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性的成方大多搜集在内,不合理的制方都摒弃不取!”其中有张骧云的玉雪救苦丹,此方是上海张氏的看门方!成方日积月累的增长,数以万計,反將大有效用的成药,失去了重心,必要整編!民国中医名家秦伯末与张赞臣编这本常用丸散膏丹手册,就是一次整編,正确性的成方大多搜集在内,不合理的制方都摒弃不取——常用丸散膏丹手册——上海卫生1956 年版
研究中药方剂,自然也不能再停留在傷寒、金匱的古方段,因爲仲景方所用的药品。仅及百种,而我们今天常用药已在三、四百种以上,某些近代剂的效用且远出古方之上,这种经验积累是不能忽视的。由单方到复方,由数味到多味正是方剂組成发展的規律,但末流所趋,漫无限制的扩展,一方动輒十数味,一病而列数十方,主方主证,全不明确,使人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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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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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巨膺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中药疗病,无疑的起源于单味药的尝試,从而积累经验,初步形成民间单方。经过长久的历史,品物发现逐渐繁多,治疗效果也日益明确,由於经验智慧的累积,认识到交互配合的作用,然后发展到复方。复方不尽出于尝試,是根据用药经验組成的,主药一、二味,副药若干品,主副的配伍,所谓君臣佐使,是很有经纬的,副药之於主药,取它加強作用,或减轻毒性,或幫助发挥动力,或中和猛悍性能,結合监制和发挥,因而取得更好的疗效,所以复方是单方的进步形式,在學术上更趋成熟的产物。
中医方剂名目,在唐、宋兩代,广泛的发展,漫无限制,直到明、淸,益发孳乳蕃衍得不可计数。剂型也漸改变,改汤作丸,碾粉为散,炼制为丹,煎熬成膏,这种成药的发展,始于宋代,分析起來,有正确的与不合理的两面:药物有新的发現,配伍相当的副药,新创方剂,或者临床上有新的发明,实际要另行制方,是有正确性、必要性的,如千金、外台以及金元间各家所定方剂皆是;其标新立异,无多大价值的,创制方名,如甘草滑石为六一散,化出來的鸡苏散、益元散、碧玉散、温六散,只加多了一味药,效用也许有些出入,若分别品题,未免多余,而四君与六味两方也是蕃衍出不知若干方,巧立名目,这些都是不必要的。因此成方日积月累的增长,数以万計,反將大有效用的成药,失去了重心。
我早年就有一个想法:中医书汗牛充栋,中医方車載斗量,必要整編,但是空有这样想法,沒有实践去做。現在伯未、贊臣两位同志编这本常用丸散膏丹手册,就是小规模的整編,正确性的成方大多搜集在内,不合理的制方都屏棄不取,蛻化之方隶于祖方之下,道樣的編制,正合我的想法和愿望。医务界同志手此一編,掌握了基本的成方,可以灵活地触类旁通广面的类方,真有执简驭繁之妙,是有助于临床应用的。
【章巨膺(1899~1972),江苏江阴人。早年曾拜师学医。民国8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公务之暇,博览医书,自学中医。民国14年,从师中医名家恽铁樵,学乃大进。三年学成自设诊所于闸北,不久成名。章氏于《伤寒论》深有研究并有所阐发,对伤寒、湿热类病症提出“理、法、方、药”新论点。临证灵活用药,首创中药喷雾法治疗麻疹。】
【前言】——编者撰
我国的医學旧籍,据历代著录存目的不完全統计,約有三千种左右,这一份丰富的文化遗產,眞是汗牛充栋,現在已大半亡佚無存。然而從書目中可以看出,其中方劑書實佔多數,可見方劑在中國醫藥上的發展情况和實用價值,確是十分巨大的。考前漢書藝文志裁经方十一家,計五臟六腑痺十二病方三十卷,五藏六腑疝十六病方四十卷,五臟六腑疸十二病方四十卷,風塞熟十六病方二十六卷,泰始黄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客疾五臟狂病方十七卷,金創瘈疵方三十卷,媂人婴兒方十九卷,湯液經法三十二卷,神農黃帝食禁七卷,合二百九十五卷。今各書並已亡佚 ,原有内容無法獲見,但其中部份方劑當然尙保留在傷寒論等古代方書之內,所以古方至今被稱爲“經方”,這就是中醫方劑學的基礎了。
由於我們祖先在長時期和疾病斗争中,不斷地發現了新的有效樂物,因此方組成已不能局限於原有形式,配伍应用更灵活。到了北宋政和間(公元1111——115年)所颁行的聖濟總錄,“卷凡二百,方幾二万”。內容更是空前豐富,實開近代時方之先河,是古代經方的一大發展。我們要研究中药方剂,自然也不能再停留在傷寒、金匱的古方段,因爲仲景方所用的药品仅及百种,而我们今天常用药已在三、四百种以上,某些近代剂的效用且远出古方之上,这种经验积累是不能忽视的。由单方到复方,由数味到多味正是方剂組成发展的規律,但末流所趋,漫无限制的扩展,一方动輒十数味,一病而列数十方,主方主证,全不明确,使人无所适从,我們当然也不能完全同意。
自明、清以後,方剂应用渐有由博返约的趋势。吳崑著醫方考,錄方僅七百首; 汪昂清医方集解,曾說“兹集药过二十味以上者,概不选录”,是其明证。尤其药业在宋后日益发展,每有选制“成方丸散”以应需要的,除备医家采用外,並供民間購服,世人称便。然各地製售的“成方”互有出入,但主要仍以上列選方為蓝本。以後因逐年添入近人通用諸方,或易湯液爲丸散,故種類愈繁,名目愈多,部份成蕖且有不切實用之感,所以近年又提出了重加整理再度“精简”的要求,這是完全必要而且合理的。
現在整理成方尙在準備時期,還沒有訂出全國統一的標準,改進劑型也祗在重點試驗階段,未有發展,但舊有成藥書籍已不再適用,我們也就必需另作考虑。目前中醫界爲了配合增產節約的總原則,以及參加公費醫療和爲勞保服務的條件下,在處方時應儘量探用“成藥”以便利服用,這是可以肯定的。我們在“常用中藥手册”出版之後,很多同道就要求續輯丸散膏丹手册,俾使方和藥的聯系運用更见明確,因此我們不得不對现有的成方修治作進一步了解。並通過了國藥業孫學堅王鼎楚同志等的幫助,從書本文獻結合到目前的實際情况,共同選輯成此小册,作爲初步介紹,藉供廣大農村臨床醫工同志的参考
【作者简介】
秦伯未,现代中医学家。(1901—1970年)。号谦斋,江苏上海人,出身儒医世家,自幼酷爱文学和医学。1919 年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在名医丁甘仁门下攻读中医。192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在上海同仁辅元堂应诊,以治内科杂病见长,对 虚痨痼疾尤精。1927年与王一仁、章次公、王慎轩、严苍山等创办上海中国医学院,任教务长、院长,教授《内经》及内科。尤其重视《内经》的钻研,潜心撰写评述《内经》的专著,有《读内经纪》等5种,并将《内经》原文整理成生理学、解剖学、诊断学、方剂学等7章,病症则分为伤寒、湿暑、热病等37类,还剖析《内经》与西方医学理论各自的特点和异同,独具见解。
1954年,秦氏受聘任上海市第十一人民医院中医内科主任。1955年调任卫生部中医顾问,并执教于北京中医学院,兼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国家科委中药组组长、全国药典编纂委员会委员,
秦氏勤于著述,医文并茂。。生平著作甚丰,达数百万字,较有影响的有《秦氏内经学》、《内经类证》、《内经知要浅解》、《金匮要略浅释》、《内经病机十九条之研究》、《清代名医医案精华》、《中医入门》、《中医临证备要》、《谦斋医学讲稿》等5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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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赞臣(1904-1993年)江苏武进蓉湖人。世操医业,家学渊博,幼承庭训,受其父伯熙公教诲,在医学方面奠定了基础。精内、外、妇、儿、五官各科,尤以外、喉科见长。创制“金灯山根汤”、“养阴利喉汤”、“前胡玉屏汤”及外用“喉科牛黄散”、“银硼嗽口液”等多种喉科验方。
张氏幼承家学,16岁随父来沪,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后转读于上海中医大学,师从谢利恒、曹颖甫等诸名家。民国15年(1926年)毕业后,悬壶沪上。精内、外、妇、儿、五官各科,尤以外、喉科见长。执教于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并与同学杨志一、朱振声等创办《医界春秋》杂志,担任主编,刊行11年。还先后创办上海国医讲习所、中国医药研究所等。民国18年春,国民政府卫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废止中医案,张氏联合上海中医药界奋起抗争,3月17日全国中医药学界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推举谢利恒等5人赴京请愿,张氏任随团秘书。
张氏提倡弘扬中医传统特点,汲取现代医学之长,临床治疗参用现代医学诊断手段,总结临床经验采用现代认识和方法,医道益精。首创“舌下经脉诊察法”,创制“金灯山根汤”、“养阴利喉汤”、“前胡玉屏汤”及外用“喉科牛黄散”、“银硼嗽口液”等多种喉科验方。
解放后,历任上海市中医门诊部副主任,市卫生局中医处副处长,上海市中医文献研究馆副馆长,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委中医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中医学院耳鼻喉科教研组主任、教授。晚年主编《中医喉科集成》巨著。撰有《中国历代医学史略》、《中国诊断学纲要》、《张赞臣临床经验选编》、《咽喉病新镜》等专著10余种及医话、养生、临床总结等学术论文数十篇。
年方弱冠,背井来沪,为博采众长,先就读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复转学于上海中医学院,由于勤恳好学,颇多创见,深得当代名医谢利恒、曹颖甫、包识生诸前辈之器重。卒业后,悬壶沪渎,于大小方脉、内外妇儿诸科无不精通,屡起沉疴,深受病家拥戴。又应中国医学院之聘,先后任诊断学、本草学教授,中医事业之一片热忱,于此可见。 解放后,张氏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率先参加国家医疗单位工作,先后任上海市第五门诊部(原中医门诊所)副主任、上海市卫生局中医处副处长、上海市中医文献研究馆副馆长以及上海中医学院曙光医院顾问等职,撰写了《本草概要》、《中医外科诊疗学》、《张赞臣临床经验选编》等书,并在有关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
张氏为人诚笃,治学严谨,既重视前人根据临床实践总结之理论认识,又能在自己处方遣药的经验基础上,不断提高与发展。对于中医喉科古代文献,他十分推崇《尤氏喉科秘书》(尤乘著)、《喉科指掌》(张宗良著)、《喉症全生紫珍集》(朱翔宇著)、《重楼玉钥》(郑梅涧著)等书,认为它们是喉科较为重要得参考文献;对于疫喉方面,他又认为《白喉全生集》(李伦青著)、《白喉症治疗通考》(张孟勋著)、《喉科白腐要旨》(许佐廷著)等是治疗白喉的善本;《疫痧草》(陈耕道著)、《疫喉浅论》(夏春农著)、《喉痧正的》(曹心怡著)等是治疗喉痧病症具有一定价值的参考书。 在强调对于中医喉科应很好予以继承的同时,张氏并不受前人学说的局限,又能根据临床治疗效应,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不仅在发扬中医喉科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对于后学者也具有相当的启迪作用。
一、重视整体,着重肺胃。
认为咽喉病症虽属局部又是人身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一旦咽喉发生病患,势必影响及于全身,在治疗上务必根据具体病症考虑到整体的变化,采取相应的疗法;如果只看到局部症状的表现,而不照顾全身的变化,要想在治疗上取得理想的效果是很难实现的。但是,张氏又认为:既然咽喉病症发生于局部,无论是何种病因、何种病症,在诊察病情时都不容忽视局部病变。而对局部病症的治疗,又应着重于肺、胃二经。因为“喉主天气,咽主地气”,分别为呼吸之要道,饮食之关隘,故与肺、胃两经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为此,凡诸咽喉病症属于热毒为患者,则以清泻肺胃热毒为法,创“金灯山根汤”(挂金灯4.5~9g、山豆根4.5~9g、白桔梗3~4.5g、牛蒡子4.5~9g、射干3~4.5g、生甘草1.5~3g)为主方:凡属阴虚火旺之症,则以养肺胃之阴为法,创“养阴利咽汤”(南北沙参各10~20g、百合10g、白芍9g、天花粉9g、射干5g、枯梗4.5g、生甘草2.5g)为主方以治之。以上两方临床应用,屡建殊功,充分证实了张氏理论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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