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线装善本）俞平伯《遥夜闺思引跋语》（ 手书景印、民国37年初版、印3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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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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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俞平伯
出版社自印
出版时间1948-08
版次1
印刷时间1948-08
印数0.03千册
装帧平装
开本大32开
上书时间2020-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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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遥夜闺思引》表微
摘 要：卢沟桥事变后，俞平伯留居北平，始终面临着士林社会内部的道义压力。酝酿于沦陷末期、完成于抗战胜利后的长篇五古《遥夜闺思引》，向南渡又北归者婉转地表达自己沦陷时期的处境与心境。从写作、发表、出版的整个过程及其版本格式来看，俞平伯是将《遥夜闺思引》作为一个事件来经营。本文不拟作逐字逐句的分析，重点落在本事的考索、典故系统的梳理及文类传统的建构上。新文学出身的俞平伯选择旧体诗来表达自己的身世怀抱，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文学立场有所动摇，毋宁说在沦陷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下，新文学的理想遭遇挫折，显示出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表达限度，甚至暴露出新文化的伦理困境。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俞平伯以为“目前南去并不明智，南方局势亦不平静”，“而且对人们说来，北平在不久的将来将是最安全处”，劝老友朱自清等待、观察一段时间{1}。其任教的清华大学迁往长沙，同人纷纷南下，他正值轮休，便以侍奉双亲为由留居北平。1938年夏，休假期满，俞平伯收到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寄来的聘书，又以父母年事已高，自己体弱多病为由婉拒，同年受聘于私立中国大学。1939年元旦枪击事件后，周作人准备接受伪北大的任职，想把他在燕京大学的教席让渡给俞平伯，被婉言推辞。不同于亲历了元旦枪击事件、直接参与伪北大文学院的运作、进而卷入华北文坛新老阵营的分化、最终导致师徒关系破裂的沈启无，俞平伯没有完全裹挟进周作人“落水”风波{2}。他虽然没有出任伪职，但加入了华北作家协会，私下里协助周作人编辑《艺文杂志》，还偶尔在“不含政治色彩的文艺刊物”发表文章。即便这些文章“无关痛痒”，或许“只是情面难却”之作，也容易引发南下同人的猜疑。作为清华的同僚兼“诤友”，朱自清便来信直言劝阻，使其在战后免遭责难③。从战后俞平伯写给胡适的陈情信可以看出他对周作人事伪的态度，当时并没有提出激烈的反对{4}。由于俞平伯在文坛、学界的位置与周作人有别，无论战时还是战后，其所面临的道义压力要小得多，基本上处于被保护的状态。
作为北大出身的“五四”一代，与傅斯年、罗家伦等以学术干政者不同，俞平伯坚持文学的游离与独在，与其说源于内向、尚柔的个人气质，不如说是养成这种气质的家庭氛围造成的。根底深厚的大家庭及地方家族间的联姻关系，不仅为其提供了长期安稳的生活环境、古典文学的滋养，更重要的是伦理上的安全感——充当其精神的庇护所，使大时代推着他往前走的同时，又有一个放不下的退守处，在人生的长途上“像一个逃兵”。尽管在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经历了“五四”的洗礼，在俞平伯那里始终没有上演走出家庭这戏剧性的一幕。俞平伯自觉不自觉流露出来的对政治的漠然或说懵懂，与这种家庭出身脱不开干系。相对游离于现实世界，在其作品中便转化为梦一般的氛围。
一、失败的形式：“知心客”安在·
酝酿于沦陷末期、完成于抗战胜利后的《遥夜闺思引》是长篇五古，新文学出身的俞平伯为什么选择旧体诗的形式来表达自己这一时期的处境与心境·按其建国后的说法，《闺思引》是“失败”之作。其失败之处倒不在于内中包含的政治判断或阶级、民族观点的谬误，而是形式上的失败。所谓形式上的失败，有两层含义，一是如朱自清指出的，此诗背后的本事与夹杂在其中的自叙，即身世与怀抱未能打成一片，在幻境与现实之间不能顺利地过渡；二是由形式上的失败导致的接受困难。如果没有俞平伯的种种自注，很难进入诗境，即便得到诗人的指引，也容易迷失于芜杂的修辞中。但这种失败的形式，而不止于内容或说意识形态的谬误，反而是导向社会真实的线索{1}，更深刻地暴露出诗人与他期待的理想读者，及已经与传统诗教一刀两断的文学世界之间的隔膜。
《闺思引》的写作时间跨越战时与战后，这首三千余言的长诗并非一气呵成之作，所以文风上有所转变，其写作动机随战事的变化、完结也应有所调整。诗本身最初是以抄本的形式在小圈子内部传阅，写赠者的构成呈现出作者沦陷下的交游网络。俞平伯为每个抄本题写的跋语，经由战后刚入门的弟子吴小如的关系，陆续发表在由沈从文、朱光潜主持的“京派”阵地——天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的副刊上，可见作者“求知”的对象并不限于身边的亲友，其试图通过《闺思引》及其跋语向战后重新整合的知识界，婉转地表明自己的“身世怀抱”与文学立场。
多少受周作人“落水”事件的牵连，1945年后，俞平伯与苦雨斋其他弟子如废名、顾随在平津文坛的位置，基本是“寄居”在京派的势力范围内。副刊作为北方新文学把持的阵地，主要由朱光潜、沈从文等人掌控。副刊中作为点缀的“杂俎”，包括掌故笔记、漫画、旧体诗词及其释读等，以天津《民国日报》的副刊“民园”为例，徐一士的笔谈，紧挨着丰子恺的漫画，旁边则是顾随的《东坡词说》。俞平伯的《闺思引》及其跋语就是在这样的文学格局中登场的，肯定不属于正统的新文学，只能归入“杂俎”的范畴，没有一个主义来统摄，靠文人趣味拼凑成一块。
这些长短不一的跋语，除了交待写作缘起、自己与写赠者的关系，明显带有自注的意味，是诗人说诗、自白的一种辅助形式，从中可以读出俞平伯古色古香的诗学主张，及对以质直的口语为基底的新文学的暧昧态度。与其师周作人一样，俞平伯也将序跋视作独立于本文之外的特殊文体，以看似不切题的方式说正经话。《闺思引》的自序，采用他并不擅长的骈体文，对比报纸上的原刊本与初版本，即可看出文字雕琢的痕迹，尤其是对虚词的掌握尚未娴熟。公开发表并且脱离本文单独出版的跋语，是研究沦陷时期俞平伯文学立场的绝佳材料。{1}
从写作、发表、出版的整个过程及其版本格式，不难看出俞平伯是将《闺思引》作为一个事件来经营。故应当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而不单从版本学的意义上，考察《闺思引》最终呈现出来的物质形态。据俞平伯晚年与叶圣陶的通信，可知《闺思引》有两种印本，“其一用洋纸单行，其一用棉纸与跋文一致”{2}。叶圣陶所藏之初版本及再版本，皆用洋纸影印之单行本；此外还有《闺思引》与《跋语》合印之棉纸本③。综合唐弢书话与黄裳的回忆，1948年3月的初版本，以自写第六本为底本影印，白底加若干蓝点的封面，由俞平伯的妻妹许宝题签，并非传统的线装，而用两束蓝绒线装订成册，别致而雅洁，仅发行100册，发行人暴春霆，由北平彩华印刷局承印，售价为国币10万元。同年5月与单行本《跋语》同时再版的《闺思引》，小三十二开本，用珂罗版道林纸影印，改用红绒线装订，由其妻许宝驯题写封面，发行共300册，售价国币12万元。两种印本均用“仿绍兴本通鉴行格”纸手写，书法隽秀，每页12行，每行20字，共20页，前附骈体自序{4}。从纸张的选择、珂罗版的影印技术、开本、版式、布局，到装订方式、打孔位置、线的质料颜色，到封面设计、题签者的身份，再到书法、标点与异体字的保留，最后版权页上的发行数、定价，种种细节皆可见出《闺思引》的私密性，无疑是小众的读物、藏品，意在近亲、密友、同事、弟子构成的小圈子内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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