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盛宴Ⅱ

    梁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

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

 载涛

 载沣是我的胞兄，他的秉性为人，我知道的比较清楚。他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慈禧太后执掌政权数十年，所见过的各种人才那么多，难道说载津之不堪大任，她不明白吗？我想决不是。她之所以属意载沣，是因为她观察皇族近支之人，只有载沣好驾驭，肯听话，所以先叫他做军机大臣，历练历练。慈禧太后到了自知不起的时候，光绪帝虽先死去，她仍然贪立幼君，以免翻她从前的旧案。但她又很明白光绪的皇后（即后来之隆裕太后）亦是庸儒无能、听人摆布之人，决不可能叫她来重演“垂帘”的故事，所以既决定立载洋之子为嗣皇帝，又叫载沣来摄政。这仍然是从她的私见出发来安排的。

 载沣虽无统驭办事之才，然并不能说他糊涂。他摄政以后，眼前摆着一个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的要地；而奕助又是叫袁拿金钱喂饱了的人，完全听袁支配。近畿陆军将领以及几省的督抚，都是袁所提拔，或与袁有秘密勾结。他感到，即使没有光绪帝的往日仇恨，自己这个监国摄政亦必致大权旁落，徒拥虚名。至于传闻之说，如光绪临危拉着载沣的手，叫他杀袁世凯；又如隆裕面谕载津，杀袁给先帝报仇等等，载沣生前并没有向我说过，或许是他保密的缘故。因此，是否真有其事，我也无从判断了。

 载沣摄政不久，即下谕罢免袁世凯。据我所知，促所其事的为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他两人向载沣秘密进言，此时若不速作处置，则内外军政方而，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消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大意就是说袁心存叛逆）。善曹主张非严办不可；载沣彼时对袁，也觉得是自己的绝大障碍，遂同意善耆等的做法，又将谕旨用蓝笔写好（彼时尚在大丧百日之内，不能动朱笔）。其实，这种事必须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去作，不是可以迁延时日、从容研究的。事后就有人说过，袁每日上朝，仅带差官一名；进乾清门后，便只他单身一个人，若能出以非常手段，干了再说，即使奕劻如何有心庇护，张之洞如何危词耸听，亦来不及了。可是载沣哪里有康熙皇帝擒鳌拜的决断和魄力呢？据闻那一道谕旨原文，是将袁革职拿交法部治罪。这从袁的方面来讲，就已因此有了宽转，结果可以不死了。及至拿给奕勤等一看，奕劻尚模棱其词，不过说：“此事关系重大，请王爷再加审度。”张之洞则明白地说出什么“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力为反对。彼时，凡是谕旨非经军机大臣副署不能发表。载沣处此僵局之下，竟自无可如何；乃将原谕一再修改，措词前紧后松，变为“开缺回籍养病”。纵虎归山，自贻后患，善耆等亦只有付之浩叹而已。

 我在此尚要补充几句话。清朝家法严，尤其是近支王公更不能稍有轨外行动。所以每一代皇帝死亡和继承的时候，从未有过如过去历史上各个朝代所发生的那种变故。当辛亥年冬，丁士源曾问过善耆：“王爷在光绪戊申（一九○八年）十一月的时候，为什么不帮助摄政王将袁除掉？”善耆说：“你不知道，我们宗族王公，在宫廷内错走一步便是死罪，我虽是御前大臣，怎么敢在宫内乱来。”这段问答，曾见丁自著笔记。这是实在情形。载洋究竟不是皇帝，其不能作断然的处置，此亦原因之一。

 袁住在彰德洹上村之时，善耆对他并不放心。那时，日本人川岛浪速是善耆的警察顾问，亦即是他的心腹之人。川岛手下曾秘密侦探袁的行动，随时都有密报。这种报告，善眷曾经给我看过。当辛亥年四月，新组成之内阁（将军机处归并内阁）受各省咨议局的攻击说：“皇族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公例，失臣民立宪之希望，请另行组织。”于是总协理大臣均奏请辞职。奕动,那桐、徐世昌的原奏，均在述治官报上发表。所不可解者，那、徐两人均说，自己才力短细，从前罢免之袁世凯，”其才胜臣等十倍，若蒙特予起用，必可宏济艰难”云云（大意如此）。徐世昌本是袁一手提拔的私党，不足深论；那桐是一个著名圆滑的官僚，何以亦有这样说词？况且其时各省并无特别事故，必须袁出来收拾。他们两人既敢如此说，监国亦居然未加斥责，凡看到官报的人无不诧异。

 到了武昌首义，革命爆发，那、徐协谋，推动奕劻，趁着载沣仓皇失措之时，极力主张起用袁世凯。袁在彰德，包藏野心，待时而动。冯国璋、段棋瑞是袁的嫡系心腹大将，亦认为“非宫保再出，不能挽救危局”。载沣本不愿意将这个大对头请出，以威胁自己的政治生命，但是他素性懦弱，没有独作主张的能力，亦没有对抗他们的勇气，只有任听摆布，忍泪屈从。其实，彼时除近畿陆军以外，禁卫军是一支新练成的精锐之师，未尝不可一试。但是冯、段已先任为、二两军总统，担任前线军事，此两军已为袁所能直接操纵。于是将禁卫军编列第三军，专负保卫京畿之责。我自永平秋操营地赶回北京，内阁总协理大臣已决定如此主张，我亦不便再持异议。及听到前线作战缺乏炮弹应用，我立即派遣禁卫军炮标统带吴金声带领炮队一营，配带应需实弹，专车抢先开往。陆军大臣荫昌督师南下，过彰德时曾与袁会晤。至于外间传说，徐世昌曾秘密赴彰，往来磋商条件，据我想，袁、徐两人早有默契，似不必再作形式上之会见，且当时亦未听说徐有赴彰之事。

 袁世凯既出任内阁总理，于十月十五日（旧历，下同）奉皇太后懿旨，监国摄政王载沣以醇亲王归藩，不预政事。袁于是无所顾忌，为所欲为。袁又看准奕劻、那桐平日贪婪无厌，遂以大量金钱投其所好。奕助之无钱不要，为人所共知。据闻袁前在直录总督任内，对于庆王府中大小生日所需，以及嫁娶妆仓等项，无一不悉予供给。当革命事起。十月十七日北京报纸曾登载，奕劻私有的金银珠宝衣饰详单估计所值在现金万万两以上；其来源固无从深悉，恐亦不是随便捏造。平日蓄积有如是之巨，真是骇人听闻。又据人说，吴禄贞之得第六镇统制，亦曾化了运动费二万两，其过付为谁，现尚有人能指实。吴是很有声望的军人，奕劻尚不肯轻轻放过，则其他更可想而知。那桐亦是著名大贪污者，拿钱走他的门路者，大有其人。在当时的朝局，已成公开之秘密。奕劻和那桐及那、袁两家彼此皆系姻亲，关系密切，他们三角勾结，袁之阴谋始得实现。

 隆裕太后之为人，其优柔寡断更甚于载沣，遇着极为难之事，只有向人痛哭。平日宠信太监张兰德，言听计从。张亦居然以李莲英自居，器小易盈，惟知聚敛货财。袁世凯摸清这条路线，专派人密向张联络，许以巨额金钱，叫他向隆裕施用威胁利诱的手段，说袁世凯如何忠心，但是各省纷纷独立，前敌军队撤不下来，外债无望，晌项难筹，若不答应民党的要求，则革命军队杀到北京，您的生命难保；倘能依从让位，则优待条件如何如何，仍可安居宫闹，长享尊荣富贵，袁世凯一切可以担保云云。奕劻、那桐本来只认得钱，至于清廷封建统治的垮台，并不在他们的心上。他们二人与张兰德里应外合，不由得隆裕不入他们的圈套。后来他三人皆如愿以偿，各自在家纳福去了。奕劻在天津所买大楼房，即是张兰德的产业。王周运所著《祺祥纪事》末段说：“乃至德宗末年，天下惟论财货，禅让亦以贿成，举古今不闻之说，公言之而无怍”。这种“禅让”之局得以成功，可说是全由奕、那、张三人之手。载洋对于皇帝退位，是始终不赞成的，但他无权无力，在袁世凯看来，已在无足重轻之列。但因他优柔寡断已贻误于前，到此也就没有任何办法了。

 （一九六一年七月）

隆裕与载沣之矛盾

 载润

 隆裕皇后，姓叶赫那拉氏，桂祥之女，亦即慈禧之内侄女。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立为皇后。因她与慈禧之关系，故不为光绪所喜爱；终光绪一生，与隆裕皇后迄未和好相处。

 隆裕为人，庸碌无识，较之慈禧，则远远不如。例如慈禧对于政治虽然残暴自私，但尚有个人的见解；对于王公大臣，亦有一定的笼络手段。而隆裕则一切皆为其宠监张兰德所操纵，个人毫无主见。

 光绪故后，隆裕一心想仿效慈禧“垂帘听政”。迨奕劻传慈禧遗命立溥仪为帝，载沣为监国摄政王之旨既出，则隆裕想借以取得政权的美梦，顿成泡影，心中不快，以至迁怒于载津。因此，后来常因事与之发生姐龄。

 宣统既立，隆裕皇后自然抑郁不乐，后受太监张兰德的怂恿，在宫中东部大兴土木，修建“水晶宫”，以为娱乐之所。按清代制度，在“国服”期间，不得兴修宫殿（在封建时代，这是一个严重问题），然而隆裕对此并不顾忌：尤其当时清廷正在兴建新军（海、陆两军），所需甚巨，国库本已空虚，建军之用尚感不足，而隆裕乃不计及此，竟命由度支部拨出巨款来兴修宫殿，以为个人娱乐之举。后虽因革命军起而不得不停止，然此亦可见其无识之一斑。

 宣统二年五月，载津命毓朗，徐世昌为军机大臣。不数日，隆裕即迫令载沣将此二人撤去。载淬始则婉言请稍从缓；隆裕复以言语相逼。载沣不得已，以太后不应干预用人行政之权为对，隆裕始无可如何。其对载沫无理取闹，颇多类此。

 隆裕闻革命军起，惟恐失去太后之地位与享受，初意亦在主战；后因张兰德受了袁世凯之贿，乃劝隆裕共和，谓共和仅是去掉摄政王之职权，太后之尊严与享受依然如故。隆裕信之，遂有逊位之举。载沣无可如何，只好辞职，故逊位诏书不是由监国摄政王出名，而由隆裕下的诏书。其实，隆裕对共和之意义并不了解，只不过认为是把载津之政权，移交给袁世凯而已，而在逊位诏中仍有“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之语。其后发现民国优待条件与张兰德所言完全不符，遂终日抑郁，逾年而残。

 载沣生性懦弱，在政治上并无识见。其在受命监国摄政期间，里边常有隆裕掣肘，外边又受奕劻、那桐等人挟制，他的地位虽为监国摄政王，然并没有任何作为的余地（实际上也不会有什么作为）。即如对隆裕之兴建“水晶宫”事，本可以既“违反祖制”，又影响建军之正当理由，进行拦阻，但由于其怯懦怕事，不敢多言，也就不加可否任凭兴建。至于当时用人行政之实权，也等于完全操在奕劻、那桐之手；他个人并无一定的见解和主张。

 光绪故后，隆裕在他的砚台盒内，发现有光绪亲用朱笔，写的“必杀袁世凯”的手谕，即交载津处理。载沣犹豫不能决，乃商之于奕劻、那桐等人；而奕、那等则力主保全，让袁世凯自行称疾辞职，袁乃有辞职之举。迨袁辞职后，载沣又不留其在京，反命回籍养病，把袁放走了。当时，清政府官僚中之有识者，多认为这无异是“纵虎归山，养痈成患”。其巧黯者则暗与袁通。这事是载沣之优柔寡断，毫无政治手段的表现。

 载沣对共和，本无定见，但由于内有隆裕赞同，外有奕、那挟制，个人又无良策以应付时局，惟坚决表示自己决不下此诏书而已。故其辞去监国摄政王之职，而由隆裕出名下逊位诏书者，乃实不得已也。

 隆裕与载沣皆无治国之才，而奕劻、那桐等人，又只知贪污受贿；袁世凯有见于此，乃极力拉扰奕劻、那桐和张兰德三人，对彼等大行贿赂，以满足其贪财之欲。他一方面利用张兰德哄骗隆裕；另一方面又利用奕、那，挟制载沣。因此，实际上当时的军政大权已操诸袁世凯之手。即在袁辞去军机大臣，而返回河南之后，仍在暗中操纵一切。及革命军起，清廷复起用袁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乃认为时机已至，遂利用革命声势，对清廷进行威胁，而自己乘机窃取国政。由上观之，由于袁世凯之阴谋及隆裕、载洋等之庸懦无识，遂造成清末民初未能真正建成一个共和国家，徒供军阀数十年之混战而已。

 （一九六一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