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之后的路：哲学论文(1970-1993)与自传性访谈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观点拓展与反思

《结构之后的路》体现了库恩晚年思想的发展，是对《科学革命的结构》观点的拓展与反思，并对于对他理论的一些批评和误读，作出了回应。
如果说《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重在建构一个“范式”，《结构之后的路》则对《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被质疑较多的地方进行了针对性的阐述，尤其是对于“不可通约性”。书末还收录库恩去世前一年所进行的深度访谈，是库恩学术生平的极好自传式材料。

【美国】[美]托马斯·库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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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1922—1996）， 美国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被誉为“二战后zui具影响力的一位以英文写作的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语）。
库恩于1949年获物理学博士，后执教于加州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任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哲学劳伦斯·洛克菲勒名誉教授（the Laurence Rockefeller Professor Emeritus of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at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主要著作有还有《科学革命的结构》《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必要的张力》《黑体理论和量子的不连续性》等。
邱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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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7月出生于浙江舟山，博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有译著《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研究》和《结构之后的路》等。

编者导言
第一部分
重审科学革命
第一章 什么是科学革命
第二章 可通约性、可比较性、可交流性
第三章 科学史中的可能世界
第四章 《结构》之后的路
第五章 历史的科学哲学之困扰
第二部分
评论与答复
第六章 回应我的批评者
第七章 作为结构变化的理论变化：对斯尼德形式主义的评论
第八章科学中的隐喻
第九章合理性与理论选择
第十章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
第十一章后记
第三部分
与托马斯·库恩的讨论
托马斯·库恩的作品

《结构之后的路》体现了库恩晚年思想的发展，是对《科学革命的结构》观点的拓展与反思，并对于对他理论的一些批评和误读，作出了回应。
如果说《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重在建构一个“范式”，《结构之后的路》则对《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被质疑较多的地方进行了针对性的阐述，尤其是对于“不可通约性”。书末还收录库恩去世前一年所进行的深度访谈，是库恩学术生平的极好自传式材料。

【美国】[美]托马斯·库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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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1922—1996）， 美国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被誉为“二战后zui具影响力的一位以英文写作的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语）。
库恩于1949年获物理学博士，后执教于加州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任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哲学劳伦斯·洛克菲勒名誉教授（the Laurence Rockefeller Professor Emeritus of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at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主要著作有还有《科学革命的结构》《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必要的张力》《黑体理论和量子的不连续性》等。
邱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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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7月出生于浙江舟山，博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有译著《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研究》和《结构之后的路》等。

伽伏罗格鲁：让我们从你的学生时代开始谈起吧，特别是你感兴趣的课程，你讨厌的课程，你遇到的老师，等等。

库恩：我在纽约曼哈顿开始我的学生生涯——或者说开始上学，这是另一个问题了。我在那里的改良派学校progressiveschool里上了几年学，从幼儿园一直上到五年级。一方面，改良派学校鼓励独立思考能力；另一方面，它又不大教什么科目。我记得那时我可能已经上二年级了，我父母觉得非常沮丧，因为我好像不会阅读；父亲就教我识字，很快我就学会了。后来，当我读到六年级的时候，我们全家搬到了离纽约大约四五十英里外的一个乡村，哈得逊河边的克罗登镇。

在那里，我进了一个叫黑森山学校（the Hessian Hills School的小改良派学校上学。这个学校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它出色地教会了我独立思考。这是一个很左的学校，主要创办者是一位女士，名叫伊丽莎白·牧斯。她是威廉·雷明顿的岳母。你们可能知道这个人，他就是那个由于当了共产主义情报员而最终被关进监狱的人，这是麦卡锡时代的事了。所以，学校里到处都是各种各样激动的左派教师，不过我们都被鼓励做一个和平主义者。那里没有马克思主义教育或其他这类教育；我们只是听父母说这是所激进的学校，但我们自己并没有看到它有什么激进之处。在那里，有一个老师对我产生了影响。我有过好几位对我产生影响的老师，但数学老师只有这么一位，他叫利昂西亚奇。人人都深深地敬爱他，他的数学教得特别好。我主要向他学初等代数，不过我总是……也不算很差，但在算术上只是普普通通，我总是算错，我做加法，可连续两天就是得不出相同答案我会背乘法表，可是我从来都没有真的会算超过9乘以9的乘法。但是，当突然转向更为抽象的计算，使用变量以后，我的数学在他的手上活起来了。我喜欢数学，十分擅长数学，这真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经历。

我想我的其他功课也学得相当好。……学校不进行评分，所以当我被证明学得特别好时，我相当惊奇——我毫不知情。我在那里上了六年级、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一共四年。我有一个很好的社会研究老师。在他那里，这个学校的激进性就表现得多一点了——我们一起阅读比尔德的《美国宪法的经济学解释》的主要章节，并且进行讨论。我们班上有六到七个同学；这是一种手把手的教育；手把手教育为的是放手教育。我认为它对我的思想之独立起了主要作用。

巴尔塔斯：能不能再跟我们详细讲讲关于改良派学校的概念：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学校吗？

库恩：：不是。改良派教育是一种运动，就我所知，它实际上发源于约翰?杜威的一些提议。它不太强调科目，更强调思想独立，强调能够使用自己思想的信心。所以说，它不教拼写很正常——几乎没什么反复的练习。我们后来开始上法语课；上了三年我仍然记不住一个法语单词——就有这样的事。但是我渐渐变得聪明起来。我不能确定黑森山学校是一所小规模教育的、学科设置很少的学校，还是一所独立进行大量研究的学校，或者是一所人们想到什么就独立做什么的学校，但我确实认为它对我有着重要影响。有一件事我想说一下，我刚到MIT时，发现很多学生一直到快要毕业了还从来没有写过一篇10到12页的论文，那种我准备布置下去的论文。我在读六年级或七年级时，至少写过一篇25页的论文。还有更多那样的事。我想，那种研究的滋味，那种鼓舞的滋味对我后来发生的事情尤为重要。那个学校只到九年级。实际上，它常常只能读到八年级；但对我们那个年级的人，它一直让我们读到九年级，之后我上了寄宿学校。我父母担心我难以适应变化，便把我送进了一所小学校。

伽伏罗格鲁：学校里有许多左派，或者说整个风气都是左的，这种情况在那个时期是被人瞧不起呢，还是说在一些特定人群中被看成是好的？

库恩：我相信在有些圈子里它是被瞧不起的；我比我父母激进，但他们并没有瞧不起它。另一方面，它值得我再多说一点。这是一个时代和一个时代的人，那时人们开始加入一个叫美国学生联合会（the American Student Union的组织。成为美国学生联合会成员的前提条件是愿意签署牛津誓言。这个誓言的内容是你不能打斗，即使是为了你的国家。我记得我就此与我父亲进行过讨论，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不喜欢说我不会为我的国家而战。

我既想成为学生联合会成员，又不确信能恪守誓言。我记得我父亲对我说：“我签署过许多誓言，后来又违反了。但我想，我从没有在签署誓言的时候就想我将会违反它。”我很认真地考虑了他的话，没有加入那个学生联合会。另一方面，我的学校曾经召开过一次来自许多改良派学校的学生会议，我不记得我们讨论了些什么，正式主题是什么，但令我激动的是这次会议被纽约一家报纸报道。我不知道它的标题是什么，但当时站起来发言的人就是我，我说：“谁从我们的国家财产中获利？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那些资本家。放菲律宾人走吧！”这些事情别有一番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