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美国历史学家,中世纪史权威。1870年生,幼年即开始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16岁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后来到巴黎和柏林学习。不到20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开始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1892年到1902年转到威斯康星大学讲授欧洲史。1902年应聘到哈佛大学,直到1931年国身体善退休。1937年逝世。在长期的哈佛岁月中,他成为该大学、乃至美国史学界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欧洲历史上的诺曼人》(1915年)、《诺曼社会制度》(1918年)、《大学的兴起》(1923年)、《中世纪科学史研究》(1924年)、《12世纪文艺复兴》(1927年)、《中世纪文化研究》(1929年)。在哈佛,哈斯金斯连续担任了各种教授职务[最后一个是亨利·查尔斯·李(Henry Charles Lea)的中世纪史学教授],之后他因疾病而不得不在1931年退职,并变成了荣誉教授。他最重要的著作是在他作为研究生导师和担任文理研究生学院教务长期间(1908年到1924年)完成的。没有任何历史学教师曾经拥有如此多的学生,他们后来都作为学者而获得了声誉,而且他们都如此清晰地表现出了老师的深刻影响。《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的学生们在庆祝他从教四十周年时提交的中世纪史论文集》(Anniversary Essays in Mediaeval History by Students of Charles Homer Haskins, presented on the completion of forty years of teaching,波士顿和纽约,1929年)包含80个男女学生提交的论文,他们当中的几位因他们自己的著作而在整个历史学界久负盛名。这些可能是他最大、最持久的纪念物,因为通过他们,哈斯金斯拓展了他的影响,这种影响已经极为深刻地影响到了美国历史学的研究和教学。
哈斯金斯的历史著作没有什么发展时期之说。他从未坐下来写一篇专题论文。他写作学术文章和特殊系列的演讲稿,这些东西后来以著作的形式出版或再版。他的两个主要主题--中世纪科学史和诺曼人制度发展史(科学和制度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解释)--被放在一起研究,尽管在1915年之前他更集中于诺曼史的研究,那一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著作《欧洲历史上的诺曼人》(The Normans in European History),他论述这两个主题的论文同时出现在各种期刊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对诺曼人历史的研究中断了,而且我们拥有一批他在1920年到1931年之间写成的论文,这些特殊的技术性论文论述了学术传播史,后来论述了公式性的著作。 这段时间内,这样一些著作出现或再现了,它们是《诺曼人的制度》(Norman Institutions,1918年)、《中世纪科学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aeval Science,1924年,第2版1927年)和《中世纪文化研究》(Studies in Mediaeval Culture,1929年)。两部更流行的著作--关于《大学的兴起》(The Rise of Universities,1923年)和《12世纪的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1927年)的科尔弗(Colver)演讲稿--使他的一些研究结果引起了较大圈子的读者的注意。
这篇各种详细资料的本文有一个统一因素,后者说了很多哈斯金斯的单纯目的。一个控制能力不太严谨的人,或者他的判断力没有哈斯金斯的那样明智,那么他可能很容易把精力分散到渺小的目的上去;但哈斯金斯选择了一个主题;他不仅仅热心地探索这个或那个有趣的研究线索。他看到了大的重要事情、文化生活和行政生活的相互作用、最可能的影响中心或交流方式、最重要的发展,并把这些总是记在大脑中,他不带任何偏见或预想地求助于文本,并跟随证据的引导。他几乎没有什么惊人的发现,而且他很少沉浸于粗大的概括。例如,他的建议--即巴思(Bath)的阿戴拉尔德(Adelard)把算盘的用法介绍到了英国财政当中--和他的推测--即征服者从罗马地志标本中获得了末日审判书调查的思想,末日审判书在拜占庭或萨拉逊人(Saracen)的调节下而保存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了 --都仅仅是有趣的假设,他意识到了这点;他从不试图把一个复杂的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因为他显然是一个建设者,而在他看来一个建筑物的基础必须是真实的、耐久的。他最伟大的著作《诺曼人的制度》(Norman Institutions)和《中世纪科学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aeval Science)是他对巴黎和南意大利诺曼人档案中可找到的手抄本的深入考察的结果,而且为了研究希腊和阿拉伯学术的传播和转移,他研究了整个欧洲的论文集。他没有语言困难,而且他那和蔼可亲和感人的性格使得他无论走到哪里,哪里都为他敞开大门。在法国,他能够依赖于诸如利奥伯德·德利尔(Lèopold Delisle)、朗格卢瓦和查尔斯·波蒙特(Charles Bémont)的友谊。在西班牙,他使地方财政人员意识到他知道他的方法比他们自己做得更好。有一次,他在一个西班牙大教堂里查询手抄本目录。耽误了一段时间以后,一份档案被成功地提供出来,他立刻看出这不是他检索到的手抄本的目录,而仅仅是那些已经被转移给马德里的手抄本的目录,他已经看见过后者了。大教堂牧师会的一员那时居住在罗彻斯特(Rochester),他仍然清晰地记得暑假期间哈斯金斯对他的侵犯,哈斯金斯最近在梵蒂冈图书馆的一份罗彻斯特《圣经》选文集中发现了坎特伯雷(Canterbury)的一个修道士约瑟(Joseph)访问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的记录。哈斯金斯想查出一些证据,以证明约瑟曾把圣安德鲁(St. Andrew)的遗骸从君士坦丁堡带到了罗彻斯特。 没有任何线索是太无关紧要从而可以被忽视的,而且很少有人象哈斯金斯这样迅速地注意到线索。因此,一篇论文在他耐心有序的方法下诞生了,在这篇文章中,新材料被严谨地放在丰富的知识背景中。这些论文中的一些是经典的,其他的是简短而技术性的稿件;但是它们当中几乎没有普通的或者与他的主要目的无关的论文。惟一不太重要的是关于"博格勒的罗伯特(Robert le Bougre)和法国北部宗教法庭的起源"的优秀文章。这篇文章在1902年第一次出版,这发生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而且无疑是受到了他在巴黎学习期间启蒙学习内容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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