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造救时：中国近代纺织史研究

纺织业是世界现代工业的起源，也是经济“起飞”的行业。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一个又一个国家通过发展现代纺织业走上工业化道路，纺织业成为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先导。西方国家来到中国，纺织业是其较早投资也是主要投资的领域之一，中国民族工业的崛起，也是从纺织工业起步。在民族振兴和中国工业近代化过程中，纺织业是支柱产业，关乎国计民生。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学界、经济学界和纺织工程学者对近代纺织史各领域开展研究，取得了一批优秀学术成果。作为近代中国纺织业重镇的上海、青岛、天津等城市，一方面为学者们进行纺织史研究所聚焦，同时这些城市迄今还有大量纺织史档案资料尚未充分开发，需要系统地整理与研究。其实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相关资料还有不少遗存。

就目前中国近代纺织史研究的状况来看，主要问题是资料缺乏，造成选题过于集中在企业史、经济史。在东华大学，至少十年前，我便开始注重中国近代纺织史资料整理与研究，有意识地组建团队、带教学生、搜集资料、承接项目，先后创建研究基地，三次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2019年我入职上海大学后，所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纺织史资料整理与研究”获得立项。

2021年4月17—18日，“搜集、整理、利用：中国近代纺织史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举行，这次会议由上海大学文学院和项目团队主办，来自上海大学、东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山西大学、河南大学、西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湘潭大学、邯郸学院，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档案馆、南通市档案馆、青岛市档案馆、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上海辞书出版社、学林出版社等单位近40位专家学者，就中国近代纺织史研究和资料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研讨会开幕式在上海大学文学院举行，院长张勇安教授在致辞中指出，纺织业与中国近代工业乃至欧洲工业革命都息息相关，纺织史作为历史学界的新领域大有可为，希望借此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开展，吸引更多学者加入纺织史研究中，将纺织史开拓成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熊月之研究员、戴鞍钢教授、王萌教授在致辞中对本次会议提出了期望和赞许，如王萌言，听闻会议消息后，“觉得很振奋，就是恰逢其时，我们中国学界太需要对近代纺织史进行一个系统性、全面性的回顾和研究了”。

按征集的论文选题，研讨会设置了6个分会场，每个分会场安排4—5位报告人，同时安排了两位同行专家对相关报告进行评议。两天的学术研讨气氛热烈，延伸出很多新的观点与议题，为中国近代纺织史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思考。朱荫贵教授在闭幕式上高度赞誉此次会议召开的意义，他认为研讨会为纺织史研究搭建了一个学术平台，诸多学者借此可提高科研水平，交流研究心得。同时，他通过分享中国著名经济史学家严中平先生对他的言传身教，勉励年轻学者要打好学术基础，踏踏实实做学问。

这次研讨会得到了许多名家的热情关注和指导，得到了全国各地中青年专家及博士生、硕士生的积极响应和支持。我们把与会部分论文积集出版，就是想进一步促进有关纺织史的学术交流，推动中国纺织史及其资料问题的研究。

我国纺织生产源远流长，在民族振兴和中国工业近代化过程中，纺织业是支柱产业，关乎国计民生。本书对中国近代纺织史的不同侧面展开研究，内容涉及纺织企业史、纺织科技史、纺织人物史、纺织政治史、纺织报刊史、纺织资料辨析等，汇集了28位专家的最新专题成果，充分体现了中国近代纺织业“织造救时”之宏旨，于中国纺织史及其资料问题的研究亦有一定学术价值。

廖大伟，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兼任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中山学社副社长兼秘书长、《近代中国》（CSSCI集刊）主编。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著作多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纺织史资料整理与研究”、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上海通史·第九卷”。

第一部分 纺织人物与政治

碑刻所见民国高阳商界著名家族与杰出人物

脆弱的“榜样”：聂云台与大中华纱厂的兴衰

吴寄尘生平考

民国纺织实业家束云章与纺织工业渊源探析

第二部分 纺织原料与贸易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上海华商棉纺织业兴衰的市场因素分析

从办布规程看清代民国山西商人布业贸易

全面抗战时期陕西植棉业的研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日商对华棉纺织业大举投资的先声

——以日华纱厂的开办为考察对象

第三部分 纺织工业与资料辨析

20世纪20年代青岛棉业工人状况研究

——基于《青岛日、中各工场待遇》调查报告的分析

华商纱厂对中美棉麦借款的宣传困境与应对策略

无锡丽新、协新纺织企业发展及档案资料研究述略

“普利全川”：《劝桑说》与近代四川蚕桑业发展

第四部分 纺织技术与教育

抗战前民营企业的技术扩散：以棉纺织业为中心

中国近代人造丝使用与自制研究

近代私立大学经费问题再探

——基于南通学院与大生纱厂的考察

清末纺织教育制度化研究

第五部分 纺织企业与管理

华商纱厂联合会成立及相关问题再探讨

申新第四纺织厂的内迁与国民政府的战时干预

抗战前申新纺织公司生产效率决定因素探究

从纺织到国药：“孤岛时期”三友实业社的转型之路

附录

“搜集、整理、利用：中国近代纺织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我国纺织生产源远流长，在民族振兴和中国工业近代化过程中，纺织业是支柱产业，关乎国计民生。本书对中国近代纺织史的不同侧面展开研究，内容涉及纺织企业史、纺织科技史、纺织人物史、纺织政治史、纺织报刊史、纺织资料辨析等，汇集了28位专家的最新专题成果，充分体现了中国近代纺织业“织造救时”之宏旨，于中国纺织史及其资料问题的研究亦有一定学术价值。

廖大伟，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兼任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中山学社副社长兼秘书长、《近代中国》（CSSCI集刊）主编。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著作多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纺织史资料整理与研究”、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上海通史·第九卷”。

“普利全川”：《劝桑说》与近代四川蚕桑业发展

Common Prosperity：Exhortation of Cultivating the Mulberry and Modern Sichuan Sericulture Development

李 瑞

基于“普利全川”的情怀，四川三台人陈宛溪完成了科普性文本《劝桑说》的刊印和推广。该书内容通俗易懂，既是陈宛溪个人蚕桑知识的集成性作品，也是劝课蚕桑的优秀范本，它不仅在推动四川区域植桑知识的通俗化、植桑活动的普及化、植桑技术的程序化等方面有重大贡献，而且与《蚕桑谱》等蚕桑文献一起加速了近代中国蚕桑业从传统自然经济向近代工业化生产的转化。

中国劝课蚕桑历史较为悠久，其传统养蚕技术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不断演进，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蚕学体系，并逐渐凝练成了汇集蚕桑知识技术的文本——蚕书。清末民初，劝课蚕桑活动曾达到一个高潮，蚕书数量也达到历史之最。就近代蚕丝业研究成果而言，无论是植桑、养蚕方面，还是缫丝、印染方面，相关论著都颇为丰硕，但对于蚕书的研究却寥若晨星。蚕书作为传统农书的一个重要门类，其中承载的蚕桑知识技术能在社会中传播流动，此外，其内在蕴藏了不少颇有价值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信息，值得充分挖掘。王翔在《近代中国传统丝绸业转型研究》一书中曾提到，晚清各地劝课农桑兴起表现出新的特点，可以说已经形成一个运动，中国农村的蚕桑开始与世界工业化潮流相联系，这背后蚕书的撰刊流传与大规模劝课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关联性。随后，肖克之在《农业古籍版本丛谈》一书中收录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古籍农书50部，着重对古籍农书版本鉴别考证，其中包括《农桑辑要》《农桑衣食撮要》《种桑说》《玉屏蚕书》。日本学者田尻利曾在《清代农业商业化研究》中阐述诸如《蚕桑辑要》等几部中国江苏地区蚕书的源流问题。高国金《晚清蚕桑局及蚕桑业发展研究》，总结了晚清各类蚕桑专著的内容来源，揭示了晚清蚕书的创作方式，展示了晚清蚕桑农书的技术来源，并对蚕书的体例与结构、蚕书呈现的新特点、蚕书的价值等内容做了分析，重在揭示晚清官员劝课行为与繁多蚕书之间的内在联系。

蚕书作为蚕桑技术与理论传播的主要媒介，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中至关重要，蚕桑技术的传承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托蚕书完成。清末民初，除刊印古籍蚕书外，劝课蚕桑的官员、有实力的乡绅，甚至少量的市井平民亦撰写新的蚕书，他们根据自身经历，融入彼时新技术，增强了蚕书的时效性和应用性，因此该阶段的蚕书展现了传统技术向近代技术的过渡，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颇值得关注。但就目前研究情况来看，相关研究成果较为有限，目前冯祖祥、周重想《周凯〈劝襄民种桑说〉浅评》一文是为数不多对晚清官员的具体蚕书文本进行分析的成果，该文通过对襄阳太守周凯所著三篇《劝襄民种桑说》的文本研读来论述周氏在湖北推广种桑的举措。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怀揣实业救国理想的实业家，一方面继承自“黄帝元妃西陵氏教民养蚕”的传统，另一方面融入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体现出“一个中国传统农学与西方实验农学的重要交汇过程”，他们所著的蚕书颇具研究价值。本文在借鉴、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四川三台蚕桑巨子陈宛溪为例，通过对其所著《劝桑说》的分析，拟对植桑知识的传播、植桑事业的普及及植桑技术趋于程序化等方面的关联问题略做讨论，进而从行业发展和社会经济角度来观察清末民初四川乃至中国蚕桑业的发展情况。

一、《劝桑说》促进了植桑知识的通俗化

咸丰以前，中国实行农桑并重的国策，四川州县官府也大力提倡栽桑养蚕，“蜀中墙下树桑，宅内养蚕，习以为常”。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防止白银外流，采取“寓禁于征”的政策，四川很多地方开始大面积种植鸦片，以至于“益谷膏腴之土栽种罂粟，驯至粮价日昂，浸为民患”，四川的蚕桑业遭受打击。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清政府禁烟的举措下，四川地方政府积极寻求禁烟之法，培州刺史邹耿光以“川东罂粟太盛，物极必反，因详说种桑之利可代种烟之值”，崇庆州也劝解乡民少植罂粟多种桑株，发文“罂粟害人，桑株获利”，并利用白话告示散布各乡。长寿县县令“已续购桑秧五十万株，除分发外，于西门外隙地栽种”。邻水县县令“复就县城旧有潾山书院设立蚕桑公局，委绅经理，定立章程”。四川蚕桑因此有了较大发展，以三台为例，“时养蚕达15万户，年缫丝约2000担”。受到内外贸易需求的推动以及战争失败带来的创痛，国人开始力图自强，蚕桑业作为“蚕桑为民，莫大之利”的产业，开始走向改良革新的道路。1872年，归侨商人陈启沅建立起中国缫丝业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继昌隆缫丝厂，并撰写《蚕桑谱》，专教人种桑养蚕之法。1874年，浙江湖州举人汪日桢任会稽教谕，著有《湖蚕述》一书，在杭嘉湖地区流传较广。1894年，保定设立官办蚕桑局，四川人卫杰负责技术工作，并编撰了我国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蚕书《蚕桑萃编》。同年，四川苍溪知县姜秉善首建“蚕桑公社”。1902年，四川合川举人张森楷集股创办“四川蚕桑公社”，开设丝厂，设立四川第一所蚕桑专业技术学校，1903年四川蚕业巨子三台陈宛溪创办裨农丝厂，“四川蚕丝业迈出自古属于农家副业和手工业工场的门槛”。陈宛溪立足蚕桑四十余年，先后刊行《裨农最要》《蚕桑浅说》《丝厂俗歌》《劝桑说》等著作，在民间大力推广蚕桑。

陈开沚，字宛溪，号愚溪，四川省三台县人，湖南客家移民，1855年生。早期家贫，佃地务农为生，兄弟五人，其母在家养蚕。陈宛溪年少时“愚直贫病”，1871年考中秀才后在万安乡玉皇冠寺任私塾老师。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令陈宛溪对植桑养蚕如指诸掌，求学时期的新式教育丰富了他的知识储备。时值世界生丝需求量巨大，陈宛溪任教同年，四川首次向国际市场出口了生丝6000包。陈宛溪获悉植桑收益颇丰，且听闻陈启沅在广东南海建立起了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继昌隆缫丝厂，便于1877年毅然放弃教学，搬回老家万安，立志投身蚕桑。陈宛溪见其任教私塾中管理蚕桑的和尚年年植桑，费力不多，所得酬劳胜过他一年所得，又通过报刊了解到南海归侨商人陈启沅办厂事迹，深受激励。在其栽桑过程中，陈宛溪常因深究栽桑治虫防病技术，终日立坐环行于桑树下，以至“人莫不笑其迂”。在栽桑获利初期，因其所佃耕地地主陈门坐眼馋桑利，强行收地并不承认补偿工本费，引起诉讼，后经劝业道周孝怀关注得以公平改判。此后陈宛溪积极设法卖地植桑，并积极争取官方的支持。1888年，陈宛溪组织成立县蚕桑会。1890年3月31日，重庆开辟通商口岸，次年，设立了海关，外国资本加快了对四川工业原料的掠夺，作为丝织原料的蚕茧输出额直线上升。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商纷纷在中国设厂，“中西互市，日以奇技巧精品物，博取我四万万人脂膏”，中国传统手工业屏障被瓦解。在洋人挟其富强之姿妄图渐吞中华之势时，陈宛溪认为：“今吾蜀救贫之际，孰有如振顿旧有之蚕桑乎！”至此，陈宛溪初步萌发了“实业救国”的思想。1903年，陈宛溪仿照日本方法在三台万安场的凤凰山下兴工修建裨农丝厂，并于1905年完工。第二年，陈宛溪托人购得意大利式铁机，自此四川开始有了自己的近代工业。1908年，裨农丝厂改用大机缫丝。1912年，更新设备，引进意大利式缫丝车、英产锅炉、德产发电机。1918年，又购回环球牌大锅炉，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得到了大幅提高与改观——蚕丝“均、净、坚、韧”。在裨农丝厂机器化大生产期间，陈宛溪于1907年任四川省蚕桑劝导员，1914年至1919年间，出任三台县蚕桑局局长。1913年，他在乐山嘉定创办嘉祥丝厂，1917年改为华新丝厂。裨农、华新丝厂出品的双鹿牌生丝先后在“巴拿马国际公赛”和“莱比锡万国博览会”获奖，从此川丝名声大振、外销大增，闻名于欧美诸国。1926年3月，陈宛溪在乐山开办嘉乐纸厂，同年病逝乐山。

在躬耕蚕桑事业40多年当中，陈宛溪留下了《裨农最要》《蚕桑浅说》《丝厂俗歌》《劝妇女缫丝歌》《劝桑说》等作品。这些作品对蚕丝生产实践来说，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同时蕴含较丰硕的学术价值。其中，《裨农最要》多次作为劝课农桑的教材发放民间；《劝桑说》成为推广植桑事业的经典作品，该书现存28页，但事无巨细，涉及了蚕桑业种、产、销、保障等方方面面，充分体现了行业分工以前农、工、商的结合。行文语言朴实通俗，“虽不识字，人闻之，亦能通晓”。该书绪论、章节标题、材料编排等方面，表明了他对蚕桑业乃至这一时期整个四川经济振兴的基本观点。该书封面的“宛溪叟劝桑说”由原谘议局议长、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蒲殿俊题写，内页“劝桑说”由四川劝业道台周善培题写，交由成都昌福公司排印，内含陈宛溪人像及其自志文，另有鲜英的题词“大巧若拙，大智若愚。须发浩然，聊以自娱”；同时由四川蚕桑公社原总教习、四川农政学堂原教务长祝鼎写序。

由于《劝桑说》最后几页遗失，其具体成书年份未知，但通过内容判断，该书应写成于1914年陈宛溪担任三台县蚕桑局局长到裨农丝厂获得巴拿马国际公赛金奖期间。该阶段四川“蚕桑渐多，丝厂亦繁”，蚕桑业实质上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以苍溪为例，据1910年《四川省第四次劝业统计》，全县有蚕户11220户（约占农户总数的25%—30%），有成片桑园180亩、散栽桑地640亩，官桑1353株、私桑64479株；制丝户663户，缫黄白丝14.4万两（折合鲜茧约45万千克）。仅据乐山、内江、南充、三台、盐亭等18府县统计，农家缫丝户数已经达到132669户，年产土丝2.5万担。蚕丝兴旺导致川人“群趋于饲蚕缫丝之一途”，而陈宛溪深知“外洋最讲种植之学”，敏锐地察觉到桑叶匮缺将会严重威胁到蚕丝发展，于是果断在《劝桑说》中指出“若不多植桑树以裕蚕丝，必源恐叶缺而饲蚕不终”，最终导致“茧少而缫丝折本”。为此，陈宛溪极力“劝吾川饲蚕之人各添桑树以裕蚕食”，“劝吾川缫丝之人自种桑树，并劝人种，以裕茧质”。

《劝桑说》之前也有不少蚕桑刊物刊印于世，尤其是洋务运动以后，蚕桑专著的撰写和刊刻数量惊人，但是，四川的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以三台为例，老百姓“栽桑未及百分之一”，甚至出现“百里不见一株桑者，隙地任其荒芜”的景象。究其原因，一方面蚕桑在四川仅为副业，自“蜀之先，名蚕丛，教民蚕桑”起，四川蚕桑多通过口耳相传，就地植桑，于“田边畦畔，堤岸土埂，住宅前后”，目的是“无碍于耕种”。 四川人对桑树采取的是一任自然的态度，鲜会有人专门为桑树开垦土地、除草，而多选择植桑的同时复种豆麦等农作物。因此，桑树常常“成为乔木”。另一方面，由于过往的蚕桑书籍多为对历代知名农书的采辑，晦涩难懂，陈宛溪指出：“采辑诸书会萃成编，全录原文；摘数字数句而变其文；其用法而稍变换。”其文“法极详备，惟文义稍深，篇幅较长，恐非妇孺所尽解”，并且“文辞博奥，非浅人所能尽知，或时地攸殊，非变通无以尽利”，现代化涉及的新知识技术的传播并不是传统教育识字所能传递的，需要“功能性识字率”的拓宽。这种“功能性”的识字能力在清末局限于社会上的一小部分人，广大农民“仅满足于世代相传的《三字经》”。因此，轰轰烈烈的劝课蚕桑、改良蚕桑并未在川地得到真正普及。

作为劝课之用的蚕书，其通俗性颇为重要，早期只需要在晚清官绅群体内部通过赠阅、寄呈、拜序等方式交流，言语尽管晦涩但仍能得以传递。而后官员们开始注重让小民获悉技术，因此通俗易懂的蚕书成为需求。光绪年间沈练的《广蚕桑说》就“明白如话，绝不引征经史，盖词繁则意晦，不如扫去陈言”。在“师旅频临，饥馑交迫，贼盗蹂躏，征税烦难”的社会背景下，陈宛溪若致力在全川推广植桑，则需考虑植桑技术能否得到广泛传播，因而在知识技术的讲解上，需要达到“老妪能解”之程度。

“在桑树种植上只须稍加注意就一定能发展川省的产丝能力”，陈宛溪将植桑要点安排在首位。在讲解过程中，他多次以人们生活中常见事物为比喻对象，以增强乡人的理解。陈宛溪先讨论了桑树的种类，对四川地区常见的良种进行了分类，“嘉定之红皮桑、潼川之荷叶桑、柳叶桑可比湖桑，皆古书所称鲁桑之类”，并梳理区分了家桑和野桑的渊源，“鲁桑之子，种植成树……则呼野桑是也”，最劣的桑树被称为“狗屎桑”。随后，他分析了压桑与接桑的优劣，又以“此犹嫁女者由富贵而嫁贫贱，则形容必至憔悴；由贫贱而嫁富贵，则形容必见丰腴，其所居养不同也”，形象地说明桑种、土壤与人力之间的辩证关系。为解释植物休眠期的重要性，陈宛溪以自身科考为例，“余昔年岁考，进场日多不能寐，每起静坐以待，吾兄治安、侄瀚如，熟睡若无事……余因早起精神耗散，写作竟觉困难，兄与侄久眠精神养足，出场时犹若余勇可贾”。在讲解接桑法时，他用民间俗语“人活心，树活皮”说明皮接法的优点。关于病虫害防治，陈宛溪并不急于细分桑树的病虫害，他认为“害桑之虫类甚多，治法亦伙，非明学理者不能区别”，对于农家而言，如果详说，则“苦其繁难”，反而扼杀了植桑的积极性。因此，他从病虫害的轻重进行指导，重在讲授处理方法，如“以竹片刮去其白屑，不使再有此虫发生即得矣”，为了让农家便于理解，陈宛溪善用比喻，“割去伤痕除虫，敷以牛粪……其用牛粪者，如医生之用生肌药也”。《劝桑说》写成后，陈宛溪一如前之《裨农最要》“两呈锡督清弼”，通饬全川，刊发民间。赵尔巽接任后继续推广，加上周善培的“热心提倡，实力保护”，“桑蚕丝业，遂以畅行”。以三台为例，自1915年起至1919年，每年植桑亩数匀速以1000亩递增。1915年三台拥有丝厂6个，第二年丝厂发展至9个，并且越来越多的产品出售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