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学通识 郑振铎 等/著 北京联合 正版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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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通识 郑振铎 等/著 北京联合 正版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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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振铎 等/著

出版社北京联合

ISBN9787559674906

出版时间2024-05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49.8元

货号32042799

上书时间2024-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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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郑振铎、罗庸、钱基博、李长之、朱自清著郑振铎(1898—1958)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燕京大学教授、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文化部副部长。\"

目录
\"●文学导论——罗庸
D一章 文学史方法论
第二章 中国文学史发凡
第三章 中国文学史发凡(续)
第四章 中国文学史上的几个新问题与新见地

●先秦文学——钱基博
第五章 先秦
第六章 秦

●秦汉文学——朱自清
第七章 辞赋
第八章 《说文解字》
第九章 《史记》 《汉书》
第十章 古诗十九首释

●魏晋南北朝文学——李长之
第十一章 这一时期的基本历史事实和文学发展大势
第十二章 辉煌的民歌
第十三章 从蔡琰到嵇康
第十四章 大诗人陶渊明的前后
第十五章 文学批评的发展
第十六章 简短的结论

●隋唐文学——郑振铎
第十七章 隋及唐初文学
第十八章 律诗的起来
第十九章 开元天宝时代
第二十章 杜甫
第二十一章 韩愈与白居易\"

内容摘要
\"何谓“通识”?
迄今为止,中国文学史已有很多版本,亦有不同写法。
本书的目标是追求通俗性与知识性共存,这正是书名中“通识”二字的由来。
本书集结了5位大师的通识性经典著作,旨在以有限的篇幅,让大众读者能够直观、便利地吸收到诸位名家的治学思想,并能清晰、完整地了解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脉络和基本特征。
本书是大众读者的上佳之选,相信每位读者都定能从中有所收获。\"

精彩内容
\"文学导论罗庸D一章文学史方法论一、宗趣论所谓“宗趣”,就是态度和目标的问题。我一向对于现代西洋的新史学,他们那种科学的精神,极表敬佩;但就我个人的兴趣言,我治史的度态,宁愿取法于中国的古人。新史学只是史料学,仅能用之于史料的整理;而中国传统的史学,却是要人通观概览,彰往察来。有意于著史,还得用这老办法,非考史著所能竟其功。
我曾经说过两句话,一是:“为明了一民族内心之发展,故治文学史。”民族是什么?就是生活在同一文化环境里,使用同一种文字的一群人。我们把它看作一整体,从而彰显其言行,就成为一个民族的传记。为个人作传,除了叙述其一生行实外,还要叙述其内心的发展。为民族作传,亦不外乎是。民族的“行”,就是该民族的历史;民族的“言”,就是该民族的文学。由此而论,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民族内心发展史,要把它的内心发展写得不失真,才能达成文学史的任务,这部文学史也才会有价值。二是:“为测定一民族文学之前途,故治文学史。”这就是彰往察来的工作,中国传统史家所努力的。于此,就要牵涉史观的问题。我的史观,姑名之曰“缘生史观”。缘生是佛家的术语,佛家认为因缘合和而生万法,这比西洋仅言的“因果律”,要圆密得多。因为一因生一果,未免说得太简单了。宇宙间绝无突然发生的事物,必有其原因,而这原因绝非一,其成果,当是众缘合和之所生。能够放大眼光,穷索既往,自然可以知来。所以要测定一个民族的文学前途,必须站在文化史的立场,通观该民族的文学发展史,始有所得。反之,一个文学史家,假如不能准确地语人以今后文学发展途辙,那么,他的任务还是没有达到,他的著作依然没有传世行远的价值。这就是我所悬拟的目标,也就是治文学史的宗趣。
二、史料论欲治文学史,必先有研究的对象,这对象就是各种各样的史料。关于史料的应用与处理,常有基础的知识,故为史料论。
(一)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ZUI直接的史料,就是作者的手稿。一经转写,就多少会失真;再经传刻,而未经作者的校订,或者更由他书所转引,即就是间接的史料了。比如陆机的《文赋》,欲考究之,若取材于严可均的《全晋文》,那就是间接的史料;若取材于胡刻《文选》,就稍进一步;若取材于唐写本(有正书局影印唐陆柬之写本,及日本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古抄本),自为近真。再如诸葛武侯的《隆中对》,若取材于殿本《三国志》,不如依据王献之的帖,时代早,不一定就对,但以其近古,总要可靠些。所以我们应当尽可能引用近似的直接史料。
(二)正史料与副史料正史料就是一个作者的文集或诗集,副史料则是他人的征引或转述,此等副史料,大有助于校勘,为研究文学史者所不可忽。
(三)史料之认识与鉴别1.史料之认识(1)口传与笔著。直到今天,还有许多民间故事和歌谣,传之于口耳,而未著之于竹帛。古代像这样的事,一定还很多。其著于竹帛的,如古人的嘉言懿行,有《尚书》;古人的歌谣乐诗,有《诗经》。我们治文学史,对于这些资料何时开始流传,还可以暂且不问;何时开始写定,就应当追究了。因为口传的史料,时间和地点,往往不正确,不应矫枉以求之。听者的兴趣,只在故事的本身;其笔之于书,从可觇知宗趣之所向。且如孟子告诉万章关于舜的故事,这当中就包含有他个人的理想,今人硬要说这是绝对的信史,或说是孟子在造谣,这就是对于史料的认识还不够。再如《战国策》中大鸟的故事(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有人说是楚庄王的,有人说是齐威王的。假如专在这上面来讨论是非,那就是对于史料的认识还不够正确。还有口耳相传的故事,常常是踵事增华,时代愈晚愈详尽。据之为信史,那就是受骗了。如像宋玉,ZUI早见于《史记》的《屈贾列传》,仅录其名,但在后人的短书小记中,却备详籍里生平,说得活灵活现,如像宋玉故宅等,真是凿凿可指。在文学史中,若不加别择,随便征引,那就贻笑大方了。
(2)简策与篇卷。《汉书·艺文志》录有刘向校书的注,说某书脱了一简,漏去二十五字或二十四字,后人遂据以为定制,认为汉简字数一定是这么多。在读《古诗十九首》1的时候,一定会认为“上有加餐饭,下有长相忆”两语是“尺素”的撮录。其实,汉代的简札有别,汉人短札,其长不过五六寸,能够容纳的字数实在太有限,“加餐饭”“长相忆”六字可能就是全文。这由ZUI近所发现的流沙坠简可以推知。所以,治学贵乎多识,至成书后,一行大体不超过二十字。这种书写的方法,对于后来诗的形式和音节,恐怕都有很大的影响。
(3)书写的方式。古人书写的方式,也不可不知。如像《墨子》中《经上》《经下》,末后有一小注说:“读此书旁行正无非。”别人不理会,所以读不通。直到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出来,才算把读法弄清楚。又如《韩非子》的“内外储说”,也有上下左右的标注,我想这恐怕是写成几块简,所以才标注这些字样来识别,混在一起读,一定失原意,再如《左传》里面有经文、传文,还夹杂上一些“君子曰”,我想象这是一本学生的笔记,先生讲授经文时,旁征博引,夹叙夹议,被他通同记下来,所以有这几部分,其实应当细加整理和辨析,不要再混在一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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