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一般的七支刀：五世纪的东亚与日本

我的七支刀研究诞生于一段奇妙的机缘。
每年的11月3日是我们东洋史研究会召开大会的日子。作为会长，我必须在固定的日期、固定的时刻致开幕词，二十年来年年如此，终于没有了可以说的内容。既然这样，仅仅宣布开幕后就退场似乎是一个好主意，但这其实也是行不通的。也许是作为庆祝日的活动，大家都有些精神松懈的缘故，早上所能聚集的人数很不乐观。人数过少对于发表者而言未免窘迫，所以干事方面拜托我尽可能把致辞拉长，从而争取些时间。
这一过程中我终于领悟到，学会的开幕词可以不同于婚礼的祝词和学校活动的致辞。如果稍稍披露一些学问方面的逸事，对于听众来说也许多少能够有所裨益。
于是我就要考虑说什么，话题还是不与演讲者的发表内容交叉为好，这样既安全又不失礼貌。昭和五十四年（1979）的时候，我首次提及七支刀铭文的读法，以之前的想法为基础，大约花去了十分钟的时间。一旦在公众面前发表，自然就如同成为自己的研究课题，萦绕在脑海里。
到第二年大会的时候，又会出现许多需要修订的部分，于是就有了新的话题。
七支刀是日本古代史上无法避开的重要问题，同时也与东洋史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我从很早开始就对此颇为关心。学问上的课题一旦集中到了一点，就会越挖越深。从那以来经过多次增补，到昭和五十六年（1981）年末大体得出结论，自信没有太多问题了，于是下决心把主体部分整理成一篇简短的论文。然而一旦着手，执笔过程中又不断有新的发现。这篇论文于昭和五十七年（1982）发表在《东方学》杂志的第六十四辑上。
众所周知，收藏在大和石上神宫的七支刀是一把历史悠久的宝刀，相传是神功皇后时代传来的。刀身正面有错金铭文三十四字，背面有二十七字，但都剥落严重。幸而百余年来经过前人的不懈努力，铭文的十之八九都得以解读，问题是剩下的部分，其中还包含着至关重要的文字。因此，为解读剩余文字而进行的后努力至今仍在继续。
我的七支刀研究主要是文献学性质的研究，但这绝不意味着将考古学的、即物性的研究置之度外。
昭和五十五年（1980）十月，奈良县立橿原考古研究所附属博物馆为庆祝新馆开张，举办了“大和出土的国宝和重要文化遗产展”。听说七支刀也在公开陈展之列，我便欣喜地前往参观。但是我的期待落空了，七支刀被放置在竖长的玻璃柜中，照明产生了反光，视线很差，除去早已发表的字形外，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靠肉眼凝视所能完成的工作已经到达极限了。能够看到的都已经看到，今后只要不是猫眼、鼠眼之类，恐怕很难产生新的见解。尤其是昭和五十七年（1982）二月出动了NHK调查班，首次尝试了X光透视，但据说也没有获得任何新的发现。现在的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方法将至今看到的内容充分利用起来。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问题已经转移到了文献学研究的领域。
就像填字游戏中预想到某个意思后在空格中填入文字，或者是猜数字游戏中从理论上补出缺少的数字一样，这里所说的文献学研究就是根据铭文本身的性质，利用汉文中的惯用文体等制约因素，反向推理出所需要的文字。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人们往往将研究的态度、方法分为三六九等，并带入对结论的评判之中，这样的倾向在日本尤其明显。过去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就是以这样的方法，武断地抹杀了古人和前人的成果，但一旦被问起自己有什么样的业绩，结果只能是哑口无言。
在我的学生时代，学界关于法隆寺重建非重建的争论正如火如荼地展开。非重建说一方大多是建筑史家和考古学家，他们主张自己的学说是建立在研究实物基础上的写实性研究，而不像主张重建说的喜田贞吉博士那样，只是出于文献学的空论。加上将日本国宝的年代尽可能断定得古老这一爱国心的驱使，从形势上来看，学界的舆论明显有利于非重建说，重建说甚至沦为了喜田贞吉博士个人的学说。
但是结果如何呢？五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探明了比现在法隆寺更早建成的若草伽蓝的境内全貌，再也没有人质疑喜田博士的结论。我认为，在这场论战中整个日本学界可谓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学问就该从纯粹学问的角度去评判其成果正确与否，如果基于派系、形势、路线而主观臆断，那是对学问的亵渎。
法隆寺非重建说号称是写实性的，但实际上毫不写实，一旦展开真正写实的调查，他们的谬误自然就大白于天下。我们不应该从一开始就拘泥于写实性的还是文献性的，而是在统揽全局之后，再冷静地判断哪一方更为合理。
七支刀是制作于距今一千几百年前的古物，其保存状态绝不能说良好，所以有若干文字完全剥落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无论采取怎样的手段，已经消失的东西就再也看不见了，但看不见不意味着要放弃研究。
研究中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起初看起来十分顺利，中间却在某一个点上碰壁。当无论如何都难以继续前进，只能不停地原地踏步的时候，只要改变原有的方向，动摇至今为止的常识，就一定能够找到全新的方法来把握前进的线索。这就是七支刀研究的现状，我想为此提供一种方案。
昭和五十八年（1983）六月
宫崎市定

石上神宫收藏着一把历史悠久的宝刀——七支刀。
传说，七支刀是三世纪中叶由百济肖古王进献给日本神功皇后的，与汉委奴国王印并称日本的两大奇迹。自明治以来，这把七支刀引发了无数历史研究者与古代史爱好者的浪漫想象。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东洋史京都学派泰斗宫崎市定通过对刀身铭文的解读，纠正了前人研究中的许多谬误，无限逼近了七支刀秘密的真相——这一发现几乎足以改写日本史。作者自信本书是他的一部杰作，但这些研究为何被日本史学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呢？作者在后记中表达了一些不忿，宫崎作为一个普通人严谨正直的形象由此也可见一斑，十分有趣。
本书从传奇的七支刀切入，结合对五世纪东亚国际形势的鸟瞰式观察，解开了七支刀背后隐藏的中日韩三国关系的遥远真相。

宫崎市定（1901—1995）

日本历史学家、汉学家，京都学派史学集大成者，公认的京都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1922年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学习，师从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人专攻东洋史，1936年赴法留学。1944年任京大教授，先后任巴黎大学、哈佛大学、汉堡大学等客座教授。曾荣获有“汉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日本学士院奖和文化功劳者奖章。在日本和国际汉学界，他的著述被广为阅读和引用，司马辽太郎、松本清张等都是他的书迷。代表作有《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科举》《东洋的近世》等。

序章 日本古代史中的不可思议之事

章 七支刀研究的回顾

第二章 七支刀铭文研究分论

第三章 七支刀铭文的影响

第四章 七支刀铭文的源流——长文刀铭流行传播的轨迹

第五章 五世纪的东亚形势

后记

参考文献

文库本后记

译后记

石上神宫收藏着一把历史悠久的宝刀——七支刀。

传说，七支刀是三世纪中叶由百济肖古王进献给日本神功皇后的，与汉委奴国王印并称日本的两大奇迹。自明治以来，这把七支刀引发了无数历史研究者与古代史爱好者的浪漫想象。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东洋史京都学派泰斗宫崎市定通过对刀身铭文的解读，纠正了前人研究中的许多谬误，无限逼近了七支刀秘密的真相——这一发现几乎足以改写日本史。作者自信本书是他的一部杰作，但这些研究为何被日本史学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呢？作者在后记中表达了一些不忿，宫崎作为一个普通人严谨正直的形象由此也可见一斑，十分有趣。

本书从传奇的七支刀切入，结合对五世纪东亚国际形势的鸟瞰式观察，解开了七支刀背后隐藏的中日韩三国关系的遥远真相。

宫崎市定（1901—1995）
日本历史学家、汉学家，京都学派史学集大成者，公认的京都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1922年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学习，师从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人专攻东洋史，1936年赴法留学。1944年任京大教授，先后任巴黎大学、哈佛大学、汉堡大学等客座教授。曾荣获有“汉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日本学士院奖和文化功劳者奖章。在日本和国际汉学界，他的著述被广为阅读和引用，司马辽太郎、松本清张等都是他的书迷。代表作有《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科举》《东洋的近世》等。

从东晋到南朝
雄略天皇被比定为中国史书《宋书》中出现的倭王武，倭王武也是所谓倭五王中的后一位。五王从初的倭王讚到后的倭王武，都与立国于江南的南朝刘宋之间保持着相对于前后时代更为密切的外交，这是非常特殊的现象。在中国所谓六朝时期，立国于江南者，从东晋开始数起经历宋、齐、梁、陈虽然共有五代，其间为何到了刘宋才与日本有了外交关系？解开了这个疑问，就能对当时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大势有一个大致的理解。
两国间要建立外交关系，必须以两者间存在共同的利益要求作为前提，并且需要某种特别的契机来促进。那么，时值公元5世纪，日本的大和朝廷和中国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江南政权，分别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首先从中国的形势说起比较方便，毕竟握有东亚主导权的就是中国。
汉代的倭人
在古代，每当中国内部发生大的政变，就会向周边地区扩散，形成重大的影响。
这样的现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初现端倪，但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则是西汉第五代君主武帝的领土扩张政策。武帝在即位后的第三十三年，出兵攻灭了古朝鲜国，并在当地设置四郡作为中央政府的直辖地（前108）。四郡中为繁荣的是乐浪郡的治所，位于今天的平壤，一般认为其统治一直波及首尔一带。在它的刺激下，南方的马韩、弁韩、辰韩，即所谓三韩民族间也终于出现了形成国家的动向。位于南方的日本，经过乐浪郡中国官僚及商人之手，开始为中国本土所知。据说，当时的所谓倭人分成百余个小国，各自割据一方。这百余国中，有三十余国此后赶赴乐浪郡进行贸易。
武帝以后，汉政府的统治力不断松弛，到了末期的王莽时代，群雄在四方割据称霸。光武帝的出现使全国重新统一，建立起东汉王朝，其威势再次向四方伸张。光武帝即位第三十三年，所谓倭人百余国中的奴国遣使来到东汉的都城洛阳朝贡，并带回了光武帝下赐的印绶。奴国是位于九州西海岸的国家，其位置应该在今天福冈到长崎一带。
到了东汉中期的安帝永初二年（108），叫作倭国王帅升的人物派遣使者，贡献生口（奴隶）160人，请求拜见天子，此事记载在《后汉书》中。这次的朝贡恐怕是倭国一方积极推动的，其理由大概是出于倭国王帅升称霸国内的需要。记录中使用了“倭国王帅升等”的复数表达，这是因为被纳入倭国政权下的地方小王也在使者之列。如果这些小王完全臣属于倭国王，那就不需要这样写了，只记录作为代表的倭国王一人就可以了。献上的160人生口是个大数目，这种情况下，汉朝廷会根据贡品的价值进行下赐，朝贡的目的本来就在于此，因为朝贡也是一种贸易。
倭国的小王们根据份额提交生口，如果有下赐品，就根据出资额进行分配。倭国出现了一个人作为国王的代表者，这在中国史书中是次，可见在这一事实前后，倭人百余国的统一进入了新的阶段。树立了霸权的倭国王，恐怕在外交上也创建了新的体制。历来，三十余国各自自由来往乐浪郡进行朝贡，获得贸易上的利益后返回。在倭国王的统制之下，这样的模式被禁止了，代之以有序的朝贡贸易。这一新体制需要东汉朝廷的认可，所以才出现了那一年的朝贡。
三国魏与倭女王
此后大约过了一百年，东汉末期爆发了黄巾起义，天下分崩离析。占据辽东的公孙氏政权将朝鲜半岛收入囊中，在乐浪郡以南、今天的首尔地区新设了带方郡。这与其说是半岛中国化的推进，不如说是因为作为和三韩、倭国贸易的起点，原有的乐浪郡过于偏北了。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公孙氏政权希望与江南吴国的孙氏结盟，因此开始了海上的交通。从长江口发船，借助贸易之风（季风？）北上就来到了日本的五岛列岛，进而到达朝鲜半岛的南部。这里依然离乐浪郡太远，随着带方郡的设置，历来由乐浪郡占据的国际贸易港的地位，就移交给了带方郡。
作为濒临灭亡的东汉王朝的大臣，曹操平定了黄河流域。其子曹丕接受汉朝的禅让而继承皇位，他就是魏文帝。到了下一代的明帝，又派遣大臣司马懿攻灭了占据辽东的公孙渊，朝鲜地区自然就纳入了魏国的领土（238）。曹魏统一政权的压力是地方割据政权所无法相比的，就在公孙氏灭亡当年，倭女王卑弥呼的使者难升米及副使都市牛利渡海来到了带方郡，提出希望前往魏国朝廷贡献物品。
带方郡太守刘夏将倭国使者送达洛阳，这时的贡品仅有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斑布二匹二丈，这可能是带方太守在司马懿的授意下催促倭国的朝贡，倭国紧急之下派遣使者的结果。魏国朝廷因恢复带方郡的效果如此快速显现而感到满足，于是在这年年末下达诏书，册封女王为亲魏倭王，并通过带方郡送来了金印紫绶。中国政府是非常现实的，在招揽属国朝贡时，通常会想方设法地给予优待。
倭国对魏国的朝贡此后延续了很久，即便在魏国大臣司马氏篡夺政权建立晋朝之后，依然能看到“遣使重译入贡”的记载。所谓重译，恐怕是指伴随着朝鲜半岛上统一马韩而形成的百济国人，首先将日语翻译成百济语，再由百济语翻译成汉语来表达意思。换言之，这也暗示着当时的倭国朝廷中还没有能够说汉语的翻译。
司马氏建立的晋王朝消灭了江南的割据政权孙吴而统一天下，但一族间争权夺利的武力冲突却成了祸根。趁着中央政权的衰落，境内及边疆的少数民族纷纷谋划独立，于是出现了所谓“五胡乱华”的时代。此后，华北地区长期处于战乱之中，倭国的朝贡自然也断绝了，史书中不见记载。
晋王朝将华北拱手让给五胡后，退居江南后以建康（南京）作为都城，史称东晋，此后又保住了一百多年的命脉。但是在对外态度上，东晋总体而言是消极的，不再显示出招揽四方诸国前来朝贡的热情。
但是到了东晋末年，中国的对外政策突然散发出了活力。东方的百济和倭国也时隔多年后派遣了朝贡的使节。有迹象表明，他们的朝贡都被利用于江南政权的内部纷争。那么，东晋政府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东晋江南王朝
洛阳的西晋王朝因五胡战乱而瓦解，同族的元帝逃亡江南，在建康，即今天的南京开创了东晋王朝。当初的长江流域还是未开发的蛮夷之地，但随着豪族和难民从华北南下定居，同时也带来了优秀的文化和技术，土地开发有了显著的进展。这样的形势持续了近百年，停滞的江南生产力终于显示出了活力，这也表现为政治力量的出现，江南政权出现了反攻华北的可能性。但是，这一事业无法期待流亡政府东晋的贵族性官僚的指挥，而必须依赖于江南大地上新崛起的实力者集团。
东晋政府自成立之初就沿袭了华北的贵族政治，官僚全部是贵族，官僚的人事进退也全由家格的高低决定，这样的门阀制度还在顽固地执行着。这一方面抑制了官僚间的自由竞争，有着将内乱减小到限度的效果。但是另一方面，过于形式化的贵族主义人事也招人反感，难免引起不平之人的叛乱。每当出现这样的叛乱，就不能不倚靠军队的力量，每当军队建立军功，作为指挥的将军就会掌握权力。于是，和贵族政治难以两立的军阀势力得以抬头。
东晋治下的军阀有两个中心。其一是镇守首都建康附近京口的北府军阀，其实战部队沿长江北岸展开，肩负着从北方保卫首都免遭进攻的任务。那里的军人大多是从华北逃来的战士，中间也混杂着五胡的少数民族，子子孙孙地位世袭。另一个中心在长江上游的荆州，位于江汉平原的中心，他们一方面防备着来自关中、四川的入侵，一方面拥有强大的水军，遏制长江流域发生的叛乱。

哎呀，这样一来，七支刀（的谜团）也解决了。 
——内藤隽辅（日本历史学家、冈山大学教授）

（宫崎市定对七支刀的解读）是千古不易的铁案。 
——松本清张（日本著名作家、日本古代史学者）

宫崎市定……能将精密的个案实证研究与阔达雄浑的通史叙述紧密结合， 堪称稀有。 
——岩波书店

将七支刀铭文中模糊不清的制作年代，由通常认为的西晋“泰始四年”，解读为南朝刘宋“泰始四年”，这是一个视野广阔、学养深厚的东洋史研究者独具的慧眼，五世纪东亚世界的脉动因此跃然纸上。 
——张学锋（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宫崎市定如同名侦探柯南一样，以镜头带领着读者若惊若喜若疑若惧地目睹案件出现，随着大侦探一同着手搜集证据，闯过难关，经过深思熟虑而走向我们认为*合适的解决方向，直到*后答案从历史之谜的背后浮出。
——林晓光（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