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研究史(先秦卷)(精) 李炳海|责编:高宏洲|总主编:左东岭 人民文学 正版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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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炳海|责编:高宏洲|总主编:左东岭
出版社人民文学
ISBN9787020158119
出版时间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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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77元
货号30919351
上书时间2024-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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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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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先秦诗歌研究综论
第一章20世纪前二十年：旧学新知交织的治诗阶段
第一节20世纪前二十年治诗的格局及走势
第二节章太炎：古文经学治诗的历史终结
第三节刘师培：贯通经史子集的诗学新兆
第四节王国维：开创现代治诗理论的先驱
第二章20世纪20年代：现代治诗范式确立之际的
奔突探索
第一节后经学初期：治诗的总体样态及走势
第二节梁启超、胡适：开创说诗新风的
学府导师
第三节《古史辨》：一个学术交流平台的搭建
第四节俞平伯、刘大白：现代治诗范式的雏型
第五节游国恩：醇正儒雅型现代
治骚范式的确立
第三章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治诗范式的确立
第一节多个流派并存和40年代的转向
第二节姜亮夫：宏通博放的治骚风格
第三节闻一多：剖石取玉、龙颔探珠式的
治诗历程
第四节刘永济：《屈赋通笺》的律宗法门
第四章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学治诗的定型期
第一节粗糙与精细：社会学治诗的两种样态
第二节训诂考据与文献整理：绕行于社会学的
治诗理路
第三节神话诗学：社会学治诗的旁枝别流
第五章20世纪后二十年：先秦诗歌研究的复兴
第一节鱼龙曼延：学术大潮中的浮游与沉潜
第二节集大成之作：先秦诗歌研究的历史总结
第三节标志性成果：治诗解骚的创新型精品
内容摘要
《中国诗歌研究史·先秦卷》立足于新世纪，全面梳理了20世纪先秦诗歌研究的特征和成就。全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20世纪前二十年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第二部分，考察了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胡适、《古史辨》、俞平伯、刘大白、游国恩等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第三部分，考察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姜亮夫、闻一多、刘永济等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第四部分，考察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诗经》和楚辞研究的特征和主要成就；第五部分，考察了20世纪后二十年《诗经》和楚辞研究的特征和主要成就。该书比较全面地反思了20世纪各个时期先秦诗歌研究的成就和局限，对于当下的先秦诗歌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精彩内容
第一章20世纪前二十年：旧学新知交织的治诗阶段第四节 王国维：开创现代治诗理论的先驱在20世纪先秦诗歌研究史上，王国维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的研究成果成为一座高耸入云的界碑，标示着一个新的学术世纪的真正开始。
王国维和章太炎、刘师培基本处于同一历史阶段。王国维和章太炎、刘师培一样，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可是，他没有章、刘两人那种经学传承的负荷，而是在传统经学之外另辟蹊径，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有广阔的学术空间。章、刘二人皆能放眼世界，研治先秦诗歌时对近代西方理论时有借鉴；王国维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把握，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章、刘及同时代其他学者，对西方理论的运用已经达到驾轻就熟的程度。章太炎对金文的态度极为谨慎，对甲骨文则持排斥态度。刘师培在这方面也显得疏远、冷淡。王国维却对甲骨文和金文有精深的造诣，并且运用起来得心应手。诸种因素使王国维成为那个时代的学术巨擘，在先秦诗歌研究领域取得全方位的突破，从学术理念到治学路数，都开创风气之先，是现代诗歌研究的前驱和奠基人。
一、以近代的西方理论观照《诗》《骚》王国维早期的学术论著，多是取外来观念与中国古代固有的材料相互印证。对于先秦诗歌的研究，他是以近代的西方理论观照《诗经》和《楚辞》。这方面的成果主要反映在《文学小言》《文学小言》初刊于《教育世界》1906年第23期，总第139号。和《屈子文学之精神》《屈子文学之精神》初刊于《教育世界》1906年第24期，总第140号。两文中，这两篇论文写作、刊发的时间前后相次，在具体内容上也相互关联。
《文学小言》是王国维观照文学的纲领，主要观点取自叔本华和康德。文中首先提出作为批判对象的三种文学，即物质功利的的文学，追求名声的文绣文学，没有创造性的模仿文学。在这样一个理论框架之下，对屈原给予极高的评价：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六）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助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七）屈子，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也。宋玉、景差，感屈子之所感，而言其所言；然亲见屈子之境遇，与屈子之人格，故其所言，亦殆与言自己之言无异。贾谊、刘向，其遇略与屈子同，而才则逊矣。王叔师以下，但袭其貌，而无其情以济之。此后人之所以不复为楚人之词者也。（十）王国维：《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1997年版，第168—169页。王国维最推崇中国古代四位作家，屈原列在首位。这四位作家之所以得到王氏的高度赞赏，就在于王氏把他们的作品与文学、文绣文学和模仿文学严格区别开来。王氏所运用的理论取自西方，但在具体论述过程中，并没有机械地照搬康德、叔本华等人的观念，而是融入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学理念。王氏充分肯定屈原等高尚的人格，所持的是传统的“文如其人”理念。他承认文学创作需要天才，屈原等属于天才诗人，同时又强调学问、德性对天才所起的辅助作用。这与康德、叔本华等人对于文学的论述存在明显的差异，而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王氏将先秦到东汉的楚辞创作分为四期，也是从高到低的四个档次，他所欣赏的是具有独创性、有真情实感的作品，同时也肯定作家才气所起的作用。
《文学小言》涉及先秦诗歌的段落，主要是论述屈原和楚辞，同时也提到《诗经》：“燕燕于飞，差池其羽”，“燕燕于飞，颉之颃之”，“睍睆黄鸟，载好其音”，“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诗人体物之妙，侔于造化，然皆出于离人、孽子、征夫之口，故知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八）“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以《离骚》《远游》数千言言之而不足者，独以十七字尽之，岂不诡哉？然以讥屈子之文胜，则亦非知言者也。（九）王国维：《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1997年版，第168页。第八则所引的诗句依次出自《邶风·燕燕》《邶风·凯风》《小雅·采薇》。第九则所引诗句出自《小雅·节南山》。王氏评论上述诗句，一是赞赏它们所表达的真情实感，二是肯定《节南山》这几句诗的凝练。《诗经》是古代六经之一，王氏评论《诗经》，已经摆脱传统的经学框架，而是立足于文学本位，完全从审美的角度进行审视，这得益于他借鉴的西方理论。在传统观念中，《诗经》是《楚辞》的源头，并且用《诗经》的体制去衡量《楚辞》，批评《离骚》《远游》等作品的铺陈写法。王氏不再用宗经的理念去看待二者，而是从文学创作的规律方面进行思索，所得出的结论是审美体验。
《文学小言》从第六则到第十则，论述的重点是屈原和《楚辞》，其次是《诗经》。这几章集中编排，是专门研究先秦诗歌的结构板块。
《屈子文学之精神》以论述屈原及《楚辞》为主，却是以《诗经》为重要的参照系，自然也有对《诗经》所作的评价。
王氏把古代春秋以前的道德政治思想划分为两派：一者是帝王派、近古学派、贵族派、入世派、热情派、国家派、北方派，一者为非帝王派、远古学派、平民派、遁世派、冷性派、个人派、南方派，对于代表南北文学的《诗经》、楚辞，分别置于这个大背景下加以审视。文中写道：《诗》三百篇，大抵表北方学派之思想者也。虽其中如《考槃》《衡门》等篇，略近南方之思想。然北方学者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者，亦岂有异于是哉？王国维：《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1997年版，第170—171页。按照王氏所作的划分，《诗经》所代表的北方文学，在思想上属于帝王派、近古派、入世派、热情派、国家派，而《老子》《庄子》等南方道家文学，则属于另一派。尽管如此，王氏并没有把《诗经》完全视为北方文学的结晶，而是指出其中带有隐遁倾向的作品，如《卫风·考槃》《陈风·衡门》，乃是南北文学所共有的因素。
对屈原的作品，王氏亦以二分法观之，文中写道：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南方学派之思想，本与当时封建贵族之制度不能相容。故虽南方之贵族，亦当奉北方之思想焉。观屈子之文，可以征之。王国维：《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1997年版，第172页。他列举屈原作品中提到的圣君、贤臣、高士以及暴君，“皆北方学者之所常道，而于南方学者所称黄帝、广成等不一及焉”。王氏据此得出结论，屈原所秉持的是彻头彻尾的北方思想。文中还写道：屈子之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其廉固南方学者之所优为，其贞则其所不屑为，亦不能为者也。女媭之詈，巫咸之占，渔父之歌，皆代表南方学者之思想，然皆不足以动屈子。而知屈子者，唯詹尹一人。王国维：《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1997年版，第173页。王氏通过对《离骚》及《渔父》《卜居》的解读，从中抽绎出南北两派的思想冲突，而把屈原划入北方派。同时也承认屈原所持守的节操，亦有南方派所激赏者。这种解析独辟蹊径，也独具慧眼。文中继续写道：然就屈子文学之形式言之，则所负于南方学派者，抑又不少。彼之丰富之想象力，实与庄、列为近。《天问》《远游》，凿空之谈，求女谬悠之语，庄语之不足，而继之以谐，于是思想之游戏更为自由矣。变三百篇之体而为长句，变短什而为长篇，于是感情之发表更为婉转矣。此皆古代北方文学之所未有，而其端自屈子开之。然所以驱此想象而成此大文学者，实由其北方之肫挚的性格。王国维：《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1997年版，第173页。王氏对屈原及其作品采用两分法进行分析：就屈原的思想性格而言，属于北方学派；就其丰富的想象力、浪漫的风格而言，属于南方学派。北方学派的执著诚挚，又成为浪漫想象的驱动力。王氏在《文学小言》中称：“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王国维：《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1997年版，第167页。这是借鉴西方的艺术起源理论。在评价屈原作品时成功地运用了这个理论，称其谐语为“思想之游戏，更为自由矣”。这种理论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得到运用：故彼之视社会也，一时以为寇，一时以为亲，如此循环，而遂生欧穆亚（Humour）之人生观。《小雅》之杰作，皆此种竞争之产物也。王国维：《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1997年版，第171页。
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有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终不能易其志，于是其性格与境遇相待而使之成一种欧穆亚，《离骚》以下诸作，实此欧穆亚所发表者也。王国维：《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1997年版，第173页。王氏所说的欧穆亚，指的是虽处困境而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并且进行抗争，兼有喜剧和悲剧精神。他认为《小雅》和屈原的作品都有这种情感，这与《文学小言》所说的“精神势力的发泄”是相通的。在运用西方理论解读《诗》《骚》方面，王氏近于水到渠成的地步。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初刊于《国粹学报》第47、49、50期，1908年11月、1909年1月，1909年2月。对先秦也有所涉及。《文体始盛终衰》称：“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52页。这是说诗体随着时间推移而更迭，由四言到楚辞具有历史必然性，体现的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理念。《诗词工拙》中写道：《沧浪》《凤兮》二歌，已开楚辞体格。然楚辞之最上者，推屈原、宋玉，而后此之王褒、刘向之词不与焉。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64页。王氏把《孟子·离娄上》所载的《沧浪歌》与《论语·微子》所载楚狂接舆所唱的《凤歌》视为楚辞体的来源，这种观点得到普遍认可，后来治楚辞者多宗其说。他对楚辞作家所作的评价，可与《文学小言》中的有关论述相互印证。
王氏还把《诗经》、楚辞与后代的诗词作品加以对比，指出它们之间的相通或相似之处。《晏词意近〈诗·蒹葭〉》写道：《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之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44页。王氏之所以把《秦风·蒹葭》与晏殊的《鹊踏枝》相对比，在于二者所写的都是秋景。渲染秋天的冷清是二者的共同之处，但情调有洒落与悲壮的差异。王氏在《人间词话》中把先秦诗歌与后代诗歌相贯通，关注它们在格调、气象等方面的同异，并且注意到彼此之间的可比性，时有警策之语，精辟之论，是从审美的角度所作的评论。这些论述上承古代诗话词话评点、感悟的特点，同时被纳入新的诗学体系，又具有现代诗学、比较诗学的属性。
二、以出土文物印证《诗》《骚》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成书于1912年，这部著作标志着王国维学术趋向的转变，即由沟通中外文学转向中国古代的通俗文学。这部著作在追溯上古至五代的戏剧时写道：“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是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8页。王氏列举大量古代原典，用以证明古代歌舞确实兴起于巫术。艺术起源于巫术，是西方重要的理论之一，王氏的上述论断，对西方理论有所借鉴，但论述的重点已不再是贯通中外，而是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歌舞与巫术关联的考证，这是学术趋向转变的重要标志。文中写道：《楚辞》之灵，殆以巫而兼尸之用者也。其词谓巫曰灵，谓神亦曰灵。盖群巫之中必有像神之衣服形貌动作者，而视为神之所冯依，故谓之曰灵，或谓之灵保。……余疑《楚辞》之灵保与《诗》之神保，皆尸之异名。《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9页。对于《诗经》中的“神保”，《楚辞》中的“灵保”，毛《传》、王逸均释“保”为“安”，王氏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灵保、神保所指的都是代神受祭的尸。王氏的结论有大量文献作支撑，显示出在词语训诂方面的精深造诣。
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初版是在1923年，由乌程蒋汝藻在上海排印。这部著作初稿成于1921年，后来陆续有所增补，但所反映的主要是1912—1921年期间王国维的研究成果，集中在文字声韵及古代制度方面。尤其是对金文、甲骨文等出土文物的充分利用，解决了许多重大难题，成为王氏治学的一大特色。
《观堂集林·与友人论〈诗〉、〈书〉成语二》又提到《诗经》中的“神保”、《楚辞》中的“灵保”：《楚茨》云：“先祖是皇，神保是飨”，又云“神保是格”，又云“钟鼓送尸，神保聿归”，传、笺皆训“保”为安，不以“神保”为一语。朱子始引《楚辞》“灵保”以正之。今案：克鼎云“巠念厥圣保祖师父”，是“神保”“圣保”皆祖考之异名。王国维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王氏以克鼎铭文的“圣保”与《小雅·楚茨》的“神保”相印证，以此说明神保即神灵，具体指祖先神。依此类推，《楚辞》中的灵保，当然指的是所祭神灵，以及代替神受祭的尸。王氏在《宋元戏曲考》中对神保、灵保所作的考辨已经比较深入，但毕竟还未最后定案。这里援引鼎铭加以印证，遂使千载悬案最终破解。《与友人论〈诗〉〈书〉成语书二》还有如下论述：《鲁颂》：“鲁邦是常。”笺云：“常，守也。”《商颂》：“曰商是常。”笺云：“成汤之时，乃氐羌远夷之国来献来见，曰是我常君也。”实则“常”当读为“尚”。《大雅》：“肆皇天弗尚”，《墨子·非命下》引去发曰：“……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常”，即“上帝弗尚”。陈侯因敦“永为典尚”，“典尚”即“典常”，古常、尚二字通用，尚之言右也。此皆可由《诗》《书》比较知之者矣。王国维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常”字在《诗经》中出现的频率较高，毛《传》、郑《笺》的解释均带有随意性，未能一以贯之。王氏以《墨子》及铜器铭文为依据，认为古代“常”与“尚”通用。这个结论可以在《说文》那里得到印证：“常，下裙也。从巾，尚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58页。王氏的考证进一步表明，“常”字不但读音从“尚”，而且含义也与“尚”相通。明乎此，《诗经》中出现的“常”在解释上就可以一以贯之，而不会因作品不同而差异甚大。王氏这类辨析都带有举一反三的性质，可以连类相次解决许多作品的难点问题。王氏运用铜器铭文的研究成果与《诗经》互证，解决字句训诂的难题，具体案例集中编在《与友人论〈诗〉〈书〉成语书二》这篇论文中，这是一篇颇能体现王氏以金文解《诗经》取得重大突破的力作。
王氏运用金文解决《诗经》研究的难题，不仅体现于字句训诂，而且还扩展到历史地理领域，《鬼方昆夷狁考》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大雅·荡》提到鬼方，王氏根据大、小盂鼎的出土地点，以及盂鼎和梁伯戈上的铭文，得出如下结论：“由是观之，鬼方地在汧、陇之间，或更在其西，盖无疑义。”王国维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7页。《大雅·绵》有“混夷兑矣”之语，《小雅·出车》又称：“赫赫南仲，狁于襄。”王氏通过音韵方面的考证得出结论：“故鬼方、昆夷、薰育、狁，自系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自音韵学上证之有余矣。”王国维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1页。但是，王氏的考索并没有到此结束，他又根据出土铜器的地点及铭文，进一步论证属于鬼方一系的活动地域。在对西周时期鬼方所属族类、地域、活动时段的考证过程中，王氏始终把出土文物作为重要的参照座标，解决了《诗经》研究的重要难题。
王国维在《楚辞》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主要是运用甲骨文的研究成果。他通过对殷墟甲骨卜辞的研究，破译了殷商祖先谱系中一些历史之谜。他明确指出，卜辞中的王亥，就是《楚辞·天问》中的王该。接着又发现《天问》中提到的王恒，也在卜辞中有记载。他参考罗振玉的看法，梳理出殷商从王季到王亥、王恒，再到上甲微，三代四王的谱系。这项成果获得的始末以及具体考证，载录于《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中。王氏充分利用这个重大发现，对于《天问》中与此相关的难点问题，逐一给出明确的答案。文中写道：其云“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者，似记王亥被杀之事。其云“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者，恒盖该弟，与该同秉季德，复得该所失服牛也。所云“昏微遵迹，有狄不宁”者，谓上甲微能率循其先人之迹，有易与之有杀父之仇，故为之不宁也。王国维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天问》对殷商往事的追问，以王氏所列举的诗句最为难解，以至于众说纷纭，成为千古疑案。王氏的解说句句都能落到实处，而且与《天问》的叙事脉络完全相合，是一个世纪以来楚辞研究所取得的最重大的进展。
王国维在运用金甲文提供的证据解读先秦诗歌的同时，也采用传统的训诂方法解诗，并且多有发明。如《与友人论〈诗〉〈书〉成语书》一文，所涉案例具有典型意义，给出的结论也时有振聋发聩之语。不过，在运用传统训诂方法治诗过程中，时而出现通假过泛的瑕疵，较有代表性的是《肃霜涤场说》一文。该文开头写道：《诗·豳风》：“九月肃霜，十月涤场。”传：“肃，缩也。霜降而收缩万物。涤，扫也。场工毕入也。”案：此二句乃与“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同例，而不与“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同例。肃霜、涤场，皆互为双声，乃古之联绵字，不容分别释之。肃霜犹言肃爽，涤场犹言涤荡也。王国维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释肃霜为肃爽，涤场为涤荡，皆是改字训释。其实，不必用通假，这两句诗也完全能够解释得很顺畅。肃霜，指迅速降霜。肃，指迅速，《诗经》往往用它的这种含义，《召南·小星》的“肃肃宵征”即是其例。至于涤场，本指农事活动，也没有改字别释的必要。这类情况在王氏解释过程中并不多见，当然也无妨自立一说。
王国维还对毛诗的解诂依据作了考证，《书〈毛诗故训传〉后》就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王氏发现毛诗专言典制义理者多用《周官》，亦即《周礼》，而《周礼》一书得自西汉河间献王刘德，大毛公生于周秦之际，无缘得见。于是，对《毛诗故训传》给出如下结论：凡出《周官》者二十七条，盖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得见《周官》，因取以传《诗》，附诸故训之后。虽《诗序》之中，亦有为小毛公增益者，如《周南·关雎序》说诗有六义，语本《春官·太师》。王国维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11页。王氏由《毛诗故训传》对《周礼》的取用情况，推断出毛亨、毛苌在成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把毛诗的研究引向深入，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
三、从礼仪层面梳理和认定诗乐文献先秦诗歌多数是以诗、歌、舞三位一体的形态出现，诗歌还没有脱离综合艺术的母体。诗歌和音乐的关联，是王国维关注的焦点之一。他从礼仪层面对于先秦诗歌与音乐相关联的文献加以梳理，并且进行认定，在从文献学切入进行治诗方面亦多有建树，这些成果主要收录在《观堂集林》中。
第一，他对西周大武乐章的篇目和编次作了考证。《周〈大武〉乐章考》一文指出，《大武》乐章六篇歌诗，都收录在《周颂》中，依次是：《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赉》《般》，并根据《礼记·乐记》的记载，分别标出所象之事、舞容。他认为《昊天有成命》就是《大武》歌诗的《武宿夜》，理由是该诗有“夙夜基命宥密”之语，“宿，古夙字”王国维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且该诗所述又涉及文王、武王。王氏所作的认定虽非定论，但为近代《大武》歌诗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他的《释乐次》一文梳理各种礼仪用乐的情况，并列出《天子诸侯大夫士用乐表》王国维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各种礼仪所演唱的歌诗及表演程序，基本囊括其中。其中绝大多数材料来自先秦典籍，也有的是文献所阙而王氏以意断之，对前代的说法有所补充和订正。
第三，《汉以后所传周乐考》提出先秦诗乐传播于后世的两条渠道：此《诗》、乐二家，春秋之季，已自分途。《诗》家习其义，出于古师儒。……其流为齐、鲁、韩、毛四家。乐家传其声，出于古太师氏，子贡所问于师乙者，专以其声言之，其流为制氏诸家。王国维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这种《诗》、乐分途传播的说法，可以合理地解释，何以到了汉代《诗经》文本具存，而演唱歌诗的雅乐却所剩无几。王氏对此所作的解说合乎历史的实际，颇有说服力。
第四，对商、周两族的宗庙歌诗，分别从断代和音乐风格方面作出认定。
《商颂》的作者及创作年代，汉代四家诗就有不同的说法。王国维的《说〈商颂〉上》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辨析得出结论：“可知闵马父以《那》为先圣王之诗，而非考父自作也。《韩诗》以为考父所作，盖无所据矣。”王国维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否定《商颂》是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夫所作。《说〈商颂〉下》根据《商颂》提供的内证，并与甲骨卜辞对校，认为它不可能作于商代。最后得出结论：“由是言之，则《商颂》盖宗周中叶宋人所作以其祀先王。”王国维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王氏列举的证据颇为充分，推理也甚为严密。他的结论不受今、古文的左右，从作品本身找内证，与多种文献相参照，在没有发现与此相关的新证据之前，这个结论是无法推翻的。
在《说〈周颂〉》一文中，他对《周颂》的音乐风格作了如下概括：窃谓《风》《雅》《颂》之别，当于声求之。《颂》之所以异于《风》《雅》者，虽不可得而知，今就其著者言之，则《颂》之较《风》《雅》为缓也。王国维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接着，王氏从四个方面证明自己的结论：《风》《雅》有韵而《颂》多无韵；《风》《雅》分章叠句，而《颂》不分章、不叠句；《风》《雅》篇幅长而《颂》篇幅短；《颂》的演唱礼文繁复、声缓可知。以上论证极其充分，所得出的结论可以与《礼记·乐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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