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金融史料汇编（全280册）0H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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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社编
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ISBN9787501338696
出版时间2011-04
装帧其他
开本16开
纸张其他
上书时间20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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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金融史料汇编（全280册）
作者: 本社编
出版社: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ISBN: 9787501338696
出版时间: 2011-04
装帧: 精装
开本: 16开
定价￥160000.00
民國時期，是國內金融業創新和發展的重要時期，在此過程中，銀行業作為金融領域的新興和主導行業，引領了金融業的發展勢頭。這一時期，除了國家銀行和商業銀行實力不斷增強，省縣一級地方銀行也陸續開辦，華資銀行業的發展進入高潮，其發展速度不但快於外資銀行，整體實力也逐漸超過了外資銀行。與此同時，證券市場也開始興旺，金融制度改革和創新此起彼伏，形成了金融行業步入全面發展的態勢。首先是北洋政府在清末國家銀行的基礎上加強了中央銀行建設。一九一三年四月，北洋政府仿照《日本銀行法》，制定和頒佈了《中國銀行則例》，將原來的大清銀行改組為中國銀行，明確中國銀行為國家中央銀行。與此同時，北洋政府通過修改交通銀行章程，賦予交通銀行部分中央銀行的職能。而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北洋政府召開的首次全國工商會議通過的設立銀行、整頓金融的議案，使民族資本佔主導的商業銀行迅速發展。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七年，國內累計開設了三百零六家華資商業銀行，其中民族資本為主的商業銀行有二百四十九家，占百分之八十一点九。在商業銀行不斷創辦的刺激下，各級地方政府在保留和改組原先一些官錢銀號的同時，也紛紛開設了股份制的省級銀行，如四川銀行、江蘇銀行、湖南銀行、安徽省銀行、貴州銀行、江西國民銀行、浙江地方實業銀行、廣東省銀行、山西省銀行、甘肅省銀行、河南省銀行、山東省銀行、廣西省銀行等。據統計，北洋政府時期曾經存在過三十九家地方銀行，其中省級銀行有二十四家。一九二七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金融業在經濟發展和國家干預的推動下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一是中央銀行制度進一步健全，國家銀行的實力快速發展。一九三五年後，國家銀行的實力已超過私營銀行，並且通過增加官股等方式，對許多私營新式銀行進行了控制。一九三五年全國二千五百六十六個私營新式銀行中，國民政府控制的銀行有一千九百七十一個。到一九三六年，國民政府國家銀行的資本總額已佔到全國銀行資本總額的百分之七十二點八，中、中、交、農四家國家銀行加上省市銀行，以及政府控制的金融機構，其資產總額達五十四億元，占全國銀行總資產的百分之七十四。至抗日戰爭爆發前的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不計其他機構，僅中、中、交、農四家銀行吸收的存款總餘額即達二十六點七億元，佔全國銀行存款餘額的百分之五十八點八。其次是民族資本的新式銀行在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出現了第二次發展高潮。在南京國民政府統治的前十年，民族資本的新式銀行新開設一百三十七家，到一九三七年，民族資本新式銀行達一百六十四家，有分支機构一千三百三十二處。在民族資本開辦的新式銀行中，有一些銀行發展極其迅速，特別是被稱為“北四行”、“南三行”的幾家銀行。如一九一七年在天津創辦的金城銀行，開業時額定資本為二百萬元，實收五十萬元，創辦後十年間存款從四百零四萬元增至三千四百九十八萬元，放款（包括有價證券）由三百七十八萬元增至三千四百三十八萬元，十年間純收益達一千零六十五萬元。而一九一五年在北京開設的鹽業銀行，一九一七年改為完全商辦後，到一九二五年時額定股本從五百萬元擴充至一千萬元，公積和贏餘滾存約達四百萬元。成立於一九一九年的大陸銀行，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年不到九年的時間內，純收益達五百一十八點六萬元。國內金融界新式銀行的發展，同當時出現了一批受過高等教育、有過海外留學經歷、瞭解西方金融管理制度、具有開拓精神和愛國情懷的專業人士有關。據統計，一九三四年前在上海著名浙江籍銀行家群體的十九位人士中，有八人留學日本，二人留學美國，二人留學英國。這些人士在歐美或日本接受了系統的現代銀行學、貨幣學等方面的專業訓練，具有比較先進的金融學方面的專業知識，視野開闊，回國後他們或直接創辦銀行，或參與銀行經營管理，或主持經辦金融報刊，是民國時期推動金融業發展的一股生力軍。如在中國銀行工作了二十三年，先後擔任過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中國銀行副總裁、副經理等職的張公權，就曾留學日本，在慶應大學師從著名銀行學家堀江歸一，攻讀貨幣銀行學和政治經濟學，由此不僅是中國銀行本身的制度建設，包括中國銀行業的現代化建設都留下了張公權的足跡。又如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曾留學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學校，回國後在經營金城銀行時，學習日本三井、三菱公司的一套經營模式，向一批工礦、交通、貿易企業投資，金城銀行還聯合中南銀行成立誠孚信託公司，管理自己投資的幾家紗廠。曾留學日本就讀於東京高等商業學校攻讀銀行經濟的談荔蓀，在經營大陸銀行時，也受到日本大倉集團採用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創辦化工、製麻、釀造等多種工業並創辦大倉商業學校的影響。曾在日本山口高等商業學校學習銀行學的李馥蓀，則認為“做外國人生意容易獲利，也可以抬高社會地位”，因此將銀行業務重點面向洋商企業和外匯業務。曾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獲得商學學士學位的陳光甫，在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後，不僅開展面向社會大眾的小額儲蓄，還十分重視信用調查，設立信用調查機構，甚至創辦了機構遍佈全國的中國旅行社，開創旅行支票制度。正是這樣一批學習了西方先進的金融知識，具有現代銀行經營管理理念、方法的專業人士，他們在新式銀行的創辦和經營過程中富有朝氣，勇於創新，推進了新式銀行的發展，自身也成為新興銀行家。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金融業實力增強，金融制度改革和金融創新也被提上議事日程。一九三三年，國民政府實行廢兩改元改革，頒佈了《銀本位幣鑄造條例》，規定銀元統一由上海造幣廠鑄造，重量為二十六點六九七一克，成色為百分之八十八，即每枚銀元含純銀二十三點四九三四四八克，所有公私款項收付、所訂立的契約票據和一切交易，都一律改用銀元，傳統的銀兩不再使用。與此相關聯的是，原先開設了多年指導銀兩與銀元兌換牌價的上海洋釐行市停開，金融市場上流行的“銀拆”也因此消失，而改為“拆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國民政府又宣佈實行新的幣制改革，廢除銀本位制，實行匯兌本位制，統一行使法幣，實施紙幣政策，規定以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發行的鈔票為法幣，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的收付都以法幣為限，不得使用銀元，同時為維護法幣的穩定性，中央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無限制買賣外匯。這一幣制改革，雖然使國內原先銀幣的價值比海外市場低了百分之四十，然而也正是因為貨幣貶值，幣制改革前通貨緊縮的局面得以扭轉，同時物價回升，工商業復甦，製造業也有較大發展，這一切都使銀行業原先面臨的經營困難的程度大為減輕，並為銀行業提供了再次發展的機會。銀行界自身的改革也在不斷推進。一九三三年一月十日，經過上海銀行公會的精心籌備，上海票據交換所正式成立，它以嶄新的交換方法、完備的清算制度，成為中國金融史上完全以商業銀行自己的力量創辦的新型清算機關。上海票據交換所採取的集中清算票據，實現了銀錢票據清算體系新的運轉模式，手續簡捷，方法科學，為銀行和錢莊提供了集體交換票據的場所，降低了交易成本，節約了現銀使用，減少了資金在途時間，提高了資金利用效率。至抗戰前夕，上海參加票據交換所交換的銀行共七十三家，基本形成了適合華資銀行自身需要的票據交換制度。在上海票據交換所的帶動下，一九三六年南京票據交換所等也正式成立。民國時期證券業的發展，也是金融領域一個值得予以重視的方面。一九二○年代後隨著北京證券交易所、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和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先後開辦，國內華商證券交易市場開始形成。儘管此後證券市場發展歷經曲折，但南京政府一九二九年頒佈《交易所法》及其施行細則和一九三五年頒佈《修正交易所法》，使與證券交易市場有關的各項市場制度與市場規章逐漸建立和完善起來。在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統一的同時，在全國範圍內出現了重慶證券交易所、漢口證券交易所、青島證券交易所和寧波四明證券交易所。證券市場上的交易品種也由原來的政府債券為主轉為公司股票為主。在抗戰前夕，產業證券市場累計貢獻的五億元長期資本，占一九三六年全國近代方向固定資本投資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五點八。一九四三年，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一百四十多種公司股票的資本總額達到六十億元，到四十年代中期，上海證券交易市場上上市交易的華商公司股票最多時接近二百種，這在一定程度上為一些企業通過證券市場募集生產經營所需資金提供了便利。民國時期的金融業發展因受到國際市場的影響，也產生過波動和危機，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嚴重阻碍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對金融業的發展也產生很大影響，在很大程度上阻斷了新式銀行發展的勢頭。侵華日軍在東北、華北淪陷區推行的金融政策，在華中、華南地區發行的“軍票”，以及扶持汪偽集團開設汪偽中央儲備銀行，發行“中儲券”等，都使民國時期的金融業出現了錯綜複雜的情況。總之，民國時期的金融業既處於一個飛速發展的時期，金融人才輩出，金融改革和創新不斷，華資金融機構實力不斷增強，銀行業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影響越來越大，然發展過程中也充滿了曲折和危機，特別是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後日本侵略者進行的全面侵華戰爭，使進入鼎盛期的民國金融業遭受到極大的打擊。民國時期在以近代新式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業的發展過程中，金融類刊物也開始面世。最早出現的由國人創辦的金融類刊物是《銀行週報》。這是民國時期，也是近代中國最早創刊的金融專業刊物。它自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發行第一期起，至一九五○年三月三日發行最後一期止，在將近三十三年的時間裏，每週一期，不中斷地發行了三十四卷一六三五期，其發行時間之長和發行期數之多，創下了我國金融專業刊物之最。一九一七年《銀行週報》最初創辦時，由張公權主持，宋漢章、徐寄廎、盛竹書、錢新之、陳光甫、孫景西、李馥蓀等著名銀行界人士參與發起，借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兩間房間作為社址。後來張公權因赴任中國銀行副總裁離滬，推徐寄廎繼任。這個時候上海銀行公會還沒有成立，《銀行週報》有點類似于同人刊物，編輯人員很少，主要由諸青來任撰述，徐玉書、徐滄水任編輯。一九一八年十月上海銀行公會成立後，《銀行週報》編輯發行部便附屬於銀行公會，經費受銀行公會資助，主要負責人也由銀行公會聘任，此刊便成為上海銀行公會所辦刊物。《銀行週報》在創刊時宣告其辦刊宗旨為：“報告金融消息，研究經濟事情，俾供銀行業者之參考”，其欄目設置和內容都體現和貫徹了這一宗旨。從報告金融消息來說，《銀行週報》設置的欄目有每週金融、每週匯兌、每週證券、每週商情。每週金融欄目的具體內容包括洋釐、銀拆、標金、先令大條的行情及進出口數量；每週匯兌欄目的具體內容包括國內外匯兌行情；每週證券欄目具體內容包括市場上各種債券和公司股票行情；每週商情欄目具體內容則包括了經絲、茶、紗花、糧食油餅行情，而經絲欄目又分黃白廠經、輯裏白經、廣東絲經、川鄂絲經和八繭灰經等品種，紗花欄目則分為現紗、期紗、現棉、期棉幾種，糧食油餅欄目則包括米市、小麥、雜糧市和油市行情。從研究經濟事情來說，《銀行週報》每期都刊登幾篇論述宏觀經濟或金融的文章。除此之外，《銀行週報》還設有各埠金融及商況欄目，其內容為來自各商埠的通信，所涉及的城市除了廣州、成都、福州、杭州、寧波等大城市，還包括遼源、歸綏、潼川、運城等邊遠城市。同時還設有反映各地金融、工商業消息和政府動態的“雜纂”欄目。這幾方面內容的組合，使《銀行週報》向讀者提供的信息量非常大。由此，《銀行週報》無論對於金融界人士還是從事經濟事務者來說都具有信息參考價值，為他們及時和全面瞭解上海乃至全國主要商埠的金融和經濟行情，提供了一個有效的途徑。《銀行週報》發表的專論文章，視野開闊、觀點鮮明、觀念超前，這些文章不僅涉及對歐美及日本先進金融制度的介紹，對國內金融和貨幣制度改革的探討，也包括對金融行業中一些重要業務、工商經濟、對外貿易乃至金融風潮等情況的評述和對策意見，無論對指導開展金融業務，還是研判經濟形勢，都很有參考價值。一九二一年，在天津召開的第二屆全國銀行公會聯合會上，上海銀行公會正式提出了設立徵信所的提案。不久，《銀行週報》刊發了由徐滄水草撰的上海銀行公會試辦上海徵信所計劃書，参见《银行週报》總三二七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四日。並陸續刊登了一系列介紹徵信所的文章，對徵信所的概況、設立徵信所的意義及徵信所的職能等問題作了闡述。一九二八年，七年時間過去了，中國銀行界自身的徵信所仍未設立，《銀行週報》又發表了資耀華撰寫的《中國金融界有急須協力創辦信用調查機關之必要》的文章，列舉了八方面的理由，表示“各界已翹首望其速成也乎，吾人亦甚盼望，若以公會之力，坐而創辦，則登高一呼，眾山響應，事業容易舉辦，唯在當局者之垂意及此而已”，《中國金融界有急須協力創辦信用調查機關之必要》，《銀行週報》總五七二號，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強調了金融界創辦徵信機構的緊迫性，為華資徵信機構的創辦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其他如徐滄水撰寫的“金融界應付銀根緊急之方策”，分析了當時市場銀根緊迫的原因，提出了同業互助、公定銀洋價格等緩解辦法；章乃器在中國銀行所作的講演《金融業之懲前毖後》，尖銳地指出了銀行界存在的問題，對上海銀行界如何走出困境提出建議；“金融業之懲前毖後”，《銀行週報》總七五○號，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四日。金國寶的《國難聲中之上海金融問題》和陳光甫的《戰事停止後銀行界之新使命》的文章，為銀行界認清和擺脫一•二八事變所帶來的不利影響，正視金融困境，重新振興金融市面，起了激發作用。“戰事停止後銀行界之新使命”，《銀行週報》總七三二、七四四號，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九日、四月十二日。這些由著名金融界人士撰寫的頗有見地的文章，為業內外人士正確判斷形勢、樹立信心、採取正確對策應對市場的變化，提供了有益的參考。正如《銀行週報》歷屆主持人對該報所作的評價：“自本報刊行以後，經濟新聞始為國人所重視”，“本報十週紀念”，《銀行週報》總五○○號，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欲審度過去未來之金融、財政、商情狀況者，無論金融界、學界、商界，允以本報為最適當之參考書也”。“寫在本報廿週紀念特輯之前”，《銀行週報》總九五○號，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九日。正是由於《銀行週報》每期都提供了豐富的市場行情、大量的最新金融信息和重要參考文章，因此它出版後不久便受到同業和社會的青睞，發行數量明顯上升。創刊時每月銷售僅七八百冊，在頭五年每年快速遞增，一九一七年共銷四千九百冊，一九一八年銷二萬三千冊，一九一九年銷五萬八千冊，一九二○年銷八萬一千冊，一九二一年頭五個月已銷六萬三千冊，“本報之經過及將來”，《銀行週報》總第二○○號，一九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平均月銷一萬五千餘冊，而到了一九三七年時，則月銷已超過二萬冊的數量。“二十年來本報進展之概况”，《銀行週報》總九五○號，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九日。更重要的是，《銀行週報》的出版發行，為當時誕生時間不長、缺乏經營和管理經驗的上海華資銀行逐步走向成熟，為上海金融界適應市場的需求開拓新的業務，乃至為全國華資金融行業的良性發展，都起了不可忽視的推動作用。在《銀行週報》創刊之後，一九二一年五月，由北京銀行公會主辦的《銀行月刊》問世。該刊物內容也很豐富，開設的欄目有北京金融及商況、各埠金融及商況、上海金融商情月報、世界銀行界消息彙聞、經濟統計等。各埠金融及商況欄目，主要反映天津、保定、濟南、煙臺、哈爾濱、大連、營口、遼源、歸綏、包頭等北方城市的金融和商業動態。除此之外，《銀行月刊》還發表一些介紹海外銀行業制度、評析金融和經濟政策的文章。就在《銀行月刊》面世的同年，經上海錢莊業巨擘秦潤卿倡議，為“聯絡同業之感情，維護公共之利益，促進其業務上之發達，矯正其習慣上之弊端”，上海錢莊業也創辦了一份刊物《錢業月報》。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六年間，《錢業月報》辟有十個專欄，分別是傳略欄，介紹一些錢業先輩創業和拓展的業績；論說欄，選登側重論述錢莊業發展方向和關於業務重大改革的論文；調查欄，系統介紹中外經濟方面經典著作的梗概；選論欄，選載當時有創新內容的感想、體會以及一事一述之短文；新聞摘要欄，錄用中外經濟電文及各地報刊的經濟新聞；外埠金融及商情欄，通報全國各地金融和商情信息；本埠金融及商情欄，傳達上海同業和銀行、工商業的近況；表類欄，列示各種讀者感興趣的統計表；小說欄，登載一些短小精悍的短篇小說。《錢業月報》刊登的一些論說文章也很有影響，如第五卷第八期的《國民經濟之改善與錢業》，第六卷第一期的《論吾業宜注重信用調查》，第六卷第十一期的《吾業簿記改良的商榷》，第八卷第八期的《提倡國貨與振興實業》，第十二卷第十二期的《錢業聯合經營儲蓄事業之創議》等文章。《錢業月報》從一九二一年二月創刊後，至上海解放後出版到第二十卷第四期後停刊，也是民國時期金融類刊物中出版時間較長的。在銀行業同業公會創辦專門刊物的同時，一些資本實力雄厚、規模較大、分支機構較多的銀行也開始編輯出版行刊，如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出版《海光》月刊，浙江興業銀行出版《浙興郵乘》，大陸銀行出版《大陸月刊》等。而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國家銀行也開始出版自己的刊物，如中央銀行編輯出版《中央銀行月報》，一九三○年七月中國銀行創刊《中行月刊》，每期有一百至一百五十頁，內容豐富，有撰述、專著、調查、報告、資料等。另外中國銀行還發行《中行生活》半月刊、《金融統計月刊》、《中外商業金融彙報》等刊物。《中行生活》專門刊載行內主管人員與來賓有價值的演講或談話，行員生活動態，行員對於行務的建議及建設性的批評等。中國銀行行史編輯委員會：《中國銀行行史（1912—1949）》， 第一百八十七頁，中國金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這些刊物除刊登有關金融行情資料外，也發表一些論著，對當時的金融市場和金融狀況進行分析和評論。如《中央銀行月報》第五卷第一期（一九三六年一月）刊登的由瞿荆洲撰寫的《中國金融市場資力之窺測》一文，詳細介紹了當時金融市場上銀行的資金情況，又如《中央銀行月報》新三卷第一期（一九四八年一月）刊登的韓天勇撰寫的《上海金融之分析》一文，全面介紹了當時的物價情況、國家行庫局的業務、商業行莊的業務、證券市場、票據交換、外匯市場以及資金流動情況。這些文章在今天來看，都是研究當時金融市場狀況的重要史料。與此同時，個別金融團體也創辦自己的會刊。因這些團體的成員和活動同金融業有極其密切的關係，所以其創辦的會刊記錄和反映了當時這些金融團體的活動，有的也發表有關金融實務研究的文章，對瞭解當時金融學術界的動態極有價值，因此也是不可忽視的金融類資料。如一九三四年年底成立的上海銀行學會，是上海銀行界的一個學術性團體，在全國來說也是為數不多的金融界學術團體，參加的會員多是在上海銀行業有相當資歷的業務人員，其活動主要圍繞銀行業務而展開，其中的一項主要活動是定期舉辦銀行實務研究。該學會在開展一系列活動的同時，專門印刷發行了幾份會刊。一份是《銀行實務旬刊》，作為其前身的《銀行實務月報》，一九三七年八月發行第一期，出版四期後因受戰爭影響而停刊。《銀行實務旬刊》於一九三八年三月出版，每期印數達一千五百份，及時將實務研究會討論的問題和結果告之於銀行界。一份是《會訊》，創刊於一九三九年二月，每兩個月出版一期，及時將學會活動動態等情況告之會員。其中較有學術分量的是《金融導報》，創刊於一九三九年三月，兩個月出一期，專門“登載金融經濟論文、各項統計以及有關金融經濟之重要譯述，及最新書報介紹等，內容理論與實務並重”。上海市檔案館藏銀行學會檔案，176118，銀行學會工作及經費概况（1939年）。另外還有一份是《銀行學會會刊》，一九三九年創辦，主要刊登“銀行短論、經濟金融評、學會會務報告、會員介紹及會員業務著述”。《銀行學會會刊》，第三卷四期。銀行業同業公會和銀行學會等除了編輯出版金融類刊物外，同時也組織出版了不少由著名金融界人士和學者撰寫的金融類著作，如楊蔭溥的《楊著中國金融論》、《上海金融組織概要》、《中國金融研究》、《中國交易所論》，章乃器的《中國貨幣金融問題》，馬寅初的《中華銀行論》、《中國之新金融政策》，王志莘的《中國之儲蓄銀行史》，徐寄廎的《最近上海金融史》，徐滄水的《上海銀行公會事業史》，吳承禧的《中國的銀行》，朱斯煌的《銀行經營論》、《民國經濟史》，朱博泉的《上海銀錢業票據清算方法之演進》，谷春帆的《銀價變遷與中國》等。《銀行週報》編輯部在編輯出版週報的同時，也出版了不少專集，這些專集，其內容多數同金融業務有關。至一九二七年《銀行週報》創辦十年時，出版的專集達二十六種，其品種包括《上海金融機關一覽》、《票據交換所研究》、《銀行公會聯合會議匯記》、《上海金融市場論》、《銀行會計科目名詞》、《上海銀行公會事業史》、《各省地方公債考略》等。這些論著，有的從理論上進行論析，有的從政策層面進行闡述，有的詳細記錄、反映和分析當時上海乃至全國金融、銀行業的發展歷史、金融狀況及相關制度等，有的對當時的金融政策和市場進行評析，是民國時期金融史料中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學界研究民國金融史時必需查閱的文獻。民國時期金融類資料種類繁多，就大的行業來說，有銀行業、錢莊業、證券業、保險業；就資料品種來說，有刊物、年鑒和論著；就刊物來說有日報、週刊、月刊、年刊、紀念刊等。由於資料品種多，分布面廣，所以一般讀者要找到這些資料是比較困難的，即使是專業研究人員，往往也只能夠就自己的研究方向找到一些相關的資料。這次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民國時期金融史料，由於卷數浩繁、湊齊不易，一些影響較大的資料，如《銀行週報》、《錢業月報》等，因卷帙繁多首批未行收入，只能在續編中陸續出版。儘管如此，國圖出版社利用自身的優勢，在首批出版的這輯金融史料彙編中多方搜集尋覓到了一些平時很少能看到的資料，如河南、湖北、湖南、福建、江西、四川、雲南、陝西等省地方銀行史料，特別是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期間《廣西銀行特刊》、《廣西銀行月報》、《廣西農民銀行半月刊》、《行務通訊》等幾種史料，對於瞭解和研究民國時期邊遠省區金融業的發展狀況，是非常珍貴的資料。這些資料的影印，有可能促使某方面研究的展開和深入，甚至有望填補某些領域的研究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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