲望的观看对象”①。瑞珠的男宠“因为被瑞珠抬着脸看得久了，那张瘦瘦的脸上就慢慢透出一层淡淡的红，在红烛掩映下倒也出了几分我见犹怜的风韵”①。除此之外，在诸如《鸳缘》《阴阳错》《爱江山更爱美男》《君韵》《一曲醉心》《姑息养夫》《女权天下》等小说中，都曾出现过类似的场景与情节。男性的伟岸和阳刚之气被柔顺和俊美所取代，女性从阴柔姣美转变为阳性十足。在情爱关系模式里，网络文学中的女性历史书写也多从女性视角出发，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