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与选择（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版，）

1920年10月12日，受北京大学、尚志学会、新学会、中国公学邀请，享有世界声誉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抵达上海，至1921年7月11日离开北京，先后在上海、杭州、南京、长沙、保定等地发表多次讲演。

罗素来华之前，他在数理逻辑等学术领域的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他因坚决反对世界大战而拒服兵役被英国政府判刑，两度入狱毫不屈服，并亲赴苏俄城乡各地与各层各界人士接触、考察。罗素独特的经历及其鲜明个性，都已为中国文化界所熟知；其哲学、社会学、经济学部分代表作已译成中文出版，北京大学师生还专门成立了“罗素学说研究会”。

这时正值中国社会根本改造的呼声空前强烈，中国革命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机制处于深刻变化的关键节点。1920年4月，长期阻断的中俄交通开通，苏俄个代表魏经斯基到达中国，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等联系；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堡垒和旗帜《新青年》杂志从此转变为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这实际标志着中国革命正在开始转向崭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先进知识界对罗素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衷心期望他对中国社会改造问题予以正确指?导。

1920年10月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2号，以罗素照片为封面，从卷首连排《罗素》（张崧年）、《民主与青年》（罗素著、张崧年译）、《游俄感想》（罗素著、雁冰译）等6篇有关罗素的文章。《新青年》第8卷第3号又从首篇起连排《试编罗素既刊著作》（张崧年）、《民主与革命》（罗素著、张崧年译）、《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雁冰译）等6篇有关罗素的文章。这种情况自《新青年》创刊起从未有过。这两期《新青年》的其他文章，大都是关于苏维埃俄国的，如《俄罗斯研究》、《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哥尔基在莫斯科万国大会演说》、《我们要从那里做起》（杜洛斯基 著，震瀛译）、《俄罗斯研究》等。这就完全表明，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介绍罗素与介绍俄罗斯革命经验两者同样重要、并行不悖。

罗素到沪次日，江苏省教育会、新教育共进社、中国公学、时事新报社、申报社、基督教救国会等七团体为罗素设宴接风。江苏省教育会沈信卿代表致欢迎词：“所望于罗素先生在此一年之间，予我中国以种种指导，完成我国之改造事业也。”罗素抵京后，讲学社在11月9日借美术学校礼堂开欢迎会。梁启超致辞强调：“我们认为往后世界人类所要求的，是生活的理想化、理想的生活化。罗素先生的学说，能满足这个要求。”

相反，英国在华当局对罗素来华反感之至。同船来华英人报告英国使馆，罗素沿途“公开发表同情布尔什维克的言论，并流露出反英情绪”；英驻华官员向英国外交部和国防部请示是否可以采取必要行动。国防部认为罗素言行“对英国是危险而且是有颠覆性的”，建议参照《战时案例》有关规定将罗素拘留或遣返英国。由于《战时案例》的有关规定于1900年已过期，加之罗素友人斡旋，英国政府终于没有采取行动。但英国情报局把罗素列为“可疑人物”，指示英国驻华官员与中国政府合作随时注意其言行。 英国使馆和传教士“都不欢迎罗素”，并公开向中国人散布“后悔让罗素来华访问”。 

罗素绝非一位与中国某政派政治方向、政治主张完全契合的思想家。他这期间正处于思想的“反思期” ，对一些重大理论、政治问题正处于矛盾状?态。

关于西方资本主义，他一方面对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感到愤怒、绝望，并在大战期间就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 另一方面，罗素宣布他归属基尔特社会主义，实际是持不根本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主义立场。

关于苏俄，罗素在1920年经一个多月（5月11日入境，6月16日出境）在俄罗斯的实地考察，认为：“所有由这次战争发出来的新事实中，重要的是一个实际采用社会主义的大强国之存在。社会主义以前只是一个学说，实行家轻看他是不可能而属于幻想的东西，布尔什维克派不论我们对于他的优点劣点可以怎么想，但至少总已证明社会主义是和一个强有力的成功的国相容?的。” 

但罗素在苏俄城乡与社会各阶层接触后，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反感，认为“凡由战争得来的社会主义，不论是何式的，他的好处总要少些。因为战争——尤其是国内战争——的恶果，是必有而且很大的”，“想打胜仗，必须要集中权力，而集中权力所生的恶结果，和资本集中所生的简直绝无差别”，“不能信仰那种集中大权于少数人手内底共产主义”。他对俄国少数人掌权的前景极为担忧：“虽然现在在俄国握权的人大部分都是极热心的共产主义者，曾经表示愿为了他们的信仰牺牲一切。但此等人总有一天要让位给其他不甚热心忠于主义而甚能利用机会的人们，他们可就要和一般实行政治家一样，把地位当作实在利益般看待了。此辈如得了兵队来济恶，便不难以一道命令，给统治者的贵族阶级以大薪俸和特别的私产。他们方在成功，那腐败和掠夺底机会也就继长增高地跟了来。这种的诱惑，我不信会能永久抵抗得?住”。 

面对中国各界迫切希望对中国社会如何改造提出指导意见的热烈期盼，罗素没急于正面直接具体回应，而采取了认真负责的暂时回避的谨慎态度。所以，他首先结合当前世界物理学、心理学的相对论、量子论、精神分析、数理逻辑等世界学术界研究成果，重点阐释了自己的哲学思想。

罗素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高师、南京中国科学社作了《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的分析》《数学逻辑》《爱因斯坦引力新说》等长篇系列讲演或专题讲演，就世界广有歧义的因果关系、时空观、真理观、意识观、数理逻辑等一系列哲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新颖见解。

罗素强调哲学要注重方法，就是实验的、分析的、细定的思想方法。“实验的方法，使他相信真理必以直接经验为准，不能全以先天理论来判断是非；分析的方法，使他能以科学的态度考虑问题，不凭主观臆断；而细定的方法则使他不为成见所拘，而依特定的问题选择适宜的细定的研究与解答，并施用不同的方案”。无须赘言，罗素这些观点使中国先进知识界大大拓宽、深化了对科学、科学思想方法的认识，不仅对新文化运动是直接有力的促进，对中国人民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方向和道路的思考与选择也有着根本性的、基础性的推动。

罗素呼吁中国办好新教育。他说：“今日教育之急务，于应用之知识必需之技能外，急者在于国民能有创造之精神。在此任务之中，虽费时必久，用力必久，然此实无可避免之事。”“要者，在乎叫人能学会自由，能学会自由后不复以压制施诸他人。”同时，教育要注重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国家与社会之进步，实业及应用之事务，实缺一不可” 。这些见解对中国今天的现实仍有指导意义。

罗素热心坦诚地向中国各界介绍了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实况。他在长沙教育会连讲四次《布尔塞维克与世界政治》，在北京女高师和其他地方中也多有言及。罗素说：布尔塞维克主义是“现在世界上要紧有趣的东西”，它“是应世界的潮流而生”的，因为“资本主义已到末路，世界的将来，布尔塞维克正好发展，推倒资本主义” 。

罗素说，“布党极遵守马克斯的学理” ；他们坚持“唯物史观”，认为“政治、美术等无一不受经济的支配”，“如果想知道政治上的现象”，“必须知道工业的情形”。马克思认为工人与资本家的利益难以调和，“只有打破资本主义，使资本集中于公众，才可救济。资本若能集中，则资本家少，劳动者多，于是劳动者的势力大于资本家，就容易把他推倒。资本家既推倒，就能实行共产主义，世界才可有幸福”。

罗素高度评价列宁等俄国革命领袖“极肯牺牲自己”，“每天常做十六小时的工作，礼拜六和礼拜日都不放假”。 列宁“很诚恳，其心术专以救世为主，和他谈两分钟，就知道他是很诚恳的”，他“胆量大；我所见的人以他的胆量为。他深信马克斯主义像信教一样”。这些都是非直接接触而不可得的质感和体验，给听众和读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罗素明确提出了“评判社会制度的标准”：“，社会里现在人民的幸福，第二，社会以后再进步的机会。” 当时还没有“可持续发展”概念，但罗素实际简洁明了地阐释了这一点。

罗素明确肯定世界上实现个要求的榜样是苏俄，“现在惟一的新希望还是从俄国来，就是这回战事上失败的国”，“现在俄国共产党对他们所提创的制度的信仰固然是有点儿粗简，手段有点辣，也许都有点不到时期，但是它能使人民有一种别国所没有的快乐”；能使人耐苦冒险保存一种新鲜畅快的精神，是黑暗的西欧所没有的”。罗素指出实现好社会制度标准第二点要求，是“要有一个科学的共产制度的组织”，特别是“要让创造的人有完全自由，像科学家美术家等”，“紧要的就是给他创造自由和发表的机会——例如一个科学家有了什么结果应该能发刊他的报告，不可以令他先巴结了印刷局的局长才准他发刊”。

罗素认为布尔什维克失败了，“工人在工厂内正像坐牢，他们的情形比在资本制度下更坏” ；农民，“政府无法使他们信服，故不得不用强制手段” 。尽管罗素承认布尔什维克所以如此是迫不得已，因为“俄国正如船只被难，船长欲救人性命，不得不用强硬手段使他们服从”；而“外人决不肯援助俄国”。对苏俄放弃沙俄侵略特权，支援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声明、宣言，罗素充满怀疑：“我要警告诸君，布党对于东方受压制的国家说，我帮助你们伸张自由权，但实质上我恐怕他们是想假借这种美名，为伸张布党自己的势力起见。”

罗素这些讲演，从社会发展规律和总体趋势的高度，再次深入地揭示了大工业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垄断一切等诸多弊病，肯定了布尔什维克主义指导的俄国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也指出了其明显弊端。历史证明，罗素这些评价切中要害富于政治远见，至今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罗素结束中国之行前，就中国先进知识界就如何改造中国问题的殷切期待做了一个清楚明白的交待。1921年7月6日，面对依依惜别的北京知识界，罗素在北京教育会场后一次讲演中，正式回应中国社会政治改革问题。他郑重声明：“我现在终敢大胆的把我对于中国情形，及其改进的方法的感想，摆在诸君面前。这种感想，是我和诸君相处之间，渐渐得来，并非初跨上岸的时候，就到我脑筋里面的。”

罗素提出，中国“直接从经济问题下手，终归无用，一定要先解决政治问题。非等到有了巩固诚实的国家，没有弊端的政府，无论那种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都不能成立”；中国“好经过俄国共产党专政的阶级”，“俄国式的方法是惟一的道路”。 中国应走“社会主义道路”，“其中重要的方法，就是矿产铁路水道实业农业都归国家所有”。 而“行会社会主义，只适用于产业已发达的国家” 。中国应保持对西方列强的高度警惕，“非到强力的时候，足以摒除外国资本家以战舰军队强迫窥探中国的财源，国际管理终非中国之福”。同时，罗素指出发展实业，是“现在中国实际上的重要问题，是以极少度的坏处，极大度的利益，来发展实业主义” 。这是罗素建议中国大胆主动地引进外资，不要闭关自守。

罗素斩钉截铁、毫不含糊地表明了他非常赞同中国走俄国式新道路，这样，罗素厘清了自己同中国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严格界限。

对于中国的文化发展，罗素指出，“中国古来遗传的文化，以孔子学说为基础，而又参杂佛学的意味，已经到了自然剥落的程度；既不能成就个人的事业，更不能解决当前中国前面的内外政治问题”；同时，不应盲从西方的文化，当前“中国要紧的需要是爱国心的发达，而于有高等知识足为民意导师的尤为要紧。日本的侵略政策，反激起中国的这类运动；但是还要较此更敏锐更普遍一些的”。

罗素这一临别赠言如惊蛰春雷，震撼了中国先进的知识界。因为根据他一贯反对暴力、维护和平、主张渐进改革的思想及他来华后一度公开表示赞成基尔特社会主义，中国文化界已经把他视为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大师，同视杜威为实验主义大师一样。张东荪掀起社会主义论战，固然有利用罗素的巨大声望给自己壮大声势的考虑；但他视罗素为自己推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同道、导师是真诚的。加之罗素来华后，负责接待的主要是梁启超、张东荪等研究系要人等因素，罗素基本是以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形象矗立于中国政坛、文坛。罗素对此了然于心，他在告别词中强调基尔特社会主义“只适用于产业发达的国家”，就明显针对这种状况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