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黑金典藏版）

|序 言

我写这本书，是为了准确刻画出那群隐匿于我们之中的神经症患者，刻画出实际推动他们的内心冲突，刻画出他们的焦虑、他们的痛苦，以及他们在人际交往和自我认识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在这本书中，我并不打算提及任何特殊类型的神经症，只想集中讨论在我们这一时代里，近乎所有神经症患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共同表现出的性格结构。

在书中，我将重点置于以下两点：神经症患者内心实际存在的冲突，以及他们为解决这些冲突所做的种种尝试；他们内心实际存在的焦虑，以及他们为抵御这些焦虑所建立的防御机制。我强调实际境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抛弃了传统的认为“神经症本质上形成于早期童年时代的经历”这一观念。但我确实又和众多精神分析作家不同，因为我并不认同要将注意力片面地集中于童年时期，也不认同将患者后来的反应看作是其幼时经历的本质性重现。我想向大家证明，患者童年时代的经历与其后来展现出的内心冲突这两者间的关系，远比一般精神分析学家所猜想的更为复杂。一般情况下，这些精神分析学家只觉得这两者间无非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但事实远不止于此。尽管童年时期的经历为神经症提供了决定性的条件，但它们不是导致出现后来种种困难的原因。

当我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实际的神经障碍时，便可以意识到，神经症的出现并不仅仅局限于偶然的个人经历，我们所处的特定文化环境也会促使其发生。事实上，文化环境不仅可以为个人经历增添分量和色彩，而且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们的特殊形式。举个例子，一个人的母亲无论是专横跋扈或是富有自我牺牲精神，都是其个人命运，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要想判断其母亲究竟是专横跋扈还是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则必须依赖特定的文化环境。同时，正是因为这些已有的文化环境，这样一次经历才会对其日后生活产生影响。

充分意识到文化环境对神经症的重要影响后，那些被弗洛伊德认定为神经症根源的生物因素及生理因素，便自然而然地退回其充当背景的次要位置上。只有在分析了大量精确的事实材料后，这些次要因素的影响才能被考虑进去。

这种思维倾向，让我对神经症中的许多基本问题作出了新的解答。尽管这些解答针对各种不同的问题，例如受虐狂、对爱病态需求的内涵、病态犯罪心理的意义等，但这些问题都基于一项共同理念，即焦虑对产生病态的性格倾向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我的许多解释都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截然相反，一些读者可能会问这是否还能算作是精神分析。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认为的精神分析中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你认为精神分析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整套理论，那么，我这里所提及的一切对你而言都称不上是精神分析。但是，如果你相信精神分析的根本是某些特定的基本思路，其目的在于解析无意识过程的作用以及这一过程的表现方式，并且以心理治疗的方式使这些过程得以察觉，那么，我这里提到的就可以称之为精神分析。我认为，全然拥护弗洛伊德的理论，会使我们面临僵化的危险，即我们在神经症中只能发现那些弗洛伊德理论希望我们发现的东西。这是一种会导致精神分析停滞不前的危险。我相信对弗洛伊德伟大成就的尊敬，应该是将他所建立的基础发扬光大，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才能完善精神分析在未来的种种可能，使之不仅成为一种理论方法，更是一种治疗方式。

这一解释同时也回答了另一种可能提出的问题：我的解释是否是一种阿德勒(1)式的理论。确实，我的理论和阿德勒曾强调过的某些观点有共同之处，但就其本质而言，我的解释建立在弗洛伊德奠定的基础之上。事实上，阿德勒的理论恰好是我这一说法的例证，他证明了，如果只是从单一方向观察探索心理活动，不以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为基础，那么对于富有创造性的人来说，这一过程也会变得枯燥乏味。

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阐述我认同或不认同其他精神分析作家的观点，所以整体而言，我只有在自己的观点同弗洛伊德的产生重大分歧之处，才会加以争论辩驳。

我在这本书里提及的一切，都是在对神经症漫长的精神分析研究中所收获的成果。若是要提供我的理论所依据的材料，那可能要将若干年来我诊治的病人的详细病案都容括进书中，可本书的目的是概括性地介绍神经症所表现出的种种问题，所以，上述做法对本书而言无疑是一种累赘。然而，即便是没有这些材料，同行专家亦或是外行人都可以检验我的理论是否正确。如果碰巧他是一位细心善查的人，那就甚至可以用自己的观察与经验同我的假设相比较，并在此基础上抵制或接受、修正或坚持我所说的一切。

本书的文字通篇朴实浅显，为了保证清晰，我尽量避免讨论过多细枝末节。同时，我也会尽可能避免使用技术性术语，以免这些术语干扰清晰的思考。因此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许多读者（尤其是那些外行人）会认为神经症人格这一问题简单易懂，但这种结论是完全错误甚至危险的。我们必须要认清，所有心理问题必然都是极其复杂且微妙的，如果不愿意承认这一点，那么好还是不要读这本书，否则你会发现自己越看越糊涂，而且会因为找不到现成的套用公式而感到失望。

这本书是写给那些对此方面感兴趣的外行人看的，也是写给那些与神经症患者打交道，而对此类问题颇为熟悉的专业人员看的。这些人中不仅包括精神病专家，也包括社会工作者和教师，还包括那些已经意识到心理因素对不同文化研究的重要性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此外，我也希望神经症患者本人能从本书中学到些什么。如果神经症患者在原则上并不把心理学思想当作是一种侵犯和强加，并对此予以驳斥，那么他就可以根据自身承受的遭遇，更敏锐也更彻底地理解心理学的错综复杂，而他的这种理解能力是他那些健康的同伴们难以企及的。然而，不幸的是，了解自身处境后，并不能治愈他的疾病，因为在他读的书中，他可能更会觉得书中反映的是他人的影子，而不是他自己的。  

我借此机会，对本书的编辑伊丽莎白.托德小姐表示感谢。同时，我也在书中正文部分提及了那些帮助过我的作家朋友。我想向弗洛伊德致以诚挚的感谢，因为他为我们的探索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研究工具。同时，我也要对我的患者们表示衷心感谢，因为我所得出的一切理解，都源于我们共同的合作。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是卡伦·霍妮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她的成名作。全书以平实的语言、清晰明了阐述了霍妮文化神经症理论的基本主张，详细论证了文化因素与神经症形成之间的关系，着重分析了敌意、控制、嫉妒、依赖、逃避、自虐等一系列神经症表征以及神经症病人对爱、财富、权力等病态追求背后的文化基础和根本动力，强调了神经症病人在面对现实冲突时的反应，以及为化解冲突病人所承受的痛苦和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本书是霍妮对正统精神分析的彻底批判和修正，标志着其思想的形成，也标志着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开始形成。

卡伦·霍妮（Karen Horney，1885-1952）

德裔美国精神分析学家。被公认为是与阿德勒、荣格、兰克、弗洛姆等齐名的西方当代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主要代表。

1912年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精神病医院担任医师，1920年私人开业，并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任教。1932年移民美国。初期担任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副所长，后迁往纽约重新开业，并在社会研究新学院任教。

霍妮是社会心理学的zui早的倡导者之一，主张以文化决定论替代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是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她的重要著作有《精神分析的新方法》（1939）、《自我分析》（1942）、《我们内心的冲突》（1945）、《神经症与人的成长》（1950），以及她去世被整理出版的《女性心理学》（1967）等。

杨佳慧

香港城市大学语言学硕士，持英语专业八级、上海高级口译证书，曾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翻译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第20 届、第21 届星光奖及2011 年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等相关材料。译作有《醒来的森林》、《zui美zui美的自然手记》。

序   言

|章|

神经症的文化及心理内涵/ 001

|第二章|

为何谈起“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019

|第三章|  

焦虑/ 029

|第四章|  

焦虑与敌意/ 049

|第五章|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069

|第六章|  

对爱的病态需求/ 093

|第七章|  

再论对爱的病态需求特征/ 107

|第八章|  

获求爱的方式及对冷落的敏感/ 127

|第九章|  

性欲在爱的病态需求中的作用/ 139

|第十章 | 

对权力、名望及财富的追求/ 153

|第十一章| 

病态竞争/ 179

|第十二章 | 

逃避竞争/ 199

|第十三章|  

病态的负罪感/ 223

|第十四章|  

病态受苦的含义（受虐狂问题）/ 251

|第十五章|  

文化与精神症/ 273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是卡伦·霍妮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她的成名作。全书以平实的语言、清晰明了阐述了霍妮文化神经症理论的基本主张，详细论证了文化因素与神经症形成之间的关系，着重分析了敌意、控制、嫉妒、依赖、逃避、自虐等一系列神经症表征以及神经症病人对爱、财富、权力等病态追求背后的文化基础和根本动力，强调了神经症病人在面对现实冲突时的反应，以及为化解冲突病人所承受的痛苦和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本书是霍妮对正统精神分析的彻底批判和修正，标志着其思想的形成，也标志着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开始形成。

卡伦·霍妮（Karen Horney，1885-1952）

德裔美国精神分析学家。被公认为是与阿德勒、荣格、兰克、弗洛姆等齐名的西方当代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主要代表。

1912年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精神病医院担任医师，1920年私人开业，并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任教。1932年移民美国。初期担任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副所长，后迁往纽约重新开业，并在社会研究新学院任教。

霍妮是社会心理学的zui早的倡导者之一，主张以文化决定论替代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是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她的重要著作有《精神分析的新方法》（1939）、《自我分析》（1942）、《我们内心的冲突》（1945）、《神经症与人的成长》（1950），以及她去世被整理出版的《女性心理学》（1967）等。

杨佳慧

香港城市大学语言学硕士，持英语专业八级、上海高级口译证书，曾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翻译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第20 届、第21 届星光奖及2011 年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等相关材料。译作有《醒来的森林》、《zui美zui美的自然手记》。

神经症的文化及心理内涵

今天，对于“神经症”一词，我们使用得颇为随心所欲，但对于该词的实际含义，我们总是缺乏清晰的概念。通常，它只是人们表示反对时使用的一种自以为博学的表达：以前人们口中的懒惰、敏感、挑剔或多疑，如今很有可能就直接被冠以神经症之名。尽管在使用时，我们的脑中并不了解这一术语的确切含义，但对于能够使用该词的对象，我们还是十分清楚的：我们会下意识运用一定的标准决定选择的对象。

首先，神经症患者在其对外界事物的反应方面有别于普通人。比如，有个女孩，宁愿在普通员工中做沧海一粟，也不愿接受加薪，不希望被领导赏识；还有的艺术家，每周只挣三十美元，若他愿意在工作上投入更多的时间明明可以赚取更多，却只愿在那三十美金的基础上享受生活，花大把时间与各种女人厮混，或沉溺于奇技淫巧。对于这类人，我们将其认作患上神经症情有可原。因为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仅仅熟悉一种行为方式，那就是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征服世界、超越他人、赚取远远超过维持生存所需的金钱。

这些例子揭露了一条我们将一个人称为神经症患者的标准，即某人的生活方式是否符合我们这个时代承认的行为方式。一个女孩没有竞争欲，或是至少没有明显的竞争欲，如果她是生活在普韦布洛（Pueblo）印第安文化中，那么这也不足为奇；若是那位艺术家住在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小村落或是墨西哥，他的生活方式便也稀松平常。因为在那些环境下，不会有谁想赚更多的钱，或是在所做的一切已经完全满足现需的状况下，还做出更多努力。这种想法对他们来说本就不可思议。追溯至更古老的时候，古希腊时期，在完成所需工作的基础上还想超额完成的态度，会直接被断定为下流。

因此神经症一词，虽然来源于医学术语，但在当下的使用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文化内涵。我们可以在对病人的文化背景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知道他的腿部骨折了，但如果在相同情况下，面对一个声称自己有种种幻觉并对其幻觉深信不疑的印第安少年(1)，我们直接诊断其为精神病患者，就很可能需要冒极大的风险。因为在这些印第安人的特殊文化中，拥有幻觉是天赋异禀的表现，是神灵所赐予的福祉，因此，人们无比尊敬拥有这一禀赋的人，因而这类人不仅可以得到威望还能享受到各种特权。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如果有谁声称曾与自己已故的祖父长时间聊天，那么他一定会被认为是神经病，但在某些印第安部落里，与祖先交流是大家广为认可的现象；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一个人十分忌讳已故亲属的名字，只要别人提及便大发雷霆，那我们一定会认为他是神经病，但在基卡里拉.阿巴切人（Jicarilla Apache）的文化中，他的这种行为是正常不过的；在我们的文化中，一个男人如果因为触碰到了经期女性而表现得极度恐慌，我们会认为他是神经病，然而在许多原始部落中，对女性月经的恐惧却司空见惯。

关于何为正常这一观念，不仅会因为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就算在同一文化环境下，也会因时间推移而发生改变。譬如，当今时代，如果一个成熟且独立的女性仅仅因为自己曾有过性关系，便自认为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不配再有好男人爱”，那么至少在大多数社会圈子中，她会被认为是神经病。而在大约四十年前，人们却认为这种罪恶感是理所应当的。正常与否这一观念还会因社会阶级的不同而产生差异。例如，在封建阶级中，一个男人只需在征战和狩猎中表现积极，其余时间里终日游手好闲也无伤大雅；而在小资产阶级中，如果一个成员表现出同样的态度，则会被认为很是反常。此外，性别差异也会影响个人判断正常与否这一观念。在西方文化中，人们认为男人和女人具有不同的气质。女人在临近四十岁的时候，沉浸在对衰老的恐惧中是“正常的”，倘若换作一个男人对衰老紧张不安，便会被认作是神经病。

每一名受过教育的人都或多或少知道，将我们所谓的正常放入世界的大背景下，便又会有诸多差异。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与其他国家的很是不同，知道因纽特人的卫生观念与我们的截然相反，知道巫医对某些疾病的治疗方法同现代医生大相径庭。尽管人类学家或直接或隐晦地提及过，人类不仅在风俗习惯上有诸多差异，甚至在欲望情感上亦是如此，但这一点依旧很少人能够理解。正如萨丕尔所说，现代人类学的功绩之一，便是不断地重新发现正常的含义。

每一种文化都有充足的理由，坚信自己的欲望及情感才是“人性”的正常表现。这一观点在心理学中也不例外。例如，弗洛伊德曾通过观察，得出女性比男性更善妒的结论，之后他便尝试着从生物学的层面来解释这一假设性的普遍现象。此外，他似乎还认为所有人都体验过幻想“谋杀”而带来的罪恶感。然而，在对待杀人这件事的态度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正如彼得.弗洛伊肯（Peter Freuchen）所指出的那样，因纽特人从不认为杀人需要受惩。在许多原始部落里，一名家庭成员被外来人员杀害后，外来人员不一定会被治罪，这种伤害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弥补。在某些文化中，一名丧子的母亲可以通过将凶手收认为义子的方式来抚慰受伤的心灵。

如果更进一步运用这些人类学上的发现，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有关人性的某些观念可以说简单而天真，就譬如，我们总认为竞争心理、兄弟不和、夫妻恩爱乃人性使然。事实上，我们对“正常”的理解，完全取决于特定社会认同的行为及情感标准，社会将这些特定的标准强加于其成员身上。但由于文化、阶段、阶级及性别差异，这些标准也不尽相同。

这种现象对心理学而言，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而直接的影响便是会动摇人们对心理学的信念。尽管我们的文化同其他文化间存在着种种相似之处，但这并不足以使我们确定两者是基于同样的动机。因此，想通过新的心理学发现揭示人性中固有的普遍倾向，这种想法本就是行不通的。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证明了某些社会学家早先重复强调过的论断，即事实上并不存在适用于一切人类的普遍心理学。

然而，这种局限性也有其意义，它为进一步了解人性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上述人类学现象的基本内涵是：我们的生活环境，以及互相交织且不可分割的文化环境同个体环境，会以不可思议的程度影响我们的情感及态度。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认识到了所处的文化环境，就将更好地理解正常情感及态度的特殊性。同样，既然认识到神经症只不过是偏离了正常的行为模式，我们也就有可能更好地理解神经症。

这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要沿着弗洛伊德的路继续走。正是在这条路上，弗洛伊德终提出了一种对神经症的解释，而这种解释迄今尚未有他人发现，即尽管人类的怪癖受天生的生物性驱动，但如果未能详细了解个人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其早期童年时代情感上的种种决定性影响，我们就无法真正了解他的神经症。这一点，不论是在弗洛伊德的理论还是实践中，都被反复提及。运用这一原则分析特定文化下或正常或病态的人格结构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未能详细了解某一特殊文化对个人产生的种种影响，就无法理解那个人的人格结构。

而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在弗洛伊德已有的发现基础上，再迈出坚定的一步以超越他。因为在某些方面，虽然弗洛伊德的思想已经远远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但在另一些方面，他也深受那个时代科学主义倾向的影响，譬如过分强调精神特性的生物根源等。他曾设想，我们文化中常见的本能驱力或客体关系是由生物性决定的“人性”，或是诞生于各种无法改变的情境，例如，生物学上特定的“前生殖器”期(1)、俄狄浦斯情节等等。

这种对文化因素的忽视，不仅导致弗洛伊德得出许多不恰当的概括和结论，而且在极大程度上，妨碍了我们认知那些真正推动了我们态度和行为的力量。我认为，正是因为人们一成不变地遵循弗洛伊德提出的理论，忽视文化因素，才致使精神分析看起来似乎潜力无穷，不过，精神分析实则已经穷途末路，只能靠滥用晦涩难懂的理论和含混不清的术语来撑场面。

现如今，我们已经明白，神经症只是偏离了正常的行为模式。这一标准十分重要，但用于判断一个人是否患有神经症时，却略显不足。一些人的行为方式可能不同于普通大众，但他们未必就是真正的神经症患者。我前面提及的那位艺术家，他之所以拒绝花更多的时间去赚更多的钱，可能是由于患有神经症，但也可能只是由于他比一般人想得透彻，不愿让自己卷入名利的竞争。而与之相反，有一些人表面上看起来完全适应现存的生活方式，但实际上却患有严重的神经症。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从心理学和医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可奇怪的是，仅用这一观点又很难解释神经症的真正内涵。至少，如果我们只是把目光停留在表面现象，那就很难探索出所有神经症的共同特征。显然，我们不能把各种表面症状作为衡量标准，例如恐惧不安、萎靡不振、机能性生理失调等，因为并非所有的神经症患者都会表现出这些症状。不过，几乎所有神经症都会有某种抑制作用——其原因我将在后文谈到——它们通过微妙精巧的伪装将自己隐藏起来，若我们只是浅观表层，就难以发现这种抑制作用。而与此同时，如果我们仅仅依据表面现象判断一个人的人际关系或性关系是否正常，我们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这些现象倒是不难捕捉，难的是如何鉴别分析它们。然而，虽然人们对人格结构了解不多，但却仍然可以从所有神经症中辨识出两个特征：一是反映方式上的固执，二是潜能和实现间的脱节。

接下来，我将对这两种特征作进一步的解释。所谓反应上的固执，指的是面对不同情境时，神经症病人缺乏一种正常人身上能对不同情景做出不同反应的灵活性。举例来说，正常人也会时常存有疑心，但他感到外在事物很可疑，或明确找到什么理由这样做的时候，才会如此；而神经症患者的疑心，是随时随地而不管时宜的——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自己的这一状态，都无法控制。正常人能够辨别出别人的赞扬是出于真心还是只是假意，神经症患者则不然，他们无法区分出两者差异，通常不分场合、不分青红皂白地怀疑所有的恭维。面对别人毫无根据的要求时，正常人会愤愤不平，而神经症患者面对任何含蓄的批评，都会变得义愤填膺，即便他自己明白接受这一批评对自己有利，却也还是如此。正常人面对一件重要却棘手的事情时，有时会举棋不定，而神经症患者可能无论何时何地都犹豫不决。

然而，固执只有在偏离了正常的文化模式时，才能成为神经症的表现。在西方文明进程中，大多数农民面对一切新鲜或陌生的事情时，会固执地持有怀疑态度，但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同样，小资产阶级固执地推崇节俭，也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的坚守。

同样，如果一个人的潜能与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成就有一定差距，很有可能只是由外在因素所造成，与他个人没有任何关系。但如果一个人具备种种天赋，而且又获得非常利于其发展的外部条件，却终一事无成；或他拥有一切感到幸福的条件，却仍无法从中获取幸福；又或是，一个女人拥有绝代的容貌，却仍然觉得自己无法吸引男人，那么，这种差距就可以归为神经症的表现。换句话说，神经症患者常常感到自己在为难自己，自己就是自己路上的绊脚石。

若是撇开表面现象，直接深入引起神经症的根源问题中去，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神经症都存在一个基本因素——焦虑，以及神经症患者为了对抗焦虑而建立起的自我防护机制。同神经症患者的人格结构一样，这一因素十分复杂，它是产生及推动神经症的驱动力。我将在接下来几章中详细阐释我的此番论述，所以就不在这里举例说明了。不过，即使我的言论使得刚刚接触这一领域的人有了一知半解的原则框架，我也还是要再补充一点。

显然，我的上述说法太过于笼统而宽泛。焦虑，或者说是恐惧——我们暂且将这两个词归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