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统治地球：社会规则如何形塑我们的星球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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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 保罗·F.斯坦伯格 彭峰 董能 校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ISBN9787552027051
出版时间2018-1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68元
货号9787552027051
上书时间2024-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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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致谢
第一部分 寻找解决方案
1 仅仅回收是不够的
2 附加条件
3 可行的世界
第二部分 谁拥有地球
4 一段冒险之旅
5 大交易
6 国家组成的星球
第三部分 转变
7 扩展
8 缩小
9 不断变化
第四部分 杠杆
10 超级规则
11 纸、塑料，还是政治？
注释
译后记
内容摘要
本书荣获格纳创新教学奖在全球范围内，每年有50万人死于空气污染——超过每年战争死亡人数。 地球上每5种哺乳动物中就有1种遭受灭绝的威胁。气候变暖，森林衰退，每天我们都会听到生态危机的最新消息。实现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我们要做些什么？ 许多人已经做了很多“小事”，比如回收或购买有机农产品。这是重要的一步，但远远不够。
本书作者保罗·斯坦伯格认为，向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转变需要修改指导人类行为的规则，并重塑我们与地球互动的方式。我们通过熟悉的名称来了解这些规则，例如城市代码、产品设计标准、商业合同、公共政策、文化规范和国家宪法，尽管这些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见的，但它们对地球的影响却是巨大的。通过改变规则，安大略省将其水道中的农药含量减少了一半。哥本哈根市通过了新的规划法典，承诺到2025年将其碳足迹减少到零。在美国，先行者们设计了新的规则来推广绿色建筑，并将世界上最大的产业转变为更具可持续性的形式。
斯坦伯格带领读者从熟悉的海滩散步到秘鲁丛林深处的偏远村庄，帮助读者“看到”以物理现实为模型的社会规则，并阐述为什么这些大杠杆将最终决定我们星球的健康运转。《谁统治地球》一书揭示了社会规则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从私有财产到政府政策、从管理海洋的规则到企业与社区中创新和改变的动力。可持续性不仅仅是个人选择，也是一场政治斗争。
精彩内容
一段冒险之旅大自然的财产纯粹就壮观景象而言，几乎没有自然奇观能够超越横跨地球的鸟类季节性迁徙。每年冬季约有1000亿鸟类穿越整个地球寻找过冬的绿地，待气温变暖时又重返它们的繁殖地。像北极燕鸥这样的纪录保持者要飞行数千公里才能到达它们的目的地,但是，甚至连鸟类大家庭中不太擅长运动的成员们都会感到迫切的压力。每当冬季到来，加州山鹑成群结队蹒跚步行15公里至山谷中的安全地带，当春天来临时又稳步返回山坡上。在一个由人工制品和受控环境支配的星球上,鸟类让我们想到了古老的现象——在最早的人类在大地上漫步前，大自然便在周而复始。这如同它们的晨歌一样真实。如果你站在北极点，随身带着一个足以用来侦测的麦克风，你就会听到一股巨大的音乐浪潮每天都在缓慢地环绕地球，如同成千上万只被唤醒的鸟儿在合唱，它们的歌声沿着阳光的前缘，一直向西移动到地球的周边。
当我们想到地球自然奇观的研究时，脑海中浮现的是自然科学的景象——实验大褂、试管、手套和胶鞋、鱼网和土壤样品。而当我们希望更多地了解我们的环境时,也会参考同样的专业知识。以观鸟指南为例，如果你在春天去美国的东南部，运气好的话能瞥见一种可爱的小蓝鸟，它名叫蓝莺，被称为“天蓝色的歌手”。如果查询彼得森指南之类值得信赖的观鸟指南，你就会学到某些东西。蓝莺有4.5英寸长，它长着又厚又尖利的喙，正好用来捕食它喜欢的昆虫。它在北美繁殖，在那里，它在树上高高地筑起杯状的巢孵蛋。但是还有其他跟蓝莺的生存同样重要的信息，而你在观鸟指南中找不到，那就是：谁拥有它?在1920年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中，这个问题令最高法院著名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WendellHolmes）感到苦恼。当时霍姆斯和他在高等法院的同事们正在考虑，美国政府是否有权管理候鸟的捕猎。19世纪晚期，北美的候鸟正在被女帽制造业消灭，珍禽的羽毛被用来装饰时髦的女士帽子。每年有几十万只鸟儿为此被杀，然后被装船运往纽约和伦敦等时尚中心，远至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在可能是第一次的全球公民环保运动中，北美和欧洲的环保人士游说阻止这种做法。作为回应，美国在1918年与英国(代表仍在英国控制之下的加拿大)签署了一项条约，以禁止狩猎或捕捉所有候鸟。
然而，19世纪美国管理财产权的法律规定，各州(而非联邦政府)在州界范围内拥有野生动物。1当联邦政府官员试图执行该条约时，密苏里州不同意此做法，并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称州的财产权同样适用于候鸟。霍姆斯不服气，他在多数意见中写道：“野生鸟类不为任何人占有，因为占有是所有权的开始。州权利的全部基础是鸟类出现在其管辖范围内，这些鸟类昨天还没到达，明天可能就出现在另一个州，而一个星期后，又会飞到一千公里之外。”2霍姆斯比他了解得更为正确，在北美近乎三分之二的“我们的”鸟类全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中美洲、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度过。最高法院的裁决是联邦政府在保护美国野生动物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第一步。一个世纪后，这条规则将会拯救美国国徽上的秃鹰，它允许政府对破坏这种巨鸟鸟蛋的杀虫剂进行管理。然而，法院的决定并没有解决由谁控制鸟类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水这一问题，我们将很快考虑随之而来的后果。
谁拥有这些鸟的问题是由我们管理人类行为的最强有力规则之一形成的：财产权。财产权即规定人和物关系的社会规则。因为这些“物”包括自然资源——鸟类和山谷、山脉和石油、淡水和耕地——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制定的财产规则决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财产权明确规定了由谁来做出有关自然环境的决定，以及我们可以从中提取什么，当我们使用这些资源时对地球和彼此有什么义务。
财产权不是自然科学研究的重点，但在300多年的时间里，法律、政治和经济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辩论。所以，就像鸟类穿越国境一样，我们需要突破一些学科界限来解决谁拥有地球的问题，将生物学家对自然世界的轮廓和地位的理解与社会分析人士对人类机构运作方式的理解结合起来。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将首先探讨究竟财产权是什么（以及不是什么），揭示在给定的环境中有许多可能的所有权安排。这些规则随着地方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而改变。通过财产权的棱镜来观察世界，我们将追踪蓝莺从过冬的秘鲁安第斯山脉到春天的目的地北美的旅程，从而对支配我们星球的规则进行分析。
财产和桃子在南加州的家中，我拥有各种各样的果树，我一年到头都以近乎狂热的执着培育它们，修剪和浇灌在圣加布里埃尔山谷温暖的气候中生长的柑橘、柠檬和牛油果。我拥有这些树和它们所附属的土地。但是所有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财产权观念及其孪生概念所有权的背后，是一种理念。它为某个特定的人(或群体)，而不是地球上其他任何人，来决定如何使用一种给定的资源。1766年，当代法律发展史中的巨擘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SirWilliamBlackstone）将财产权描述为：“一个人对世上的外在之物所主张和施加的唯一的、专制的支配，完全排除世间任何他人的权利。”3有了这些有分量的话，我就能在照顾“我的”树，尤其是我梦寐以求的桃树时行使那个权利。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它都是这片凌乱而乏味的景色中的特色。但随着七月临近，想着即将到来的甜蜜丰收我就得开始行动。作为树的主人，我费尽苦心地在果实成熟时用网罩住它，以防止当地的麻雀吃掉庄稼。撒网需要精准的平衡动作，以及一架梯子、一把扫帚(还有时不时的几句咒骂)，以避免粗糙的树枝撕扯它的格子。有了所有权，我不仅承受了这些代价，而且收获了回报，所以我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庄稼，也就是我的劳动成果。我喜欢从高高的树枝隐蔽处摘一个肥美的桃子来款待我的妻子和儿子。至于我的邻居和朋友，我决定谁能得到水果，邻居还是朋友、能拿多少，以及何时拿到。我可以苛待或欢迎到来的人——关键是作为这一资源的所有者，我可以控制。私有产权的一个典型特征，比如管理我的桃树的权利，是可以转让的。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卖桃子，我常常以物易物地换来杏子和西红柿。如果我愿意的话，我有收取桃子的权利。无论是河流、森林还是工厂，作为物品的所有者，人们的控制水平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回答谁统治地球时，我们要明白谁拥有它。
在至关重要的方面，所有权和单纯占有迥然有别。任何暴徒都可以通过他的手段来占有一些东西。相反，所有权却是一个为社会所认可，并由法律效力作后盾的规则。1776年，著名的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mith）在他的著作《国富论》（TheWealthofNations）中强调了这一点。亚当·斯密经常被描绘为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倡导者，但仔细地解读他的作品，就会发现他是政府监管的有力支持者。他写道：“只有在民政官员的庇护下，那个宝贵财产的所有者才能在安全的环境中睡上一晚。这一财产是由多年的劳动所得，或是好几代人的劳动所得。”4知道我的所有权是安全的，我就有动力去照顾我的桃树，因为我可以从中获益。斯密赞扬了财产权对“小业主”的有益影响，他“了解他的小小领地的每一部分，怀着产权，尤其是小产权天然激发的全部喜爱审视之，他不但在栽种的时候，而且在装饰的时候都会感到快乐”。5正如卡罗尔·罗斯（CarolRose）在其著作《财产与说服》（PropertyandPersuasion）中所指出的那样，财产权的目的是为了做一些事情来推动社会认可的目标，比如通过投资和贸易创造价值。6然而，财产权的本质远比一个简单的所有权故事和它所激发的生产性投资复杂得多。作为所有者，我也可以选择在我的桃树上喷洒毒性杀虫剂或是容忍偶尔的臭虫。如果我决定使用杀虫剂却因此损害邻居的财产，减少了去他家花园的蝴蝶数量怎么办?可如果我把坏了的桃子留在地上腐烂，就会导致当地的苍蝇数量增加（一位年长的邻居曾严厉告诫过我），干扰其他人在户外用餐。我是否有权利在我的土地上砍树,让空调昼夜不停地开着排放二氧化碳到大气中，从而导致海平面上升呢?科学家告诉我们，这将会淹没全球沿海地区的房屋。7还有我砍树的权利是否要取决于它能否为鸟类提供栖息地呢?这棵树让哪些鸟用,数量丰富的还是濒临灭绝的,这有关系吗?如果我自己种呢?我可以让我的树长得高到挡住我邻居看圣加布里埃尔山脉的视线吗?还有让我的洒水器全天运行如何?这是否与财产有关，而且根据水的可用性，是否应该随区域的不同而变化?我是否有权在我的车道上储存汽车底盘?在我的车库外面开个夜店，用闪烁的霓虹灯做广告怎么样?显然，财产权需要权衡，这比私人财产与政府监管之间的政治修辞更为微妙。它需要我们作些重要的决定，而且如果希望促进我们社区的可持续性,我们作为公民必须认真跟进这些决策。正如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瑟夫·辛格（JosephSinger）指出的那样，产权是一种监管形式。它们是社会规则，决定谁得到什么，何时、何地、为什么，并由必须在相互竞争的需求中作裁决的政府强制执行。当我的树和我邻居的视线发生产权冲突时，政府必须解决这些冲突，因为它涉及法律中已经罗列的更广泛的社会优先事项。辛格认为，问题不是私人财产与社会监管之间的适当平衡，而是“我们应该构建什么样的财产制度?”8公共卫生、无节制的科学探究、言论自由、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业发展、扶贫和外国投资等目标的相对权重应该是多少?这些问题的答案随着社会的改变和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财产规则反映社会的优先次序，并对权力的特定配置进行编排。财产权是政治的产物。
想想野生鸟类在天空自由翱翔，不为这类问题以及支撑人类文明的错综复杂的规则所束缚，真是令人欣慰。毕竟，“野生”这个词意味着不受人类影响。但是，每只鸟都一定会落地，这个时候它就受制于我们的世俗规则。我们将会看到每年都会出现的蓝莺的迁徙，以及在它试图到达目的地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和避风港，它揭示了我们人类与地球上的数百万物种的同种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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