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上册）上海图书馆藏书
《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记载了清朝历史的正史——“清史”的未定稿。全书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以纪传为中心。所记之事，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下至1912年清朝灭亡，共二百九十六年的历史。 《清史稿》自1914年设立清史馆起，编修工作历时十四年，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至1927年主编赵尔巽
￥ 599999 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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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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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尔巽
出版社联合出版社
年代民国16年 (1927)
版次1
印刷时间1927
印次1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纸张纯质纸
页数848页
货号上海图书馆藏书（5888保险柜）
上书时间2019-02-13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九品
-
《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记载了清朝历史的正史——“清史”的未定稿。全书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以纪传为中心。所记之事，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下至1912年清朝灭亡，共二百九十六年的历史。
《清史稿》自1914年设立清史馆起，编修工作历时十四年，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至1927年，主编赵尔巽见全稿已初步成形，担心时局多变及自己时日无多，遂决定以《清史稿》之名将各卷刊印出版，以示其为未定本。赵尔巽在《发刊缀言》中指出，本书是“作为史稿披露”的“急救之章”，并非视为成书“。但因尚无依中国传统正史体例编写的清朝史书加上《清史稿》本身史料丰富，其价值仍不可忽视。
书名
清史稿
作者
赵尔巽（主编）
类别
断代史
出版社
清史馆
编纂时间
1914年至1927年
- 商品描述
-
清史稿
《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记载了清朝历史的正史——“清史”的未定稿。全书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以纪传为中心。所记之事，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下至1912年清朝灭亡，共二百九十六年的历史。
《清史稿》自1914年设立清史馆起，编修工作历时十四年，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至1927年，主编赵尔巽见全稿已初步成形，担心时局多变及自己时日无多，遂决定以《清史稿》之名将各卷刊印出版，以示其为未定本。赵尔巽在《发刊缀言》中指出，本书是“作为史稿披露”的“急救之章”，并非视为成书“。但因尚无依中国传统正史体例编写的清朝史书加上《清史稿》本身史料丰富，其价值仍不可忽视。
书名
清史稿
作者
赵尔巽（主编）
类别
断代史
出版社
清史馆
编纂时间
1914年至1927年
历史沿革
成书过程
清史稿是民国初年设立的清史馆编写的记述清代历史的未定稿。它按照历代封建「正史」的体例，也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共五百三十六卷。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一九一四年工作开始，至一九二七年大致完稿，历时十四年。
《清史稿》虽编成于辛亥革命以后，而编者却基本上还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来写清史的。由于成于众手，彼此照应不够，完稿后又未经仔细核改，刊行时校对也不认真，是以体例不一，繁简失当，以至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的错误往往可见。对于编纂上的这些问题，编者也是有所了解的，因此《发刊缀言》中指出，此书仅仅是“作为史稿披露”，「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
尽管此书存在错误和缺点，它根据的大部分材料如清实录、清代的国史列传、清会典和一些档案等，今天也可以见到，但编者把大量的资料汇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这就使读者能够得到比校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史事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因此，这部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
此书的刊印，是由袁金铠主持，金梁经办，于一九二八年出书，共印一千一百部。其中四百部由金梁运往东北发行，这批书我们称为「关外一次本」。后来清史馆的人发现金梁对原稿私自做了改动，他们不同意金梁的增删，于是把北京的存书又做了一些抽换，这批书通称「关内本」。以后东北又印过一次，内容也有所改动，我们称为「关外二次本」。这三种版本的异同，主要表现在：一、全篇的增删。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以及金梁所写的校刻记。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一次本的张彪附传，抽掉公主表序和时宪志中的八缐对数表，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
二、同一篇中内容改动。关内本抽换了关外一次本的艺文志序，删去志中易类书目六十四种，修改了劳乃宣、沈曾植的传论，改订了清史馆职名。关外二次本压缩了赵尔丰传。[1]
民国三年（1914年），经民国国务院呈文，大总统袁世凯设清史馆，以赵尔巽为馆长，缪荃孙、柯劭忞等人为总纂，总领清史修撰工作，参与者先
后有一百余人，没有固定编制，人员由馆长聘用。如赵尔巽曾亲自拜访夏孙桐，请其出面任总纂。
清史稿_卷一七_卷二五
清史馆内设有“功课簿”，记载馆员分工事宜，如柯劭忞撰《天文志》、《时宪志》。缪荃孙撰《儒林传》、《文苑传》、《土司传》。吴廷燮撰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五朝《本纪》、《大臣年表》。吴士鉴撰《地理志》贵州、新疆各一卷、《宗室世系表》、《公主表》、《皇子世表》及《艺文志》初稿。章钰撰《忠义传》、《艺文志》定稿。金兆蕃撰太祖、太宗、顺治三朝列传及《列女传》。秦树声撰《地理志》直隶卷，王大钧撰嘉庆朝列传。夏孙桐撰嘉庆、道光朝列传及《循吏传》、《艺术传》。田应璜撰《地理志》山西一卷。罗惇曧撰《交通志》，戴锡章撰《邦交志》。唐邦治撰《军机大臣年表》。王树楠撰咸丰、同治朝大臣传。叶尔恺撰《宗教志》，其中喇嘛教、基督教、回教各一卷。张采田撰《地理志》江苏卷、《刑法志》、《乐志》、《后妃传》。吴怀清撰《地理志》陕西一卷、《食货志》征榷卷。张书云撰《礼志》，补辑《舆服志》、《选举志》。俞陛云撰《兵志》与部分列传。马其昶撰光宣朝臣工列传，修正《文苑传》。蓝钰撰《地理志》云南一卷。朱师辙有言：“列传撰人甚多，在馆诸人，几人人皆有。以余论，虽以咸同列传为主，而康乾以来各朝，皆曾补撰。盖每朝皆出于众手，惟每朝有主体撰人；又重修整时，归何人为主，则其负责为多。”
撰稿期间，往往须请人抄稿，“第一次抄稿，由各人自觅书手缮写，按千字小洋一角，由馆计算”。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到1927年大致完稿。[2]
版本历史
《清史稿》在刻印过程中，出现了版本问题。袁金铠因忙于他事，转托金梁协助校刻此书。金梁遂趁时局纷扰之际，利用职权，擅改原稿，并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书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发行，这就是所谓“关外本”（又称关外一次本）。
当原编纂人员发现金梁私自篡改原稿，便决定将留在北京的原印本更正重印。如删去《张勋传》（附张彪传），《康有为传》及金梁所写的“校刻记”；改订了“清史馆职名”；删去了“易类”书目六十四种；抽换了《艺文志·序》；修改了个别传记，这就成了所谓“关内本”。以后，金梁坚持以“关外本”为基础，并根据当时学者对《清史稿》提出的批评和关内本所作的一些重要更正，再作删改、增补，删去了《张彪附传》、《公主表·序》和数学工具书“八线对数表”，增加或压缩了个别传略，较前两个版本均少了七卷，仅有五百二十九卷，这就是所谓“重印本”（又称关外二次本）。
版本的不同造成了混乱，后来，市场上又有所谓“联合书店影印本”和“日本人铅印本”两种流传。南京国民政府曾两次组织人力。要修改《清史稿》，但因种种原因，毫无结果。《清史稿》的版本比较多，主要有关外本、关内本、金梁重印本、上海联合书店影印本、日本印本等，其中以关外本与关内本最早流传，影响颇大。
冯尔康《清史史料学初稿》列举了以下几种：
关外本（或曰“关外一次本”）《清史稿》纂定以后，共计536 卷，于1928年在北京印刷。当时资助清史馆的黑龙江方面的金梁担任“校对”，他利用负责刊印之便，私下给自己加了“总阅”的名义，附刻了他自己的《清史稿校刻记》，又修改了某些文字，然后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运到东北的这四百部《清史稿》就被称为“关外本”。后来这个版本经过修改重印，故又称作“关外一次本”。
赵尔巽
关内本1928年印刷的一千一百部《清史稿》留在关内的七百部，被清史馆的一些人发现了金梁的篡改，又将它改回来，并取消了金梁的“校刻记”和《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就是所谓的“关内本”。实际上，关内本与关外本是同一次印刷的，只是关内本在局部上作了一点抽调。关内本与关外两次本之版本异同，大致如下：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张勋传附张彪传》中的《张彪传》、《康有为传附康广仁传》中的《康广仁传》以及金梁所撰《校刻记》。而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一次本的《张彪附传》，并抽掉《公主表·序》和《时宪志》末附的《八线对数表》七卷，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按关内本此卷原是《劳乃宣传》《沈曾植传》，无《张勋传》《康有为传》。传后有论，其文为“论曰：乃宣、曾植皆学有远识，本其所学，使获竞其所施，其治绩当更有远到者。乃朝局迁移，挂冠神武，虽皆侨居海滨，而平居故国之思，无时敢或忘者。卒至憔悴忧伤，赍志以没。悲夫!”清史馆对张勋、康有为原定暂不立传，是金梁将二传底稿私自付刻。今关外一次本于《张勋传》后附有《张彪传》。
又关内本抽换了关外一次本的《艺文志·序》，因增入的《序》过长，以致脱夺自《易》类《易经通注》、《日讲易经解义》、《周易折中》、《周易述义》、《易图解》、《周易补注》、《易翼》、《读易大旨》、《周易裨疏》、《考异》、《周易内传》、《发例》、《周易大象解》、《周易外传》、《易学象数论》、《周易象辞》、《寻门馀论》、《图书辨惑》、《读易笔记》、《周易说略》、《易酌》、《易闻》、《田间易学》、《大易则通》、《闰》、《易史》、《周易疏略》、《易学阐》、《读易绪言》、《易经衷论》、《读易日钞》、《周易通论》、《周易观彖大指》、《周易观彖》、《周易浅述》、《周易定本》、《易经识解》、《易经筮贞》、《周易明善录》、《易原就正》、《周易通》、《周易辨正》、《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周易筮述》、《周易应氏集解》、《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书》、《易小帖》、《太极图说遗议》、《河图洛书原舛编》、《乔氏易俟》、《大易通解》、《周易本义蕴》、《周易传注》、《周易筮考》、《学易初津》、《易翼宗》、《易翼说》、《周易刳记》、《易经详说》、《易经辨疑》、《周易传义合订》、《易宫》、《读易管窥》、《读易观象惺惺录》、《读易观象图说》、《太极图说》、《周易原始》、《天水答问》、《羲皇易象》、《羲皇易象新补》、《孔门易绪》、《易图明辨》、《身易实义》、《先天易贯》、《易互》、《周易玩辞集解》、《易说》、《易说》、《周易函书约存》、《约注》、《别集》、《易笺》、《周易观象补义略》、《索易肊说》、《周易孔义集说》、《陆堂易学》、《易经揆》、《易学启蒙补》、《易经诠义》、《易经如话》、《周易本义爻征》、《周易图说正编》、《易翼述信》、《周易原始》、《周易浅释》、《易学大象要参》等八十八种之多。关内本有《赵尔丰传》的传文长达二千四百字，而关外二次本压缩至九百二十字，不啻减去了一半以上。关内本《赵尔丰传》作者以赵尔丰为清史馆馆长赵尔巽之亲弟，作此长传，不免有迎合讨好馆长之嫌，故以删削为是。
金梁重印本（关外二次本）。1934年，金梁在东北刊行，绝大部分依关外本，只是去掉了志卷29-34的《时宪志》六卷，《公主表·序》等部分，增加了朱筠等三传，总卷数为529卷。
上海联合书店影印本。1942年出版，对关内、关外两本的不同处加以选择，多处采用了关内本。它同二十四史《新元史》合为“二十六史”，故亦称为“廿六史本”。
日本印本。据说有两个本子，一为大本两册，一为小本二册，从“关外一次本”翻印而来。
香港文学研究社印本。1960年出版，依关外一次本付梓。
中华书局本。中华书局组织史学工作者，依关外二次本为工作本，将《清史稿》作了标点、分段， 他们审查了关内本、关外一次本、关外二次本三种本子的篇目，内容上的不同，作了附注，录出异文，以尽量反映各种本子的优点，对史文的脱、误、衍、倒和异体、古体字作了校改；清朝的避讳字，尽量改回，对已发现的由于行、段错排造成事理不合的地方，进行了查核校正，对于史实错误及同音异译的人名、地点、官名、部落名称等，一般不予改动，但大也作了一定的统一工作。于1977年出版，这是此书问世50 年来最好的版本。（《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本。1981年印行，两大册。系据关外二次本刻印而成，计529卷，有金梁的校刊记。
此外，张其昀、萧一山、彭国栋等人在台湾将《清史稿》略加修改和补充，将其列传分类予以调整而成，名曰《清史》，于六十年代出版，计550卷。
全书体例
《清史稿》编写的体例大致取法《明史》，但又有所创新。如本纪部分不仅逐年记载了皇帝的军国大事，而且在前代逊君还健在、无谥可称时，创了“宣统纪”的新格局；各志、表中除记录天文、地理、礼乐、选举、艺文、食货及皇子、公主、外戚、封臣等各方面活动外，新修的交通志、邦交志及表中的军机大臣、理藩院，都是前史所未有的。列传中创立了畴人、藩部、属国三传，反映了清代社会的新发展。另外，对于反清斗争的重要人物如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等，《清史稿》也都列了传。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3]
但是，由于参加修史的人多是清朝的遗臣，因此书中贯穿着反对民主革命，颂扬清朝正统的思想。例如诬蔑明末农民起义军为“土贼”，称太平军为“粤匪”，视辛亥革命为“倡乱”。而对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清朝统治者的反动行径却多处隐瞒，倾向性错误显而易见。对此，连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人员都极为不满。1929年12月14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列举了十九条理由，呈请政府下令禁止《清史稿》发行，其中有；反革命、蔑视先烈、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清朝讳等内容。[3]
同时，由于《清史稿》是众人编纂而成，编写时彼此缺少照应，更因时局动荡，仓促成书，未经主编总阅审定便“随修随刻，不复有整理之暇”，过于粗陋。因此，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史实之中也有不少错误。其实，这与赵尔巽的主导思想有关。因为他把此书看做是“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只是想以此作为“大辂椎轮之先导”，对于书中所有疏略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显然，按其本意。《清史稿》只是类似现代的一部征求意见稿。这样，易培基所指责的“体例不合，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表传志互不相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泥古不化，简陋，忽略”等谬误也就成了先天性的问题。至于遗漏、颠倒、文理不通等现象更属意料中事。[3]
编纂队伍
编撰人员
馆长：赵尔巽
总纂：郭曾炘、沈曾植、宝熙、樊增祥、柯劭忞、吴廷燮、缪荃孙
纂修兼总纂：李家驹、劳乃宣、于式枚、金兆蕃、吴士鉴、李瑞清、耆龄、陶葆廉、于式棱、王乃征、谢远涵、朱钟琪、温肃、杨钟羲、袁励准、万本端、邓邦述、秦树声、王大均、章钰、王式通、顾瑗
协修：宋书升、唐晏、宗舜年、李葆恂、安维峻、张仲炘、俞陛云、姚永朴、罗敦曧、吴广霈、袁金铠、吴怀清、张书云、张采田、张启后、韩朴存、陈敬第、陈毅、袁嘉谷、蓝钰、李岳瑞
后来添聘者
马其昶、姚永朴 、姚永概、唐恩溥、刘师培、黄翼曾、夏曾佑、王树楠、夏孙桐、吴昌绶、瑞洵、戴锡章、朱师辙、邵瑞彭、檀玑、刘树屏、何震彝、陈曾则、陈田
受聘未到或到馆未久者
简朝亮、袁克文、朱孔彰、王崇烈、陈能怡、方履中、商衍瀛、秦望澜、史恩浩（培）、唐邦治、陈曾矩、吕钰、余嘉锡、王以慜
校勘兼协修：王庆平、齐忠甲、吴璆、叶尔恺、田应璜、李景濂、傅增淯、何葆麟 （骆）、成昌、徐鸿宝、赵世骏、杨晋、金兆丰、胡嗣芬、朱希祖、李哲明、朱方饴
提调：陈汉第、李经畲、金还、周肇祥、邵章
收掌：谢绪璠、黄葆奇、尹良、王文著、尚希程、容濬、曹文燮、文炳、孟昭墉
收掌校对科长：董峻清、周仰公、秦化田、金善、刘景福、赵佰屏、史锡华、曾恕传、诸以仁、惠澄、胡庆松、刘济、伍元芝、锡荫、张玉藻、金梁
以上受聘者131人，实际到馆工作者前后共117人，其中撰稿者68人，收掌、提调等30余人。
○2名誉总纂、纂修顾问一百多人，不在此列。
○3前后三期实际撰稿者
第一期：1914—1916年体例初定，开馆经费充足，故撰稿人最多，共66人到馆，其中总纂8人，纂修15人，协修43人。
第二期：1917—1926年，因受时局影响，经费支绌，薪水叠减，停薪自去者众多，撰稿人仅剩24人，新增聘协修2人，共有撰稿者26人，其中总纂8人，纂修7人，协修11人。
第三期：1926—1928年，此时馆中仅剩14人坚守撰稿，其中总纂4人，纂修3人，协修7人。
人员信息
参加清史稿编纂的人员，按当时标准，这些人“当有学术文章，能通史例为上选，而以有文采兼能潜心撰述者为次”。但这仅是对撰稿者的起码要求，从所聘撰稿者的实际情况看，还显示出下列几个特点：
1.遗臣居多
撰稿者中，以清朝正途出身的官宦居多，也有少数旗人因祖辈、父辈居功位显荫及子孙为官者。
柯劭忞 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官等。
王树楠 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户部主事、知县、兰州道、新疆布政使，宣统庚戌（1910）罢任还京，民国时遂不复出。
吴廷燮 光绪甲午（1894）顺天乡试举人，历官知府、巡警部郎中，民国时任国务院统计局局长。
夏孙桐光绪壬辰（1892）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与修《国史会典》，文渊阁校理。历官知府、护宁绍台道。辛亥革命后，辞官归里。
缪荃孙 光绪丙子（1876）恩科进士，改庶吉士，次年散馆一等，授职编修。庚子之变后，张之洞在湖南推行新政，缪积极赞襄，并赴日本考察学务，回国后创办江南图书馆。
秦树声 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云南府知府、调护迤东（西）道，特旨以道员补用，擢迤南道、迁云南按察使，庚戌（1910）改提法使，辛亥改授广东提学使，革命军起，叹时事不可为，避居沪上，自是不谈世事。
吴士鉴 壬辰（1892）科进士，授职编修，充会典馆汉文总校，并武英殿总纂，提督江西学政，署理湖南提学使。武昌起义后奏请开缺允准，至沪侍奉父母起居。
奭良（1851-1930）贵州按察使承龄之孙，光绪年间，因旗人故，荫奉天县令后擢东迤道，山西河东道，湖北荆宜道、江苏徐州道等职。
瑞洵大学士琦善之孙，乌鲁木齐都统恭镗之子，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荐至内阁学士，出任科布多参赞大臣，不久被人以“赴任骚扰台站”劾官，自具疏抗辩，愈拂上意，遂废置不复用。
撰稿者在清朝为官的经历和背景，首先使他们对前朝存一种特殊的感情，歌颂清朝、宣扬忠君是他们的共同目标，“修故国之史，即以恩故国”。其次，他们熟悉清朝典制，了解政体运行过程，又多为文职官员，有的还直接任国史馆编史修志之职。当事者修当朝史，成了修中国古史的特例，提高了修史的速度和史实的可靠性。为官的背景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在世事多变，兵荒马乱的条件下，协调关系，想尽办法，使《清史稿》得以成书。
2.文人为主
主要撰稿者中大多功名出身，博学多闻，国学底蕴较深，有的是当世公认的专家学者，他们为《清史稿》纂修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柯劭忞元史专家，集30余年心力，征外籍、考大典、博采佚存旧闻，撰成《新元史》257卷。1920年徐世昌出资为之刊刻，并以大总统身份颁令，以《新元史》增入廿四史，而为廿五史。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因此特赠柯劭忞名誉文学博士。有自刻诗集《蓼园集》，著有《文选补注》等书。
王树楠 年青时随读莲池书院，深得曾国藩、李鸿章赏识。殚心著述，至老不少辍，尤以小学特精，常以《尔雅》、《广雅》、《夏小政》诸书订证经文，在晚清学界独树一帜。其著书共53种，685卷，内容涉及训诂、算数、地舆等方面。
王式通 法学家，清末任刑部主事，参稽律例，充修订法律馆纂修，更定新律。后擢刑部员外郎，提调法律学堂。学部成立之初，往日本考察学务，奏请调查法典，总办法律馆。民国时任司法次长代理部务，因反对袁称帝，遂谢病去官。预修《四库书目》，合撰辑《清儒学案》《清诗钞》等，自著《志盦诗文集》。
朱孔彰 曾国藩督师皖南，延揽人才，诣安庆上书，被曾国藩所器重。后欲入曾国藩幕，委襄校江南官书局。著有《说文粹》，辑有《十三经汉注》等。
朱希祖经史学家，晚清藏书家。学治史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师从章炳麟，创制汉语注音字母。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史学系系主任、教授。倡导语体文，主张治史当兼治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主要著述有《明季史籍题跋》、《汲冢书考》等11种，58卷。
刘师培 主持《警钟日报》，创办《天义报》、《衡报》，曾在四川国学院讲学，后任北京大学教授。著述凡群经小学、学述及文辞、群书校释、诗文集、读书记等60余种。
劳乃萱 宣统元年任宪政编查馆参议官，兼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后擢大学堂总监督，署学部副大臣。其著作多散佚，现存《遗安录》、《古筹算考释》等14种，43卷。
吴士鉴 古文字学家，翰林院编修，会典馆汉文总校，武英殿总纂，曾往日本考察学务。对钟鼎文字颇有研究，撰《商周彝器释例》，有著述11种152卷。
吴廷燮 清末任民政部右参议，兼宪政编查馆编辑，法制局参议。民国时任国务院统计局局长。对近代掌故研究较多，著述有《明春秋草》、《万历百官表》等9种100余卷。
罗敦曧民国时任总统府秘书，曾为袁克定老师。后热衷于戏曲创作，曾为程砚秋编《红拂传》、《孔雀东南飞》等戏。
姚永朴 经史学家，专治经于注疏，旁及子史、小学、音韵自成一家，历主广东起凤书院、山东大学、安徽高等学堂、北京大学法政学校、东南大学、安徽大学讲席。所著书有《尚书谊略》、《蜕私轩易说》等18种约数百余卷。
袁嘉谷翰林院编修，先后任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国史馆协修。通音韵之学，尤重《广韵》。著有《滇绎》、《卧雪堂诗集》等7种49卷。
缪荃孙 翰林院一等编修，晚清藏书大家，目录学家。是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的主创人之一。历主南菁、钟山、泺源、经心等书院讲席，毕生研究文史，考录金石，校订旧籍，撰《书目答问》，编纂《顺天府志》等共25种，约315卷。
金兆丰 文史学家、书法家，翰林院庶吉士，留学日本。充大学堂教务提调，先后兼充国史馆协修，编书处协修，实录馆纂修，武英殿校对各职。著有《校补三国疆域志》、《尔雅郭注补》等。○16
马其昶 学部主事，经学家，师从桐城古文派吴挚甫。《易》、《书》、《诗》、《礼》，皆有成书，共17种300余卷。
《清史稿》的主要撰稿者以文人为主，他们熟读经史，远崇孔孟，近效万（斯同），大多膺任史（文）职，君死臣辱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虽然《清史稿》的纂修为他们提供了展示自身才华的机会，但陈腐的观念使史稿的思想性和学术水平受到严重影响。
3.关系密切
《清史稿》主要撰稿者中的文人和官宦，由赵尔巽主宰而成，文人主要以桐城古文派为主，也有一些旗籍文人。实际撰稿中桐城派多主文，主写汉传、列传；旗籍文人多主义，主写满传、本纪。昔日虽然满汉官宦间政治上的防范根深蒂固，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又由来已久，但两派的学术旨趣在编纂清史时渐趋一致。总之，两派的成员关系较为密切，诸如同出一门，父子相随，兄弟相从，乡邻同呼，师生相望，功名同科，同学相应，可谓人才济济。
桐城古文派在清代文坛占有主要位置，“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清史稿主要撰稿者中大多出此门下。柯劭忞皈依桐城古文派门下，娶桐城大家吴挚甫之女为妻。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皆为桐城人，三人同乡同里又同为吴挚甫高足，二姚为胞兄弟，桐城大家姚鼐后裔，姚永概又为马其昶妻弟。夏孙桐之母姚太夫人为姚鼐之裔，自小受教于其下。夏孙桐与缪荃孙为同乡，其三妹嫁与缪荃孙。朱孔彰为朱师辙之父，朱家世习桐城古文，朱方饴为朱师辙堂兄，夏孙桐“三女纬磷，适朱方殆”，故朱师辙称夏氏为“夏闰丈”。秦树声为固始桐城派传人，朱师辙为其门下弟子，且为其婿。八旗籍文人中，奭良为赵尔巽表侄，瑞洵与（骆）成昌为表兄弟。吴廷燮、金梁为赵尔巽幕府中人。王树楠、柯劭忞、秦树声、瑞洵为光绪十二年同榜进士。夏孙桐、吴士鉴为光绪十八年同榜进士。秦树声、柯劭忞二人入仕后，诗词唱和，直至秦终，张尔田曾师秦树声。
总之，清史馆人中的组成结构和人员的情况虽“远不如修明史人才”，但主要撰稿者中，特别是第三期编纂人员中，清朝遗臣居多，前朝文人为主，且相互间关系密切，显示其独有的特点，为《清史稿》在其军阀混战，经费枯竭的条件下成书创造了条件，“在馆之员，等于半尽义务，皆为赞成清史必成之人”。
《 清史稿》有关外本和关内本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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