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实背景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制造企业的积极和主动被激发,为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市场力量。然而,由于我国的法制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商业秩序尚未健全,各类监督机构和机制也存在缺位,致使制造企业在追逐利润的同时,忽略了应该承担的自然环境保护责任,产生了大量环境污染问题:同时,我国制造企业技术水与欧美发达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使得大部分制造企业倾向于以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为代价来换取高增长,长期处于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率的底端制造轨道上。2018年在第五届中国生态年会上发布的中国生态环境报告显示,我国制造业年均能源消耗水占消耗的56%以上,是美国的2.8倍、本的1.5倍,并且呈现逐年送增态势。此外,我国制造业单位产值的能耗效率也远远高于发达,一般化单位产值的能耗效率只有30%左右,我国高达40%。在排污量上,我国二氧化硫等的排放强度是本、德国等发达的几十倍,七大水系中水质受到污染的河段超过一半。这些资源与环境问题无一不在一步步警示着我国经济实施绿发展的重要和紧迫。因此,企业的众多利益相关者,如、社区、消费者、非组织等对于企业的要求不仅仅是创造利润,增加股东投资回报,更希望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实现环境保护和绿发展。在此背景下,为应对制造业发展中产生的益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我国制定了“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十四五”绿发展规划绿制造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年),将“创新驱动”“绿发展”定为基本方针,要求“坚持把创新摆在制造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走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坚持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着力点,构建绿制造体系开展绿评价”。绿创新作为“创新驱动”和“绿发展”的结合点,在我国制造业发展中的作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促进制造企业进行绿创新、提升绿创新绩效已成为制造业解决环境问题、实现绿发展的关键。二、理论背景(一)制度合法理论是制造企业实施绿创新的“规范”驱动因素目前,制度理论已在管理学特别是组织行为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引人改变了以往对组织行为“原子化”的分析模式,将学者们的研究视角从以往的组织和产业结构转移到更为宏观的外部制度环境(meyeret al.,1977:oliver,1991)。同时,制度理论在战略管理领域也逐步受到重视和关注(peng et al.2009:amburgey et al.1996)些学者将制度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归纳为战略管理领域的三大核心理论(peng et al.,2010)。制度理论应用的领城十分广泛,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每个领城在借助制度理论研究相应问题时,所使用的分析方式和概念都存在较大差异(源,2009),本书所运用的制度分析范式主要来自约翰迈耶(john meyer)、朱克尔(zuker)等人提出的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该学派认为,组织植根于制度环境中,制度对于组织而言不只是背景那么简单(cott,1995),组织的结构和行为都会受其深刻的影响,并体现了比组织更为宏观的社会信念、规制体系和脚本(meyer et al.,1983),该学派主张不能采用“原子化”的方法来分析单个组织的行为和动机,应该将其放在特定的情景下进行察,并引入“场域(feld)”的概念,以场域为分析单位,强调合法(legitimacy)是制度当中的规范、认知模仿和强制等因素影响组织行为(如企业绿创新)的核心机制,认为获取社会、政治、法律和经济合法而产生与制度同形(iomorphim,也有学者翻译成“趋同”“同构”)的需求是组织行为的主要动机。在战略管理研究领域,基于制度理论的分析和探索虽然已经获得学者们的认可和重视(peng et al..1996),但仍然只是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供学者们去探索(吕源,2009).(二)知识管理理论为制造企业提升绿创新效果提供了理论依据从技术与知识层画上看,学者们普遍认为绿创新本质上是一项复杂的创新活动,涉及绿产品设计、制造工艺、循环生产、排污处理和节能降耗等不同技术领城的知识在组织内转移、整合与创造。知识管理理论认为,企业拥有的知识基础是其进行创新的重要资源,而企业的创新过程本质上是企业从外部搜寻并吸收知识,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