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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共和国第一个冤案，从1955年立案到1988年彻底平反，历经33年，涉及2100人（官方统计）持续时间之长、涉案人员之广，震惊中外。 1955年任“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审讯员王文正亲历此案，书中详细披露了“胡风反党集团”的由来，公安机关清查胡风案件的政策界限，“胡风分子”涉案并被批捕、审查过程，以及胡案一波三折的平反过程——我所亲历的胡风案 沈国凡 / 中共党史出版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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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共和国第一个冤案，从1955年立案到1988年彻底平反，历经33年，涉及2100人（官方统计）持续时间之长、涉案人员之广，震惊中外。 1955年任“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审讯员王文正亲历此案，书中详细披露了“胡风反党集团”的由来，公安机关清查胡风案件的政策界限，“胡风分子”涉案并被批捕、审查过程，以及胡案一波三折的平反过程——我所亲历的胡风案 沈国凡 / 中共党史出版社【1】

饭厅里挤满人，我见老太已将老头安排在一张桌子前坐下，自己便到前面排队取饭去。过了一会儿，老太太将早饭端来放在桌子上，与老头一起坐下来吃饭。“不错，这一对老人正是胡风和他的夫人梅志！”我终于确定了这两位老人的身份，差一点惊叫起来。 这一对长期被关押、监管的苦命夫妇，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即将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时候，为什么会来到这里？，莫非中央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有什么新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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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文正口述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年代不详

装帧平装

上书时间2020-11-05

评价39好评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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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我所亲历的胡风案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由来，这桩冤案持续时间之长，涉案人员之广，乃历史之罕见。“三十万言书”所述是何内容，为何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在揭批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过程中，胡风等人经历了怎样的起伏与暗潮？历时三十余载，胡风冤案才告终结，这起悲剧留给我们怎样的思索与启示。胡风案审理法官正文正解密历史真相。 [1] 
书    

作者简介
沈国凡，江苏大丰人，1950年7月出生于四川酉阳。当过工人、秘书、记者。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常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采写的长篇纪实文学《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产生过强烈反响。曾参加著名的长江漂流探险采访，历经艰险，九死一生，写成长篇报告文学《长江之魂》。
目录编辑
序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一部 接手惊天大案
第一章 内部秘密调动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章 全国大搜捕（上）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三章 全国大搜捕（下）

《我所亲历的胡风案》：亲历者口述新中国大冤案 
2015-10-26 11:39

书名：我所亲历的胡风案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作者：王文正口述沈国凡采写

内容简介：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共和国第一个冤案，从1955年立案到1988年彻底平反，历经33年，涉及2100人（据官方统计），持续时间之长、涉案人员之广，震惊中外。

上海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一个重要据点。1955年任上海“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审讯员的王文正亲历此案，在书中详细披露了“胡风反党集团”（后称“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由来，公安机关清查胡风案件的政策界限，“胡风分子”涉案并被批捕、审查的过程，以及“胡案”一波三折的平反过程。

60年过去了，胡风及胡风事件仍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思考……

作者简介：

王文正，曾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庭庭长兼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办公室负责人。1955年任上海“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审讯员。1980年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1982年担任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曾与著名纪实文学作家沈国凡合作，口述长篇纪实《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等。

沈国凡，著名纪实文学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周恩来养女孙维世》。多部传记作品获“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全国优秀电视剧奖、“中国脊梁”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在海内外报刊发表文学作品300余万字。

书摘正文：

序章揭开新中国第一件大冤案的沉重铁盖

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偶遇等待中央平反消息的胡风、梅志夫妇

1980年9月29日，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并任命我为特别法庭审判员，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

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以下简称“二招”）里，我们参加“两案”审判的工作人员和参加国务院有关会议的人员在一个大厅里吃饭，每桌十人，四菜一汤，每月四十五元伙食费。当时与我们一同住在国务院“二招”的，还有新成立的司法部机关和国务院人事部等部门的机关干部，以及全国各地来京办理各种公务的人员，他们在另外一个大厅里吃饭。

北京的天气还有些热，因此每次吃饭的时候我都去得比较晚，为的是避开高峰期。

有一天早晨，我在外面活动了一下之后，就独自朝饭厅走去。这时，我看见前面的路上，有一对老人相互搀扶着，步子迈得很缓慢。

第一章内部秘密调动

在我的印象中，进出于国务院“二招”的人，大都是一些精力充沛的中央机关和各省市党政部门的干部，很少有这样步履蹒跚的老人。

我好奇地走上前去。

两位老人没有发现我，他们仍然慢慢地朝饭厅方向走去。

可是，我却一下子惊住了。

个子较高的老头微微有点发胖，头上有些秃顶，脸上的表情显得木讷、呆板。他右手拄着拐杖，左手搭在老太太的肩头。老太太面目清秀，身材修长，看起来比老头的精神要好一些，她用自己瘦弱的肩膀，扶着老头朝前走。

我心中不停地问着自己：难道真是他们？

两位老人在另一个饭厅里吃饭。

只见那个饭厅里挤满了人，我看见老太太已将老头安排在一张桌子前坐下，自己便到前面排队取饭去了。过了一会儿，老太太将早饭端来放在桌子上，与老头一起坐下来吃饭。

“不错，这一对老人正是胡风和他的夫人梅志！”我终于确定了这两位老人的身份，差一点惊叫起来。

这一对长期被关押、监管的苦命夫妇，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即将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十名主犯的时候，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那时，遍于全国的各种冤假错案正在进行纠正，莫非中央对建国初期定下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有什么新的政策？

由于胡风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主要活动在上海，其“集团”的骨干也大都集中在这里，因此公安部认为上海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个最重要的“据点”，必须进行重点清查。1955年到1956年这两年时间里，我被抽调到上海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胡风专案”）工作，主要是配合公安部审讯、调查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政治历史问题。

在参加对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预审之前，我曾担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兼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办公室负责人。一种职业的敏感使我一阵兴奋，此时此刻胡风能从关押他的秦城监狱出来，住进了国务院“二招”，这说明中央对胡风案件有了新的认识，这件建国初期曾轰动海内外的“反革命集团”案，也到了应该实事求是给以纠正的时候了！

从此，每隔几天我都会早早地吃完饭，跑到另一个饭厅里去看一看这一对劫后余生的老人。

我的心情沉痛而不安。

后来听人说，胡风住在“二招”，是在等待中央给他们解决问题。

他们的案子是当年“钦定”的“铁案”，能够得到公正的解决吗？

我不免为他们感到担心，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沉冤千年的错案不在少数……

胡风案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大冤案，但关于案件的一些说法，存在很多失实的地方

10月，我投入了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工作是严肃、繁忙而紧张的。

有一天，审判江青结束后回到国务院“二招”，刚进屋机要员就送来了一份文件。这是中共中央于1980年9月29日发出的76号文件，上面的标题是《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

我作为当年这个案件的一名办案人员，周身的热血一下子沸腾起来。

《通知》中写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一律改正，恢复名誉……。凡因‘胡风问题’受到株连的，要彻底纠正。”

《通知》中还写道：“造成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件错案的责任在中央。”

看完文件后，我不觉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尽管这个通知迟来了25年，尽管通知中还有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这件建国以来的第一件大冤案，终于揭开了它沉重的铁盖，让尘封已久的历史见到了光明。胡风及其所有受到这个冤案迫害和株连的人，重新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

历史在经过了痛苦的反思之后，终于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

据我当年参加“胡风专案”所知，1955年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一共触及了2100余人，其中被捕的92人，被隔离审查的62人，被停职反省的73人。

在这些人员中，被正式定为“胡风分子”的78人，其中定为骨干分子的23人。在这78名“胡风分子”中，给予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等处理的61人。在被逮捕关押的92人中，于1965年、1966年先后被判刑的有3人。他们是胡风，还有天津的阿垅、上海的贾植芳。

胡风平反后，我在书刊上见到过许多文章，由于那些作者没有亲历这个案件，在时间、地点、人物等史实方面都有些失实。就连当年“胡风分子”中的少数成员，由于他们被捕后不了解外面，特别是公安机关在清查“胡风专案”时内部的情况，在回忆一些人物当时的职务等方面也有不同的失误。

比如，有一本书这样写道：“王戎与何满子等都关在第一看守所。他偶尔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何满子、耿庸、潘汉年、贾植芳等人的身影。”

潘汉年当时是在北京开会时由公安部直接逮捕的，一直都关押在北京，根本就没有在上海关过，不知道怎么会看见他（潘汉年）的身影？

……

在从事公安、司法工作的三十多年中，我有幸参加了两件令人关注的共和国大案，一件是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员，一件是担任“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审讯员。我在《共和国大审判》一书中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回忆，对于其他书刊中有误的史实，也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进行了必要的纠正。而胡风一案，面对一些书刊中不同程度的错误，很少有人出来纠正。就我所知，更没有一个当年的办案人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文成书，这使我感到很不安，没有亲历者的真实记录，后人将如何客观、公正地审视和评价共和国的这段历史？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与共和国同龄的人，都很少知道这件冤案的来龙去脉。为了让后人不要忘记那一段历史，不要忘记共和国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2003年前后，我又找出已经发黄了的一些办案资料，趁记忆力还好，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原则，对此进行一次全面的回忆。

因为这的确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大冤案……

第一章内部秘密调动

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全市处级以上干部大会上，陈丕显传达了中央关于胡风问题的指示

1955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通知，到福州路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大礼堂去开一个很重要的大会。

我急急忙忙跑到开会地点，一看整个大厅里早已坐满了人，经打听，是上海市委在此召开全市的处级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中央最近的重要指示。

会议由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主持并讲话。

陈丕显一开始就问与会者：“最近《人民日报》发表的有关胡风的材料，大家看了没有？”

会场里一片沉默。

陈丕显见没有多大反应，就接着说：“看了的同志请举手。”

我朝大厅里看了一下，举手的仅仅只有十几个人。

陈丕显看了后批评说：“怎么只有这么十几个同志看了呢？看来大家的政治嗅觉还不太灵哟，没有政治斗争的眼光，看不到复杂的阶级斗争，认为打下了江山，从此天下太平无事了。同志们，你们的思想也太麻痹了呀！……”

接着，陈丕显传达了中央的有关精神，要求全体干部认真学习《人民日报》公布的有关胡风的材料。上海是胡风长期活动的地方，是胡风的重要“据点”，隐藏着不少的“胡风分子”，大家都要积极行动起来，深入揭发“胡风分子”的反党反人民罪行……

建国初期，我曾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政权建设科任科长，负责人民政权的建设工作。1953年撤销华东军政委员会之后，调入上海市公安局经保二处任副处长兼政治协理员（党支部书记），负责全市工业企业等经济建设的保卫工作。在此之前，曾抓获过美蒋从香港派回上海，通过其亲戚打入印币厂，窃取和盗窃准备在全国上市流通的新版伍元人民币样币的特务。

听了陈丕显的报告后，顿时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在此之前自己也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那些报上公布的材料，认为那都是文艺界的事情，是文艺界出现了不同文艺观点的争论，根本就没有认识到胡风在文艺界组织了一个“反党集团”。

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人们的心情还沉浸在当家作主后的兴奋之中，没想竟出了这么一个“反党集团”，既感到突然，又有些不可理解，公安机关内部在私下里也有许多议论。

议论之一是，阶级斗争真是太复杂了，人民江山，人民保卫，你胡风几个“反党反人民分子”有什么用，要立刻抓起来，对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议论之二是，几个读书人，翻不了大浪，由他们闹去。开几次会，让群众去批判就行了，用不着浪费人力物力，在全国上下都来“学习”这些材料。

议论之三是，写了几封信，就被定成了“反党分子”，又没有任何行动，这样是不是太重了。

议论之四是，每一封信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从中选出一节来，各人都有不同的解释，这样是不是准确，会不会出错……

开始时人们还私下里议论，但几天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就不敢再议论了。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不久，公安局领导突然通知我，立刻移交手中的工作，接手另一件更重要的任务……

马敬铮告诉我：经组织决定，调你到“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担任公安预审员

记得那是一个早晨，我刚走进公安局的大门，就被分管经济保卫工作的副局长马敬铮叫住。

他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说是有重要的事情找我谈一谈。

他很客气地让我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接着就告诉我，经组织决定，调我到新成立的“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担任公安预审员，负责对被捕“胡风分子”的审讯工作。

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感到很吃惊，因为随着全国各地“胡风分子”的不断被揭露，被逮捕，“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已成为令人瞩目的一件事情，中央对此也抓得特别紧，自己一直都是从事经济保卫工作的，对于文艺界了解甚少，让我来参加这样一件大案的预审工作，与“胡风分子”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责任重大，自己担心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这里，我还得先讲一讲那一段特殊历史背景，否则如今的年轻人无法弄清来龙去脉。

1955年3月，北京。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上海市代表团副团长潘汉年──这位曾被称为“红色特工”的神秘人物，此时已担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兼统战部部长、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常务副市长。在会议休会的时间，应朋友夏衍、董青、吴祖光之邀，在东单一家小餐馆吃完饭后回到住地，刚刚躺下，桌上的电话就急促地响了起来。

潘汉年拿起话筒。电话里说道：“喂，潘汉年吗？楼下大厅有人相候，请你赶快下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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