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成公全书 6函36册
本店部分书籍由于稀缺绝版和配货成本等原因，书籍的销售价格比出版社出版时印刷的价格要高很多，敬请谅解，还请谨慎下单，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和麻烦，谢谢合作。图书是阅读商品，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小本生意请谅解！
￥ 23040 9.0折 ￥ 25600 全新
仅1件
北京通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本社编
出版社华龄出版社
ISBN9787516922705
出版时间2022-06
装帧线装
开本其他
定价25600元
上书时间2024-05-27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4天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名称：王文成公全书 6函36册
ISBN编号：9787516922705
作者：本社编
出版社：华龄出版社
定价：25600
出版时间：2022-06
《王文成公全書》是王陽明文獻的彙編本，雖然其中沒有囊括我們今天所知道的所有陽明文獻，但差不多也可以説是全集。在存世的陽明古文獻中，從内容完備來講，沒有可以與《全書》比肩的文本。所以從四庫館臣開始，一直到晚清、民國，再到今天，所有重要的陽明全集的整理本幾乎都是以《全書》爲基礎的。《全書》初刻於明穆宗隆慶六年，也就是公元一五七二年。《全書》彙編了嘉靖年間刊行的《傳習録》、《文録》、《文録續編》、《年譜》等文本。我們的彙校本主要是用這些早期文本進行校勘，也參考了部分手稿、石刻。《全書》刊成以後，萬曆年間，《全書》有翻刻本，這些翻刻本也是重要的校本。以下簡單介紹一下校本的源流情況。
《全書》的開頭三卷是著名的《傳習録》，我們今天看到的各種單行的整理本，幾乎都是《全書》本，就是從《全書》中分析出來的單行本。根據有關記録，我們知道全書本《傳習録》的形成經歷了大約六十年的時間。六十年中，經過不斷的記録、增補、合併、刪改，最後形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全書》本。《傳習録》開篇是徐愛的記録，徐愛在正德二年（1507）陽明去龍場前夕才拜在陽明門下。當時很匆促，可能沒有太多時間討論學問。經常被提到的一個節點是正德七年（1512）年底，陽明陞南京太僕寺少卿，順便回趟老家，同時徐愛陞南京工部員外郎，兩人坐同一條船回紹興老家。兩人在船上討論的内容，可能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傳習録》的開篇部分。徐愛的記録可能沒有刻成書，但是在學者中流傳。錢德洪就説他十七八歲的時候，就已經讀過《傳習録》。錢德洪十七八歲，就是正德八九年的樣子。有確鑿記載的《傳習録》的最早版本，是正德十三年，也就是公元一五一八年薛侃在江西贛州刊行的本子。其中包括徐愛、陸澄、薛侃的問學筆記，内容與《全書》本卷一大體相當。這個最早的《傳習録》的單行本現在很難看到，因爲後來被南大吉本合併了，所以能看到的單行本很少。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嘉靖二十六年范慶本的《陽明先生文録》，這書附録了《傳習録》，其中剛好包括徐愛録、陸澄録，還有薛侃録。這個附録的版本可能就是根據正德十三年薛侃的單行本翻刻的。在現有的南大吉一係的版本中，開頭一卷沒有什么大的差别，可以説是完整地保存了薛本的样子。 嘉靖初年，陽明賦閒在家。這個時期是陽明學發展的重要時期，之前從正德十二年到十六年，陽明平定漳寇、平定橫水、桶岡，又打敗寧王，并因此被封爲新建伯。嘉靖初年的陽明，對後學有巨大的感召力。一方面是勛業動人；另外，經歷過很多事情之後，他在學術上也比較成熟。嘉靖三年（1524），紹興知府南大吉取陽明論學書信，對薛本《傳習録》作了增訂。這個增訂本流傳很廣，在整個嘉靖時期，有翻刻、補刻、增刪本。南大吉本《傳習録》大略相當於《全書》本的前二卷。我們通校的南本是嘉靖二十九年的蕭彥補刻本以及美國國會圖書館的藏本，國會本可能是據蕭本翻刻的。蕭本補刻的頁面不多，其中的原始頁面，就是未經補刻的那部分，很可能就是嘉靖三年的南大吉本。其他南本的增補本，其中有嘉靖二十九年以前的本子，比如德安府本，嘉靖二十三刻的，但其中增補了好些篇章，好像不如蕭本與南本的關係密切。從校勘結果來看，異文也不是特别的多，南本一系的版本文字出入不大。跟南本有關的一個細節可能是大家比較關心，年譜説南本刊於嘉靖三年，但是其中收録的《答顧東橋》書作於嘉靖四年，《答歐陽崇一》、《答聶文蔚》作於嘉靖五年。陳榮捷先生的《傳習録詳注》説這裏面肯定有錯誤。我們想這個問題要是經過彙校能解決就好了，但是彙校完之後，還是老樣子，沒有什麼線索。有個意外的發現，就是南本的《答徐成之書》一般系年爲“壬午”，就是嘉靖元年，但是年譜説是正德六年。在我們的校本中，黄本一係的系年是“壬申”，就是正德七年，這跟年譜很接近。
嘉靖中後期，《傳習録》已經成爲經典文本。嘉靖三十年（1551）刊行的孫應奎本已經出現了評註，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傳習録》被經典化的標誌。嘉靖中後期，陽明學的發展出現了一些分歧。錢德洪認爲使學者“趨專歸一”，莫善於《傳習録》，於是與同門劉起宗等人商量，將陳九川、王畿、錢德洪等人的記録編訂爲《傳習續録》，刊於寧國府水西精舍（時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傳習續録》與我們現在看到的《全書》本的卷三不完全一致，《續録》下卷收録錢德洪、王畿録五十八條，《全書》本比《續録》還多黃以方録二十多條。今天能看到的與《全書》本幾乎完全重疊的本子是嘉靖三十八年胡宗憲的本子。這本綜合了南大吉本、水西精舍本，其中也有黃以方録的二十多條。胡宗憲本應該是全書本的底本，有很多特徵都比較接近。我們參校的胡宗憲本是日本國士舘大學的藏書，上回提到國内有一個補抄的本子在復旦，這個補抄的尾巴特別重要，因爲胡宗憲本的最後一條是《全書》沒有的。可能隆慶六年編《全書》的時候覺得這一條意思不大，所以被刊落了。《全書》主體部分是陽明先生文録，説是文録，其實包括文録、外集、別録，也就是全書的卷四到卷二十五。刊刻《全書》時，文録依據的版本是嘉靖三十六年（1557）的胡宗憲本。文録的内容比較駁雜，雖然不像《傳習録》那樣被廣泛地閱讀，但文録也有比較複雜的版本源流史，我們只能簡單提一下。
最早的陽明詩文集是嘉靖三年（1524）的《居夷集》。這本書主要收録陽明正德二年前後從入獄到龍場這段時間所作的詩文。主持刊刻《居夷集》的人是當時的餘姚縣令丘養浩，校勘者是陽明的學生徐珊。這個書刻得比較認真，很有校勘價值。舉個例子。陽明在龍場做過一篇《瘞旅文》，這篇文章被收録在《古文觀止》裏面，很有名。文章開篇説“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後來的《文録》、《全書》都是這樣子。我們校勘的結果，只有《居夷集》在“月”上有個“七”字，也就是“七月三日”，從辭例以及文義上來説，有個“七”字比較好。以後的整理本，包括《古文觀止》，都應該把這個字補上去。 嘉靖六年（1527）四月，鄒守益以自己存録的陽明文稿請刻。文稿經過錢德洪整理，刊成廣德本《陽明先生文録》。據年譜描述，廣德本文録四冊，文章不分體類，跟通常見到的文集都不太一樣。現存有中國人民大學藏《陽明先生文録》殘本三卷，同一卷中收録書信、贈序、奏疏、祭文等，皆不分類，但書尾有祭文一篇，顯然是刊於陽明生後。我們一般推測這本可能是廣德本的補修本。以前普遍以爲廣德本文録早已散逸，人大本二〇一二年才影印出版的，這爲討論廣德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線索。廣德本文録流行以後，很快有續編，這也説明當時陽明學正在蓬勃發展。現存有上海圖書館藏王杏刊《陽明先生文録續編》三卷。這本原來是黃裳先生的藏書，開頭有黃先生的題跋。原書卷一跟卷二上半部分是文類、書類、跋類、雜著、墓誌等，卷二下半部以及卷三爲詩類，詩按絶句、律詩、古詩分類。這本書與人大本都是孤本，巧的是兩本的篇目沒有一篇重複。所以我們推測人大本是廣德本的補修本或者翻刻本，而王杏本就是廣德本的續編。這些都是孤本，但是剛好能拼出一個完整的源流圖景，比較幸運。
陽明去世以後，錢德洪徧告同門，要求收集文獻，準備編輯完備的《陽明先生文録》。完整的廣德本中大概不收詩歌，嘉靖九年夏天，錢德洪編定四卷本《陽明先生詩録》。現在可以看到九州大學藏《陽明先生文録》八卷，也是孤本，其中就包括四卷本的《詩録》。九州本有文録四卷，這四卷與人大本關係比較密切。除了書裏面的異文顯示它們比較接近以外，兩本的篇目次序基本相符，看起來好像九州本是在人大本的基礎上作了增補，或者説是在人大本所從出的祖本的基礎上作了增補。兩本在目録部分標註編年信息的方式也是一樣的，關係非常密切。嘉靖十年初，王畿、錢德洪在南京準備第二年的廷試，同時鄒守益、黃弘綱、黃綰也在南京。大家有機會聚在一起，商量文録編輯的事情。黃綰以爲“集文不必擇其可否，概以年月體類爲次，使觀者隨其所取而獲焉”；而鄒守益以爲陽明“終身命意，惟以提揭人心爲要。故凡不切講學明道者，不録可也。”錢德洪斟酌兩可，所謂“不得已，乃兩是而俱存之”。嘉靖十二年，黃綰本序刊本《陽明先生文録》二十八卷本問世。嘉靖十四年，錢德洪編定的二十四卷本文録問世。二十四卷本由聞人詮主持刊刻，通常稱爲聞刻本。雖然看上去有分歧，但是兩本都分爲文録、外集、別録。可能在嘉靖十年，或者十一年的上半年間，文録已經大體定稿。十一年秋天，錢德洪帶著文録草稿到了蘇州，與同門黃省曾等人又按照他的編輯標準對具體篇目作了調整。錢德洪的意思，“以文之純於講學明道者爲正録，餘則爲外集，而總題曰文録。疏奏批駁之文，則又釐爲一書，名曰別録”。僅就這點來説，黃綰本與聞本出入不大。黃綰文録序説編輯文録時“檢粹而編訂之”，這點黃本、聞本可以説是一致的。不同的可能是“粹”的標準，就是有的篇目，黃本放在正録，而聞本要編入外集。比如著名的《答徐成之書》就是這樣，黃本在正録，聞本在外集。但是通檢全書，這樣的篇目并不多，大概就十來篇，出入不是特別的大。錢德洪的這個標準并不好掌握，明代後期有很多批評。比如陳龍正在編輯《陽明要書》的時候，就特別批評説文録、外集、别録，“名目紛糾，義例雜出”，“又論學之書，雖在初年，列入正録；詩與傳誌，雖在晚年，亦入外集”，這個意見很有道理。
黃、聞本文録最大的差別在公文部分。兩本都是正録五卷，外集九卷，但別録部分，聞本奏疏七卷，公移三卷，而黃本奏疏七卷，公移七卷。跟後來的《全書》相比，黃本公移要多一百五十篇左右。黃本的公移全部按照時間順序排列，而且擬了比較完整的目録，前後相連的篇目處理的事務也非常接近，這個編目非常有用。舉一個例子。征剿八寨斷藤峽，黃本公移有四十五條，第四十一條是《批參將張經撫恤來降呈》，第四十二條是《告諭十冬里》。原文作於嘉靖七年八月，應該是平定八寨、斷藤峽之後的事情。平定八寨以後，作爲政策，陽明要求對附近村寨加厚撫恤，同年五月有《綏柔流賊》篇就是這個意思。當時地方居民之間有些恩怨，所以有趁機報復的事情。張經呈文説十冬地方的總甲黄鄧護誣告黄璋、李舉等人，地方不太安定。這當然很危險，因爲剛剛撫定的“新民”，像是驚弓之鳥，稍稍有點動靜，很可能出狀況。陽明收到張經的呈文，批示要求將黄璋等人“即行釋放，仍加慰諭”。批文末尾説“仍將發去告示，即行刊刻，給赴十冬里老人等遵照奉行”。這個發去的“告示”，就是第四十二條《告諭十冬里》。《告諭》的措辭也很嚴厲，裏面説如果有“報復舊讐，以致驚疑遠近”的事情發生，官府知道以後，要“拏赴軍門，處以軍法”。對已經發生的類似事件，《告諭》要求“通行訪拏，從重究治”。黃本這兩篇公文，處理的事情非常接近，不能分開來看。但是在《全書》裏面，對應的這兩篇，一篇在卷十八，一篇在卷三十，很難弄清兩篇的關係。
黃、聞本文録在嘉靖年間都有翻刻本，其中最重要的翻刻本是嘉靖三十六年的胡宗憲本。這本是刊刻《全書》時所依據的底本，《全書》初刻本很多地方都沿襲胡宗憲本的樣子。彙編《全書》的時候，將《文録》外集的四卷詩歌（外集1-4）壓縮爲兩卷（全書卷19-20），所以《全書》中與《文録》重疊的部分只有二十二卷。
錢德洪編完《傳習續録》、《文録》以後，又陸續收到同門寄來的遺文。嘉靖四十五年，錢德洪把新收到的遺文編爲《文録續編》五卷，并附家乘三卷刊刻問世。這個《續編》離《王文成公全書》的刊刻時間非常短，中間大概只有五六年的時間，應該沒有翻刻過。現在這本書有個孤本，在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不容易看到。我們也沒有拿到這本，一直在努力等待，不知道在全書定稿之前能不能看到它影印出版，比較麻煩。
《全書》在正文之後附録了《陽明先生年譜》以及《世德紀》，這個年譜的源流有些複雜，簡單説一下。陽明去世以後，薛侃等人就打算編輯年譜，前前後後很多人參與，搞了二三十年，很多同門都去世了，還沒有搞成。一直到嘉靖四十一年，年譜草稿大概完成了三分之二。錢德洪帶著草稿去找鄒守益，走到南昌，聽説鄒守益已經去世了。他去安福參加完葬禮，又順道去吉水訪問羅洪先。安福跟吉水不遠，大概就幾十公里。羅洪先讀了錢德洪的年譜稿以後，很受啓發，因而相約共同考訂。
嘉靖四十二年初，錢德洪在上饒懷玉書院完成年譜草稿，同時寄給羅洪先刪訂。錢德洪完成譜稿以後，回到杭州天真書院，又與黃國卿等人繼續校正，最後整理爲七卷本，并於當年下半年付梓刊刻。錢德洪有一封書信曾提到黃國卿去世，并説年譜已經刊刻過半。我們知道黃國卿是十二月分去世的，所以到四十二年年底，或者四十三年初的時候，年譜還沒有刻完。大約同時，羅洪先刪訂本三卷，刊行於江西贛州。天真書院本、贛州都是綱目體。據梁任公説，綱目體的年譜始於《陽明先生年譜》，如果不誤的話，這也算是一個創舉。天真本、贛州本的實際内容差別很大，幾乎不是同一本書。主要是羅洪先據原來的草稿進行增刪，增入了三十多條遺聞，又補録了大概一百多條引文，對原文的敘述性的修辭也有很多改動。後來《全書》本年譜又據兩本刪訂，當時的意思大概是要截長補短，所以一會兒用這本、一會兒用那本。雖然刪訂之後的版本好像比原本好一些，但是把情況弄得比較複雜，在校勘上特別麻煩。《王文成公全書》，也就是我們的底本，情況也不是特別清楚。有一種廣泛的誤解，就是以爲《四部叢刊》本是隆慶六年的初刻本。我們剛開始整理的時候，用國圖再造善本作底本。當時除了再造善本以外，還有天津圖書館的本子，還有哈佛本，還有就是四部叢刊本。我們比較了一下，以爲這幾本中只有再造善本像是初刻。上回去平潭的時候，向輝也説起這回事，我們都認爲再造善本應該在前。我們現在用的底本是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的郭朝賔本，順便説一下發現這本書的過程。整理一個書，要録入原文、復核底本，事情很多。當時在公文書館的網站上檢索文獻，發現了這本《全書》。當時書沒有公開，看不到圖像，他的標註也是隆慶六年，我們已經知道這個標註是很誤導人的。但搞不清楚具體情況，就想先複製第一冊回來看看吧。拿到第一冊以後，只能看出大概是個明刻本，而且跟通行的再造善本、四部叢刊本一係的本子不太一樣。原書標註郭朝賔本的那些人名信息在第二冊的開頭，所以當時沒有看到。後來全部複製回來，因爲忙著校其他的本子，又放了一段時間。終於輪到校這本的時候，才發現這本才是《全書》的初刻。所以又重檢了一遍，把底本換過來。我之前看過朱鴻林老師的那篇《王文成公全書刊行與王陽明從祀爭議的意義》，因爲沒看過原書，文章裏面很多講版本細節的地方不太懂。現在原書在手，比較清晰，也發現那篇文章有不對的地方。《全書》的源流也比較複雜，簡單説一下結論，這是我們彙校本的工作前提。郭朝賔本是隆慶六年《王文成公全書》的初刻本，這點毫無疑問。以前我們認爲的那個謝廷杰本，也就是跟《四部叢刊》相同的那本，是謝廷杰調任南京以後，根據郭朝賔本翻刻的。我們校本中的《全書》，再造善本可能是南京本的初刻，天圖本或者晚出，可能是補修，也可能是翻刻，補修或者翻刻的時候補入卷三十一下的《山東鄉試録》。《四部叢刊》本應該最晚，因爲其中有補版的痕跡，很多異文顯示它是晚出的本子。
— 没有更多了 —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