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云寻径：古典中国实用文类美学

导　言
晚清以降，整个东亚、华夏文明，以吸收效仿西欧、北美为务，积渐成习，我们渐渐忽略了，“文学”与“literature”不但分属两种语言系统，而且是两个不同文化传统的产物。当西方人逐渐以poetry、fiction、drama为literature的指涉物时，我们亦理所当然地以为：文学指的就是诗歌、小说、戏剧，它们不但是特殊的语言形式所构成的文体，而且必须是想象的、虚构的、纯粹为了美感需要而创作的产物。从康德以降，我们或者以为美感只是形式，或者以为美感与实用的作为不相容。
因而中国文学的领域，就不知不觉遭到大幅的删汰。于是中国文学就仅限于《诗经》《楚辞》以降的诗、赋与志怪、传奇等以下的小说，然后是宋元才开始的戏曲，《庄子》《史记》等相关著作，则自然被排除在外，推给哲学与历史等领域。这是利用别人的系统，作自家的系谱时，必然会有的张冠李戴、削足适履的现象。于是《昭明文选》（下简作《文选》）里的泰半作品，除了诗赋之外，都成了“行迹可疑”的存在；更别提汉唐以降，众多的古文写作了。
研究“文学史”，的困难，不仅是在中外的异类文化下，大家并没有共通的文类区分与使用规范；即使以古今而论，历代的文体、文类亦迭有变迁。汉魏六朝以降的古诗，迥异于《诗经》《楚辞》之作，而唐宋以后方有词，元明以后乃有曲，其体制、美学形态各不相同，勉强求同，了无益处；不妨先以同情的了解，各顺其异，来加以接受，加以欣赏。同样，《文选》以降的古典实用文类亦有许多篇章，传统社会皆以“文”视之。西方并无所谓“以软笔写硬字”的书法，我们是否就得否定书法是一种艺术？我们不妨重新面对这类作品，探索其作为各别“文类” _是否有其美感特质，使得古人以其为美“文”，而我们亦不妨考虑，重新将它们纳为“文学”之一部分。
由此一念，由“论”“说”开始，我连续九年的台科会研究计划都以相关的两个“次文类”为题材，探讨它们作为“文学类型”的美感特质——我真正的意图是，综集成册，或许可以提出一种“古典中国实用文类美学”。但在教学与行政双重压力在肩的情形下，进展甚为缓慢，而我倏忽已届退休之龄。原以为退休后可以整理改写成书，但又接了一个台大“新百家学堂”计划的任务，加以教学仍未终止，因而四年已过，仍然全无进展。后来想功成未必得在我，仅只此类尝试，或许亦可号召有志的学者，在踵事增华中，发展为完整的体系，做更为博大精深的呈现。书中各篇的分析，选文重在知名之外，亦在凸显类型，以此喻示其种种的可能性。综集而观，则略可显现我对此一文学传统之各种名文、美文的择取。
少时立志遍读中国文学名著，结果志大才疏，涉猎仍然有限，但是文中讨论所及的各种篇章亦可略示多年来浸润其中的喜悦！
野人献曝，曝在野人之外，亦非野人所有。野人所献，终究只是自家体验的喜悦罢了。唯愿有心的读者自可于冬阳之曝中，各有更深、更广的体会也！
2015年仲夏于台大澄思楼308室

本书直指中国古典实用文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应用文——所蕴含的美感特质，照见了中国文学传统中不容忽略的半壁江山，以补一般文学史之不足，正面迎向“文学”这个现代观念的挑战。作者柯庆明教授为台湾中文学界*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学根底极为深厚，现当代文学美学以及西方文学理论也熟稔于心。他从诸多实用文类出发，探讨其文体规约，带领读者精读文本，解析古典实用文类之代表名作，以精辟细致的方式解剖诠释，旁征博引，将古文中的典故、来历以及写作者的人生抉择、实际处境等一一拆解阐明。作者深于古典传统，议论通畅而不板滞，极能启迪思考。

柯庆明（1946—2019）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台湾文学研究所教授；《现代文学》杂志主编，《文学评论》杂志编辑委员兼执行编辑；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协同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访问研究员，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招聘教授，捷克查理士大学客座教授。著有《境界的再生》《文学美综论》《中国文学的美感》等文学论著，以及诗集《清唱》、散文集《静思手札》《省思札记》等。

代　序　不实用的大用　张淑香  　　1
导　言　　1
章　“论”“说”作为文学类型之美感特质　　4
第二章　“序”“跋”作为文学类型之美感特质　　58
第三章　“书”“笺”作为文学类型之美感特质　　95 
第四章　“表”“奏”作为文学类型之美感特质　　167 
第五章　“吊”“祭”作为文学类型之美感特质　　230 
第六章　“碑”“铭”作为文学类型之美感特质　　343 
第七章　“传”“状”作为文学类型之美感特质　　390
第八章　游览“记”与山水“记”作为文学类型之美感特质　　442 
第九章　修造“记”与器物“记”作为文学类型之美感特质　　468 
总　结　　489 
附　录　怀念柯庆明兼论《古典中国实用文类美学》　［美］艾朗诺  　　491

本书直指中国古典实用文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应用文——所蕴含的美感特质，照见了中国文学传统中不容忽略的半壁江山，以补一般文学史之不足，正面迎向“文学”这个现代观念的挑战。作者柯庆明教授为台湾中文学界*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学根底极为深厚，现当代文学美学以及西方文学理论也熟稔于心。他从诸多实用文类出发，探讨其文体规约，带领读者精读文本，解析古典实用文类之代表名作，以精辟细致的方式解剖诠释，旁征博引，将古文中的典故、来历以及写作者的人生抉择、实际处境等一一拆解阐明。作者深于古典传统，议论通畅而不板滞，极能启迪思考。

柯庆明（1946—2019）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台湾文学研究所教授；《现代文学》杂志主编，《文学评论》杂志编辑委员兼执行编辑；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协同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访问研究员，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招聘教授，捷克查理士大学客座教授。著有《境界的再生》《文学美综论》《中国文学的美感》等文学论著，以及诗集《清唱》、散文集《静思手札》《省思札记》等。

仕隐谪退生活的安顿（“书”“笺”作为文学类型之美感特质）
促成“书”“笺”写作的分离或别离的状况，并不仅是谪退或隐居，亦可以是仕进，谢朓《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即是如此。屠隆《在京与友人书》就非常生动地描写了京师生活与昔日江村生活境况的不同：
燕市带面衣，骑黄马，风起飞尘满衢陌，归来下马，两鼻孔黑如烟突。人马屎，和沙土，雨过淖泞没鞍膝。百姓竞策蹇驴，与官人肩相摩。大官传呼来，则疾窜避委巷不及，狂奔尽气，流汗至踵，此中况味如此。遥想江村夕阳，渔舟投浦，返照入林，沙明如雪。花下晒网罟，酒家白板青帘，掩映垂柳，老翁挈鱼提瓮出柴门。此时偕三五良朋，散步沙上，绝胜长安骑马冲泥也。
这里避开了生活的具体内容，只以日夕归路作比，写江村的情景，颇有“渔家傲”的悠闲风味，而燕市骑马之拥挤尘嚣，写来亦亲切如身历，情景中各自别具风味，虽则写景，实为抒情，自然富饶深意与妙趣。屠隆更在《答李惟寅》以“士贵取心冥境，不贵取境冥心。此中萧然，则尘壒自寓清虚；内境烦嚣，则幽居亦有庞杂”为写作的主旨，而描绘出一派“大隐隐于朝”的生活境界：
含香之署，如僧舍，沉水一炉，丹经一卷，日生尘外之想。兰省簿牍，有曹长主之，了不关白，居然云水间人。独畏骑款段出门，捉鞭怀刺，回飙薄人，吹沙满面，则又密想江南之青溪碧石，以自愉快。吾面有回飙吹沙，而吾胸中有青溪碧石，其如我何？每当马上，千骑飒沓，堀堁纷轮；仆自消摇仰视云空，寄兴寥廓，踟蹰少选而诗成矣。
五鼓入朝，清雾在衣，月映宫树，下马行辇道，经御沟，意兴所到，神游仙山，托咏芝术，身穿朝衣，心在烟壑，旁人徒得其貌，不得其心，以为犹夫宰官也。江南神皋秀壤，多自左掖门下题成。
这里我们不但看到了山水美感是如何内化成为作者的胸中丘壑，因而触目皆成诗情画意，并且转化为一种生活的智慧，还看到了作者是如何以内心的诗意的回思与想象，去超越生活中的尘杂。“取心冥境”正是所以逍遥自得的根本，也正是文学美感中想象创造的胜利。屠隆作此书答李惟寅，原即因为李惟寅“住秦淮渡口，烟销月出，水绿霞红，距风沙之地万里，而来书忳憏，殊不自得”，因而自叙其生活的安顿，现身说法，发出者与接受者先自有其情谊，然后种种的描述才有其亲切体贴的含意，然后方有其娓娓道来的动人诗意与足可参酌取法的智慧表现。无论如何，生活安顿的描述中，不论明言道破与否，终是反映了一种生活的智慧，一种生活艺术化的美学成就。

（本文摘自柯庆明《拨云寻径: 古典中国实用文类美学》，三联生活书店2021年4月出版。）

女性的英姿（“传”“状”作为文学类型之美感特质）
女性进入史书，自《左传》《国语》即已屡见，司马迁《史记》更撰有《吕太后本纪》与《外戚世家》，继刘向《列女传》之后，范晔也在《后汉书》撰有《列女传》，因而女性早亦已在“史传”之列。历代私撰之女性“传”文亦屡见不鲜，大抵可分为“烈妇”与“节妇”二大类型。“节妇”之“传”文，往往伦理教训之意味较浓，事虽艰难罕异，但未必皆具文学兴味。本节但取唐代李翱《杨烈妇传》等，以略见呈现于“传”文中之女性英姿。
《杨烈妇传》首叙背景：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将盗陈州，分其兵数千人，抵项城县。盖将掠其玉帛，俘累其男女，以会于陈州。
遂因面对大军压境，“县令李侃不知所为”，而引出传主杨烈妇的种种作为：首先，决定基本方针，杨氏劝其夫力守，继之以死，因为这是县令的职责；其次，则提议执行方式，起用仓廪府库之财，重赏以令百姓为死士，作为防守之具。接着，聚众于庭，晓以作战之大义，实为众人乡邑坟墓所在，劝喻吏人百姓为家乡致死守节。除借情理，晓之以义之外，更喻之以利，待之以周。
接着是对贼表明死守之决心，以及劝说对方亟去的喊话经过：
使侃与贼言曰：“项城父老，义不为贼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无为也。”贼皆笑。有蜚箭集于侃，侃伤而归。
由“贼皆笑”，可见数千人之贼，目中固无视数百县民之抵抗。“有蜚箭集于侃”，采取的正是“斩首”的行动策略。而杨氏亦完全了解这一策略的意义，因而当“侃伤而归”，杨氏固劝李侃重回城上： 
杨氏责之曰：“君不在，则人谁肯固矣？与其死于城， 不犹愈于家乎？”侃遂忍之，复登陴。
作者接着重述敌我对抗的态势与战事的发展——项城县方面，正因反过来对敌方采取了“斩首”行动，而得到了保全。
这篇“传”记言、记事交相为用，充分地彰显了事由言决的效果与过程。杨氏虽以女子而未乘城守御，但实为整个守城行动的灵魂人物，她的智慧与决心，都通过她的言辞与丈夫及群众的行动而得到贯彻。虽然“杨氏亲为之爨以食之。无长少，必周而均”，真正能够采行的还是妇女职分的行动，但实质上她所扮演的其实是“军师”的角色。因而作者李翱接着大发议论： 
人之受气于天，其何不同也！妇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尽恭顺，和于娣姒，于卑幼有慈爱，而能不失其贞者，则贤矣。至于辨行阵，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固公卿大臣之所难。厥自兵兴，朝廷宠旌守御之臣，凭坚城深池之险，储蓄山积，货财自若，冠胄服甲，负弓矢而驰者，不知几人！其勇不能战，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弃其城而走者有矣！ 彼何人哉？若杨氏者，妇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杨氏当之矣！ 
这一段议论，一方面指出杨氏远远超出贤妇之德，甚至能为公卿大臣之所难；另一方面其实正借以嘲讽那些“勇不能战”“智不能守”“忠不能死”的守御之臣，而以“仁”而“有勇”誉之。终而在“赞”中强调虑其事迹湮没的作“传”旨意：一方面强调“贤者”古今不殊，间接地再一次肯定杨烈妇为不可多得的“贤者”与“烈女”；另一方面则亦以“序”其“行事”作“传”，由“将告于史官”一语，则亦可以窥见其时“私传”与“史传”的潜在关联。

（本文摘自柯庆明《拨云寻径: 古典中国实用文类美学》，三联生活书店2021年4月出版。）

宦游与贬谪（修造“记”与器物“记”作为文学类型之美感特质）

唐宋由于迁调制度，宦游本属常事，加上政争频仍，贬谪外放之举无时不有，如王禹偁《黄冈竹楼记》中所谓：
噫！吾以至道乙未岁，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广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岁除日，有齐安之命。己亥闰三月到郡。四年之间，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处？
影响所及，必须时时修造居所，或者对前人之建设“嗣而葺之”，以为己用。《黄冈竹楼记》中的竹楼就是以“予城西北隅，雉堞圯毁，蓁莽荒秽。因作小楼二间，与月波楼通”。由于初临异地，就地取材，因而就有了陌生的美感，一方面是不同的山水景观——“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敻，不可具状”；另一方面是由于修造竹楼的材质特异而产生的独特的居室生活美感： 
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 琴调和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
但是这种美感其实是建立在诗意的联想或想象上的；真正的情况，或许只是居室简陋，而心情泰半亦是孤寂落寞而已。因而， 以暂时想象自己是隐居的高士来自我安慰： 
公退之暇，被鹤氅衣，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 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
一句“亦谪居之胜概也”，道尽了其中的无奈与不得已而为之的苦涩。终究，所有的“胜概”不过只是苦中作乐，强作欢笑或潇洒而已。山水美感、道家美学以及它们与隐逸高士的历史关联， 无疑在唐宋士人的“谪居”或外放岁月中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消遣世虑”的重要出口。因而他们往往于城隅、“雉堞圯毁，蓁莽荒秽”的废弃地，修造出足以远望遐观，遂可作高引出尘之想的“楼”“台”类的建筑。苏轼亦于改知密州期年： 
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完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
所谓“放意肆志焉”，其实正是“世虑”“消遣”后的状态，所以要有这番修造。苏轼亦自知，“余自钱塘，移守胶西”，在职位上由通判而知州，不算贬谪；在生活的现实上，却是“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其实形同谪居。因而遂有自行超拔之必要，遂因苏辙名其台曰超然，而作《超然台记》，而力阐“游于物之外”与“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老子》第二章）的思想，而主张：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他发展出一种游“观”，以美感观照的态度来面对生活与人生，追求因美感态度所产生的美学乐趣，以此来取代对于美好生活之追求。但这终究只是在此身如寄、不断迁移的游宦生涯中别无选择之“态度”的“理论化”罢了；否则连“修补破败”“稍葺而新之”皆可不必，更不必谈“相与登览”，然后“放意肆志”了！世所知名的公共建筑，修造者与作“记”者，自可以“记文”而丽名其上；但对于尚不知名的公共建筑，则修造者或作“记”者就具有了命名权，而“记”文往往亦在阐扬其命名的旨趣，因而就成了修造者或作“记”者个人“言志”与“留名”的一种途径。当修造者为地方官时，其建筑往往就具有公共性质或半公共性质，是以王禹偁以材质而称其小楼为“竹楼”；但仍可期望，“幸后之人与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楼之不朽也”。但身属迁谪的作者，若当时之身份仅为僚佐，自然只能在谪迁之地卜居，兴建纯属个人空间的“草堂”，即或冠以其他名称，如“雪堂”之类。因为已是贬罪之身，往往只能强调自己的谦退隐逸之意与居住的“外适内和，体宁心恬”。如白居易《庐山草堂记》， 着力描写的是一种“居住美学”，包括建筑、庭园、周遭的四时景观与居止方式……白居易甚至强调：“司马岁秩满，出处行止， 得以自遂，则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于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 
这类修造“记”中，所描绘的幽人雅士之“居住美学”的栩栩如画，以及所蕴诗意的高情远韵，固令读者玩味流连，但其中亦往往另有寄意。苏舜钦《沧浪亭记》记作者——“予以罪废， 无所归，扁舟南游，旅于吴中”，购得“钱氏有国，近戚孙承祐之池馆”，“构亭北碕，号沧浪焉”。强调自己居处其间，“尤与风月为相宜”“鱼鸟共乐”“形骸既适，则神不烦”……因而，以为“予既废而获斯境，安于冲旷，不与众驱，因之复能于内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闵万古，尚未能忘其所寓目，用是以为胜焉”。王文濡所评“放废之余，借此自遣，极冲旷语，正是极牢骚语”，则是知言之论。

（本文摘自柯庆明《拨云寻径: 古典中国实用文类美学》，三联生活书店2021年4月出版。）

这部书应是传世之作。
——美国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