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权的兴起：美国政治与透明文化(1945—1975)
美国的国父们并未支持人民的知情权，并未支持政府信息公开、医生向患者坦陈病情、商品标签讲述商品实情、公布工程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这些事是在我们的时代才出现的
￥ 199 ￥ 52 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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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迈克尔·舒德森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93430
出版时间2018-04
版次1
印刷时间2018-04
印次1
装帧其他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字数259千字
定价52元
上书时间2024-07-16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九品
- 整体自然旧二手书，边角小污渍，内页品好
- 商品描述
-
[本书简介]
豆瓣评分：8.9
作者: 舒德森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8-03-01
定价: 52.00元
装帧: 平装
美国的国父们并未支持人民的知情权，并未支持政府信息公开、医生向患者坦陈病情、商品标签讲述商品实情、公布工程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这些事是在我们的时代才出现的。“透明”这一观念兴起于20世纪50－70年代（远在互联网诞生以前）。它是一些锐意改革的政治家、记者、“看门狗”团体和一些社会运动培育出的果实，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高等教育机构对批判的倡导为它提供了养分。
在本书中，作者探讨了《信息自由法》的颁布、超市商品商标改革、国会立法“阳光”改革、“环境影响评测报告”制度的建立、无党派性和分析性新闻报道的增多等有助于开启信息公开实践的个案，并指出，它们让“知情权”进入了政治生活并改变了传统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对政党和选举的关注减少、公民参与政治的方式增多、政府受到全年不断的监督、政治与社会以及公与私之间的界限变模糊。“知情权”的兴起标志着民主自治进入了新时代。
[本书书评]
开放和透明并非美国与生俱来的基因，实际上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系列改革推动了知情权的兴起。以知情权的兴起为脉络，作者讲述了美国六七十年代的多个相关事件，包括《信息自由法》的制定、消费者被告知权得到维护、国会民主公开化的改革、媒体对权威态度的转变以及带来环评报告的《国家环境政策法》的制定。进一步，作者分析了这些看似独立的事件背后的深层联系。这些改革往往是由政治领袖或有识之士推动，但其得以施行的土壤却是公民的政治生活前所未有的日常化。具体的来说，当时美国的民主形式已经发生转变，相比古希腊时期的集会民主、18世纪以来的代议制民主，那时的民主形式已逐渐向监督民主转变。这种民主形式下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频率更高，途径也更加广泛。而促使代议民主向监督民主转化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多媒介社会的兴起，政治参与场所由立法机构向法院的转移，高等教育的普及推动了批判性文化的形成，政党作用的减弱等等。
作者还通过翔实的证据纠正了一个很重要的误区，就是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前期达到高潮的追求透明的改革，并不是“六十年代”（以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学生运动为标志的那个时代）的民主精神孕育出的果实。实际上，这些改革的旗手并非是1945年以后的婴儿潮出生的年轻人，而是出生于20世纪初、在40年代就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并掌握一定权力的政治领袖，他们不是婴儿潮一代，而是其父母。
读完这本书后会感觉到美国的确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美国确实为其他国家的“开放性革命”做出了良好的范例。美国也为世界带来了很多原创性的、积极的改变。如果不读这本书可能不会知道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食品标签、香烟上的“吸烟有害健康”、环评报告等等事物都是起源于美国而后辐射到全世界。也许能否给世界带来原创性的进步才是衡量一个国家伟大与否的标准，如今越来越靠近世界中心舞台的我们也应该以这个标准去评价自己。
读这种类型的书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你可以单单通过书本就体会到原汁原味的美国社会的运行方式，甚至是一些类似潜规则的东西。比如这本书中体现出来的国会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以及一部新的法律是如何逐渐推动围绕它的利益团体的形成从而进一步巩固自身的地位，书中还有一些对国会立法程序的讲解甚至包括无限制演讲、全院委员会这种名词的解释。这些美国特色制度都是不读这方面的书就无法体会到“美国味道”，就像美国人如果不读专门的著作，想必也无法理解共产党和政府、和人大的关系。
还有一点很值得说道说道，就是这本书让我想起了塞缪尔·亨廷顿的《美国政治》。读完这本书我才感觉到《美国政治》对两百年来美国的政治制度和背后政治思想的把握是有多么精准，以致这本书更像是把《美国政治》中谈到的一个小点展开来详细写了。类似于牛顿和麦克斯韦建立起物理学大厦后，19世纪的后辈们认为自己只能做一些细化的工作了。但问题在于工作做的再精细，也不会有人认为你比牛顿更伟大，这点放到人文学科可能也是一样的道理。像牛顿的四个公式就可以解释经典力学中任何复杂的例子一样，其实《美国政治》中的一句话就基本可以概括这本书的内容——“美国的历史就是许多团体通过实现美国理想努力促进自身利益的历史”。这本书讲述的所有例子都逃不出这句话的范围，即利益团体推动自身的利益时往往要把他们的需求用美国人崇尚的普世价值——自由、平等——表达出来。比如《信息自由法》通过反对极权主义来包装自己，《立案重组法》通过“反保密“的噱头吸引媒体的注意等等。书中所讲述事件的共同点就在于知情权是它们的普世价值外衣，虽然直接目的不是为了知情权，但是客观上确实促进了知情权的兴起。当然了，上面提到的利益团体并不含贬义，美国历史上大部分利益团体代表的确实是选民的利益。
写这篇读后感时又翻了下《美国政治》，发现里面有一段对比中国美国的政治制度的内容也很有意思。中国和美国政治变革的动力来源其实是相似的，都是来自于发展需求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但因为政体不同，冲突的来源往往不同。对中国来说这种冲突往往来自上层，对美国来说往往是来自下层的冲突传导到了上层。同样的，两国在解决这一冲突时的手段也不尽相同，中国一般是自上而下，美国虽然基本也是自上而下，但是这个上可能没有那么上，就像本书作者说的，改革过程中一些“少尉“的作用也同样不容忽视。
作者的语言艺术很好玩——虽然我无法证明A，但是我相信起码B（A的轻微弱化或者只是换一种表述方式的A）。虽然是说了句废话，但是说完这句废话好像文章的可信性就提高了，这种语言艺术值得学习。还想说的一个点是作者提到美国社会中批判性文化的兴起是因为二战后国家急剧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迅速增多，而现在我国也正处在与二战后美国一样的高等教育快速扩张的时期，因此在考虑舆论问题时这也许是一个必须要重视的因素。
-东德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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