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刻本清同治十二年（1873）江西书局递修重印《孝经注疏》九卷附校勘記两册全。（华夏文明的核心典籍，中国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著名学者阮元主持刊刻，同治递修，有着独特的校勘价值，是阮刻本中最优版本，白纸精印、原装原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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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阮元
出版人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刻本清同治十二年（1873）江西书局递修重印
年代嘉庆二十年 (乙亥1815)
纸张竹纸
刻印方式木刻
装帧线装
四部分类经部>五经总义类
尺寸24 × 14.6 × 2 cm
册数2册
上书时间2024-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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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刻本清同治十二年（1873）江西书局递修重印《孝经注疏》九卷附校勘記两册全，开本长宽：24*14.6厘米。微有虫蛀、破损、水渍。代表性照片如图所示。本书有以下几大特点：一是内容好，著名儒家经典。《十三经注疏》是清代由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部儒家经典注疏的汇编，冠列于为经部之首。该书共有四百十六卷，包括《易》《诗》《书》《周礼》《礼记》《仪礼》《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等十三部儒家经典，内容博大，在悠久的中华文明进程中，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长期根植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观念中。注疏 ：是注和疏的并称。注，指对经书字句的注解，又称传、笺、解、章句等；疏，指对注的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注、疏内容关乎经籍中文字正假、语词意义、音读正讹、语法修辞，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等。宋人将十三经宋及宋以前之注疏合刊，"注疏"之称始流行。
十三经注疏:即指后人为了便于查阅《易》、《诗》、《书》、《周礼》、《礼记》、《仪礼》、《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的注和疏加上唐陆德明《经典释文》的注音合刊成的一部书.这就是通行的《十三经注疏》。《十三经注疏》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典籍，在现代社会中，华夏文明是绵延数千年的一大文明体系，拥有难以数计的古代典籍。但不可否认的是，“十三经”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资料库，是其中的核心部分。如果我们将浩瀚的中华典籍比作一朵朵璀璨夺目的花儿，那么，可以说，“十三经”就是它们最重要的母树。在悠久的中华文明进程中，“十三经”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长期根植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观念中。“十三经”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概括来说，它们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史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从古代经书中也可以看到不同学派的相互影响，而且，经学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干对于民族凝聚和文化认同，始终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主导作用。
《孝经》是中国古代汉族政治伦理著作，儒家十三经之一。 《孝经》是阐述孝道和孝治思想的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历代儒客研习之核心书经。《孝经》相传为孔子所作，又说为孟子或孟子门人所作。 [8]
《孝经》分今文本和古文本，今文本《孝经》，共计十八章。首章总说孝的宗旨和根本；第二至六章分说对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五种贵贱不同的人所行孝道的不同要求；第七章至第九章说明孝的政治意义和功用；第十章、第十一两章从正反两方面辨明事亲中的孝与不孝；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进一步阐述第一章；第十五章至第十八章论述行孝道的几种具体做法。 [13] 全书以阐述儒家“孝”的伦理思想为主要内容。书中首先把孝归于“上天”所定的范畴，提出了“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的观点。《孝经》对儒家思想中的“孝”的基本内容和要求进行了阐述，并首次将个人的“孝亲”与国家的“忠君”联系起来，而且提倡国家应对“孝”进行法治化，即以法律来维护儒家的“孝”。《孝经》中还提出“以孝治天下”的主张，从而达到使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 该书成书于秦汉之际。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者及百家。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孝经》既是重要的古代文化典籍，也是旧时孩童启蒙教育的主要教材，影响深远。二是版本好。历代解释十三经的著作很多。南宋以前，注和疏本来都是单独成书的。南宋时期始合刻在一起。南宋绍熙年间始有汇集唐宋之前最具权威性的“十三经”注、疏的合刊本，形成一整套经书及其注文，称为《十三经注疏》，后复有十行本。明嘉靖时期有闽本，据十行本重刻；万历间有监本，据闽本重刻；崇祯时期有毛氏汲古阁本，据监本重刻。但是明代时期的监本和汲古阁本，因辗转翻刻，讹谬百出。清初有武英殿本。清嘉庆时期，著名学者江西巡抚阮元参考唐石经，岳本、古本、宋本、影宋钞本、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对十三经进行了系统地校勘考证，方成此书，撰《校勘记》附于诸经卷末，书中所附校勘记更是经学中的名著，自此十三经以阮本为定本，称为南昌学府本，世称善本。该书于嘉庆二十年在江西南昌开雕后，由于刊刻疏漏导致多重错误，道光6年（1826）续有重校修定，还有错误疏漏之处，同治十二年阮刻本又经江西书局重新修定，版本质量得到不断提高，有着独特的校勘价值，是阮刻本中最优版本,素来为世人所看重。三是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江西书局刻本，有牌记和校勘记。本书半叶10行，每行18字，双鱼尾，粗黑口。每本经书名页有大字题：“重刊宋本××经注疏附校勘记”，小字题：“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开雕”，牌记页有小字题：“太子少保江西巡抚兼提督扬州阮元审定 武宁县贡生卢宜荀校”，后有大字题：“同治十二年江西书局重修”。此十三经注疏本为旧时通行本，乃阮元与僚属绅士捐资校刻之书，校刻原则为不欲臆改古书，若发现宋版有误，便加圈于误字之旁而附校勘记于每卷之后。四是原装原签，收藏价值高，为研究清代古籍装帧，提供了实物资料。《十三经注疏》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典籍，在现代社会中，华夏文明是绵延数千年的一大文明体系，拥有难以数计的古代典籍。但不可否认的是，“十三经”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资料库，是其中的核心部分。如果我们将浩瀚的中华典籍比作一朵朵璀璨夺目的花儿，那么，可以说，“十三经”就是它们最重要的母树。在悠久的中华文明进程中，“十三经”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长期根植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观念中。
“十三经”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概括来说，它们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史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从古代经书中也可以看到不同学派的相互影响，而且，经学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干对于民族凝聚和文化认同，始终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主导作用。当然，“十三经”虽然阅历千古，凝结着无数前人的经验和智慧，但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不能为解决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今天正是中华民族昂首阔步地迈向现代化的康庄大道的伟大时刻，它可以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柱，激发起民族精神。本书是中国传统经典、著名学者阮元主持刊刻，同治递修，有着独特的校勘价值，是阮刻本中最优版本，白纸精印、原装原签，可读、可赏、可收藏、可增值，是难得的收藏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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