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学报汇刊(全160册)0H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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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学报汇刊(全160册)0H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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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殷梦霞 李强选编

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ISBN9787501347315

出版时间2012-06

装帧其他

开本16开

纸张其他

定价96000元

上书时间20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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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近代学报汇刊(全160册)
作者: 殷梦霞 李强选编
出版社: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ISBN: 9787501347315
出版时间: 2012-06
装帧: 精装
定价¥96000.00 

物以类聚。“学报”是否为一类,本来不无可议。因为在此一总名之下,实际上涵盖了林林总总从形式到内容相去甚远的刊物。加上其中有的读作“学报”,似有破句之嫌,更加令人迟疑。不过,集合概念往往后出,必须经过一定程度的简约化,用集合概念指认故物解读前事,只要尽可能名实相副,一般而言并无大碍。可是作为历史研究,着重见异,所有被约化的实事要完全容纳,则难免捉襟见肘。对此不得不然的情形,只能退而求其次。若以无法归纳为准则,则永无可以类聚的事物,也就谈不上以类相从。当然,名词与其指认的实际物事,究竟以何者为据,也是名物的一大麻烦。
中国本来也有以学为名的人文物事,尤其清代以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经学、史学之外,如汉学、宋学、经古文学、经今文学等,逐渐成形。依门类、时代、取法乃至地域而得名的种种“学”,日趋通行。可是,令各种“学”大行其道的,还是清季的“学战”以及随之而来日趋天经地义的学界的分科治学和学堂的分科教学。名目繁多的“学报”层出不穷,就是最好的见证。
仔细分别,各式各样的“学报”也并非完全杂乱无章,无迹可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由学战而生,如《强学报》、《新学报》、《实学报》等。前者为强学会上海分会的机关刊物,可以看做戊戌时期学会蜂起的表征;其次则由上海的新学会和算学会编辑,提倡算学、政学、医学、博物等各种新学。后者的政治倾向与前两种或有所分别,也要讲究天学、地学、人学、物学。其所谓学,虽有新、实等分别,大体较为笼统。诸如此类的还有《通学报》、《正学报》以及来华外国人士所办《新学月报》等。强学会主张强学,开办于1896年1月的《强学报》,应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以学名报的刊物。1906年江西广丰的《劝学报》、山西的《明义学报》、1907年河南开封的《与舍学报》、北京的《震旦学报》,立场各异,但都主张提倡新旧学问。这一类的“学”,后来有向着“文化”演化的趋势。
其二,以分门别类的分科之学为名。这类刊物最早的应是1897年5月创办于上海的《农学报》,以及同年7月创刊于浙江温洲的《算学报》。后来这一类型的学报成为所有“学报”的大宗,日益细分化的各种学科,几乎都有各自的学报。本编所收录范围较宽的如理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文理、文哲、工程等,稍具体的如财政、医药、地理、会计、法政、教育、经济、考政、生物、新闻、史学、考古、心理等,乃至更加具体的归纳、牙科、农业经济、译学等,大概属于现在一、二、三级学科或大学科的划分。这一类的学报,如今大多改名为什么什么研究,大概是为了强调其专门精深的水准和程度,与早期的笼统相区别,以免误解为一般性的介绍文字,被指为无学。而在清季,称为“学报”,本身就是有学的象征,所以1907年1月至2月,在上海和日本东京分别出版了两家同名刊物,刊名就直截了当地标为《学报》。1902年北京曾办过《白话学报》。1920年浙江永嘉新学会、1945年重庆的两份同名《新学报》,1947年的《现代学报》,一定程度上还以综合的形式反映“学”的笼罩,不过已成例外。有的分类一度流行,逐渐少用,如戊戌前后多与艺学相对的政学,1902年上海曾经创刊《政学报》,北京有《政学征信录》,1906年北京创刊《政学新报》,1911年汉口有《政学日报》。其含义逐渐与政法学趋同,较原来的政学大幅收窄。如1910年天津的《北洋政学旬报》,就由《北洋法政学报》扩充而来。到了民国时期,1920年在美国的中国政学社还创办过《政学丛刊》。后来政学成为政治派系的名称,反而与学无涉了。
其三,以地域为名。中国原有以地分学的说法,1897年4月发刊于湖南长沙的《湘学新报》,本来是强调新,同年11月,改名为《湘学报》,内容虽无变化,名称却向着地域方向倾斜。接踵而起的有《岭学报》、《蜀学报》等。这与晚近学人好以地域分学风学派的时趋相辅相成。这类学报后来有向下级地方蔓延之势,如《瓯学报》、《晋阳学报》、《昌州学报》、《兴宁学报》、《增城学报》等。但有时容易和一些实为大学学报的刊物混淆,所以逐渐弃用。与此相关的是“国学报”或《中国学报》、《东方学报》,虽然不仅地域,还包括种族文化,其实是要与万国或世界相区别。而《新世界学报》要以世界的新学问来新中国,看似无疆,内里还是以国为界的。
其四,因缘新式教育而来。这一类较为复杂,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1、清季各省学务机构的官报。清季各省所办教育官报,在学部、提学使司和学务公所建制后,多称教育官报或学务官报,但在此前的学务处时期,也有少数省份一度叫做学报,如湖北、湖南、四川学务处的《湖北学报》、《湖南学报》、《四川学报》,天津北洋官报总局的《北洋学报》。2、新式教育理念下的分层分类学报,如蒙学报、小学报、普通学报。其中最早创办的应是1897年上海的《蒙学报》,1905年江苏吴县办过同名刊物,以刊登教科书为主。1913年,北京也编辑发行过同名周刊。其他同类者还有叫《蒙养学报》、《蒙学术报》、《蒙学画报》的。中学以上,着重分科教学,反而没有这样笼统的学报。3、各学校尤其是各大学的学报。中国开办近代大学较晚,办大学学报的历史更短。有的实为学报性质,但开始并不以学报为名,如1906年东吴大学堂的《东吴月报》,1909年金陵大学的《金陵光》。一些专门学堂、中学甚至小学,也举办过自己的刊物,同样大都不以学报为名,如上海的《浦东中学校杂志》、《石梅公校杂志》,《无锡竞志女学杂志》、澳门的《灌根年报》、广州的《法政丛刊》等。当然,也有少数例外,如1908年6月上海的《万有学报》,应为理科专修学校的校报。同年杭州的《惠兴女学报》,为杭州惠兴女学的校刊。进入民国,北洋大学、岭南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所办综合学术刊物,还是称为季刊或月刊。较早叫学报的,是1914年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的《光华学报》,其后有1915年的《清华学报》,1919年北京的《中国大学学报》和东吴大学的《东吴学报》。大学以下的各级各类学校,如中学、师范等,所办刊物开始还是叫杂志、专刊的多,叫学报的少,后来略有变化。而一些学校的校友会组织所办刊物,却标名为“学报”,如1914年南开学校敬业乐群会的《敬业学报》,1917年上海澄衷学校校友会的《澄衷学报》等。国民政府时期,大学所办学术刊物日渐增多,而且多以学报命名,似乎学报有成为大学学术刊物专属名称之势,以至于一些大学干脆省去“大学”,迳以校名加学报。如此一来,很容易混淆学报的地域与大学归属,如《浙江学报》、《华中学报》、《西北学报》、《珠海学报》、《广州学报》等,所以后来用地名加学报以表示一方学术的渐少。这似乎显示,大学在与地方争胜时处于强势,可是并不能消除误以为《中山学报》(抗战期间迁到坪石的中山大学农学院主办)甚至中山大学为中山所办之类的尴尬。
其五、学会、研究会及宗教团体组织和特殊人群的刊物。上述几类学报当中,不少即是各种团体组织的机关刊物。有的学报,仅仅从名称很难判断其归属,背后则往往有特定团体,如1908年北京庚申学会的《庚申学报》,1915年湖南长沙船山学社的《船山学报》等。而工商学报、女学报以及留学生的学报,有的单纯是教育类或学科类刊物,有的则还有为某一群体代言或成为某一类人发言园地的立意取向。1898年创刊的上海《工商学报》,虽然规定论说须关涉工商学业,宗旨却是振兴商业,收回利权,内容多为介绍中外工商业的情形。从1898年上海中国女学会创办的《女学报》开始,各种女学报都是一方面提倡女学,一方面促进女权。此外,清季革命党人为了便于开展宣传,也以学报为名,甚至附属于某一学校,如上海的《锐进学报》、《克复学报》等。
凡此种种,可见若以“学报”相从,大体可以反映晚清以来“学”在中国的形态、进程及演变。以上仅就“学报”名称立论,至于内容,则涉及广泛,绝不仅仅限于学的一面,识者自可各取所需。晚清民国时期出版发行的报刊总共约有4万种,即使分类再版,要将名目繁多,数量惊人的各种“学报”一网打尽,除非以国家的名义,变成政府行为,否则还是难于上青天。不得已,只能希望公私收藏的单位个人,尽囊贡献,虽然不免重复甚至浪费,持之以恒,可成完璧,终究胜于无缘得见庐山真面。这比那些高调空谈者更加能够救近代文献于水火之中,而造福于学界、世间及后世。
本书收录近代学报90余种,包括各学科的学报、研究团体的学报、地域性学报、学校的学报,其中清末学报8种,包括《四川学报》、《学报》、《工商学报》等;民国学报80余种,包括《清华学报》、《金陵学报》、《复旦学报》、《暨南学报》、《浙江学报》、《之江学报》、《地理学报》等。这些学报,既是近代学术的集中体现,也是近代史料的集中展示,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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