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封全新｜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
各类中国近代史中最佳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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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徐中约 著；朱庆葆、计秋枫 译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ISBN9787510049552
出版时间2013-08
版次2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页数627页
字数850千字
定价80元
上书时间2024-12-03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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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简介]
豆瓣评分：豆瓣撤条目
作者: [美] 徐中约
徐中约版《中国近代史》自1970年面世后五次修订，销售数十万册，为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及最畅销的学术教科书，是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作品。
这部近代史自清朝立国起，下迄21世纪，缕述四百年来中国近代社会之巨变。作者明确指出，这段艰难的历程并非如大多西方汉学家所言，是一段西方因素不断输入而中国仅仅被动回应的历史。作者拈出“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以及“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三条线索，作为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三股最重要动力，并通过对近代中国内部社会动荡的描摹，向世界讲述了“一个古老的儒家帝国经无比艰难，蜕变为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
作者徐中约虽身处欧美学界，在书中想表达的却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对近代中国发展进程的看法”，但这种表达不囿于任何一家学说、一种主义，开出一种折衷调和的历史观。作者以超越意识形态、阶级、党派、种族和文化的眼光，怀抱对各色历史人物的宽容、同情、善意之心，能够公平公正、客观冷静地看待历史事件的发生。并且参考了巨量不同语种的档案文献及研究著述，以跨学科的方法写就这部描述近四百年中华民族之挣扎历程的史学巨著
[本书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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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维舟（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review/1308567
在一般中国人的印象中，中国的近代是突然到来的：传统教科书都强调1840年鸦片战争的指标性意义，当时这个已昏睡百年的帝国被洋人的枪炮惊醒，从此不情愿地被人卡着脖子、步履蹒跚地拖进现代化的角斗场，从而与其过往的悠久历史产生一个深刻的断裂。
这个主导性的说法突出了中国现代化起步阶段的被动性与紧迫感，在某种程度上是另一种“挑战-回应”模式。随着中国中心观的兴起和对历史的更深入考察，现代学者更乐于关注动态的变化和中国人作为主体的主动奋斗，认为不应过多强调被动反应。徐中约的这本著作（其英文标题《现代中国的兴起》也许更适合）无疑也是围绕着这一主线展开的，在他看来，中国近代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历史。
将历史设想为一个不断进化的进程的观念，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出自基督教神学的历史哲学，这也有助于说明在中国人身上发生了多么剧烈的变化。近代以前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其维度都指向悠久的远古；但在现代化浪潮的不断猛烈冲击下，晚清民国时的国人逐渐将乌托邦设置到遥远的未来，人们努力的方向发生了决然的变化，这代表着精神上的一个巨大转折，也是理解这一时期的一个关键。
中国近代史是一连串的惨败。它们是国人心头迄今仍未愈合的伤口——失败者总是难以释怀，那种怨恨与悲愤，仍在时时浮现。少年时我总想回避这段惨痛的历史，然而年事渐长后慢慢意识到：正是这一连串的惨败，才迫使中国社会在痛苦的全面危机之中艰难地完成了转型。失败导致的危机越深重，尾随而至的变革就越激进。本书还指出了以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即近代史上的军事或外交胜利，往往导致一个消极后果，即保守势力的抬头。例如1881年曾纪泽的外交胜利和1899年成功拒绝意大利租借三门湾，都造成清议派士大夫过分自信，使他们误以为只要强硬对外，洋人终将退让。这种建立在对实力的错误估计之上的盲目乐观，是中法战争和义和团事变中中国失败的重要因素。
历史书过于强调单个事件分水岭意义的写法，时常让人们误以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在心理上就已经进入了近代。实际上，在甲午战争以前，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感觉到自己“进入了近代”。第一次使朝野上下产生变革的强烈危机感的事件，并非外部发生的鸦片战争，而是内部爆发的、人类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内战：太平天国战争。只有当接二连三的失败不断地暴露出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才逐渐逼迫全社会意识到，修修补补的有限现代化无济于事，必须有一场更彻底的改革甚至革命。然而弱者的选择通常都很小：当全社会就变革本身达成共识的时候，危机早已积重难返，最终往往是“改革摧毁了改革性政府”。
只有在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后，我们才会对近代历史人物具备应有的理解之同情。现代化的本质是社会变化，本身就会破坏原有的社会稳定，尤其当这种现代化是外来和强加的时候（因此西方文明对近代中国表现出破坏性大于建设性），但社会稳定却又是现代化的保证。面临内忧外患的近代历届中国政府，要在无力控制社会动荡的局势下实现现代化，其艰难程度犹如在一辆飞奔的破车上试图更换轮胎一样。
即使是那一时期的顽固保守人物，他们同样是那个悲剧性时代的产物，不应被简单地唾弃。人的本性总是倾向于抵制变革，不要忘记，1855-1870年英国也曾抵制文官考试制度长达15年，原因仅仅在于“这个计划是中国式的”，它骄傲地认为自己无须向别国学习。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也常被谴责为不彻底的变革，然而日本近代也一样曾提出“和魂洋才”，将西方文明视为对传统道德的完善而不是取代。的确中国不是日本，张之洞的方案在当时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但如果丧失了“中学为体”，中国人也就不得不吞下一个苦果：我们到底是谁？
这就是近代中国的不断激进化后产生的异化问题：“原先是为了改革现有的传统，以强化民族文化生命，才去吸收西学，最后却被异化了。变成：为了吸收西学，即必须放弃民族文化。”（龚鹏程《近代思潮与人物》）到民国时代，保守派几乎被彻底打倒，代代均惟恐破坏得不够，中医、国学、乃至一切传统文化，都被列入全面破坏的范畴之内，而很多价值观念和制度在被充分取代之前已经遭到破坏。近代史上维新/保守不应是脸谱化的道德评判，不幸两者在现实政治的洪流中彻底丧失了平衡，而未能将一个更健康的中国完整地带入现代。
从比较现代化的角度来看，现代化的进程一旦开始，就是不可逆的。发生中断的现代化或迟或早都要重新起步。因此慈禧太后在扑灭戊戌变法不到两年后，就不得不重行推动改革。这也是危机深重年代的一个惯有的讽刺性现象：即只有一个立场顽固的极右派才能推动改革。这就像只有极端反|共的尼克松才能排除阻力访华，因为无人能够指责他亲共卖国，所以毛|泽东才对他说了那句看似费解的话：“我喜欢你们右派。”只是不幸，晚清的保守势力太晚认识到了变革的必要性，而维新派又不足以主导变革。
近代中国充满了混乱与失败，变化是这一时期的主导特征。幸而公平的是：混乱世界往往也是孕育创造力的温床，在极端的条件下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实验室环境。中国历史上大混乱的另两个时期：战国与魏晋南北朝，也同样是思想最自由开放的时期，无论在文化、制度、政治等层面都开创和奠定了此后秦汉、隋唐辉煌的基础。本书虽然强调近代史是中国人的主动奋斗，但对这种创造力本身的总结性阐述仍略显薄弱，不能不说是其缺憾。
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说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顾城的这两句诗原题是《一代人》，而在近代，我们看到的是整整几代中国人的悲壮奋斗
-东德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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