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艺美术历史和理论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田自秉信札一通一页带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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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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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详
年代建国后 (1949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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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时间2013-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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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自秉先生是新中国工艺美术历史和理论研究的重要奠一,1924年出生于湖南省石门县所市乡1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4年中学毕业时,最艰苦阶段,面对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现状,他毅然投考由杭州暂时迁址在重庆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实用美术系,决心用画笔为民生寻找出路。1946年,他在学校牵头组织成立“图案研究会”,并任首届会长。新中国建立后,田自秉除了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任务,参与筹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还完成3本编著[3]和4篇论文。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他着手系统编写中国工艺美术史,将研究重心从工艺美术技术转向工艺美术历史体系构建。在此后漫长的24年中,由于特定历史原因,先生数次身受政治迫害,学术研究几乎被外界的干扰所完全中断。但他身处逆境志弥坚,以常人所难以想象的毅力,准备、构思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工艺美术史》。
1957年,田自秉和庞薰琹等六人被定为“极右分子”[4],下放到学校从事打扫卫生,后又被调至院图书馆“劳动改造”。在某种程度上看,这段经历对于他的人生而言是不幸的,但常年在图书馆的工作对他的学术研究又是幸运的,他利用收购图书、实物的机会,埋头读书,专心研究,为工艺美术历史写作做基础积累。
直到1978年底,先生才得以堂堂正正地回到讲台上,此时他已经两鬓斑白。经过近20年寂寞而孤独的积淀,花甲之年,他进入了他的一个学术高峰期,《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国染织史》、《工艺美术概论》、《中国纹样史》等几部重要的著作都是在先生60岁以后出版的。
随着改革开放,全国工艺美术教育面临着一系列教学问题,展开了关于“工艺美术学院专业设置究竟以什么为主?究竟什么是工艺美术?”等问题的大讨论。[5]1980年,田自秉在《装饰》第2辑发表了文革之后的第一篇重要文章《论工艺形象》。该文虽不长,但对中国工艺美术在文革后的诸多问题,却有着鲜明的认识,具有历史超越的价值。首先,他提出工艺美术形象因为实用性和生产性而区别于绘画形象,这不仅说明了工艺美术的起源问题,也说明了工艺美术的社会属性问题。其次,他认为绘画形象总体上是具体的,而工艺美术形象,由于实用性和生产性的限制而体现出一定的抽象性。再者,文章阐述了工艺美术形象形成的基本规律性和造型语言。这些观点,对于人们澄清“工艺美术”的基本概念,认识“工艺美术”和“美术”的关系等重大问题,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
此后,他又连续在《装饰》上发表了多篇观点激进的文章:《论工艺与科学——材料和技术在工艺美术中的地位和作用》、《工艺美术的抽象和抽象主义》、《论“空间”》等,这些文章标志着他从工艺美术历史的研究延伸到对工艺美术本质问题思考的层面。
1985年,田自秉大半辈子的心血积累《中国工艺美术史》终于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刊行,它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工艺美术史。这本书在以后的20年中多次再版,其影响之深,覆盖面之广,时间之长,至今无人可比。1987年,《中国工艺美术史》又获国家教委“全国高等院校优秀教材奖”。为什么这部工艺美术史有如此巨大的的学术号召力?这部著作折射着明确的治史价值观。尽管行文中没有通篇华美的辞藻,但先生凭借详实的史料,用严密的历史线性逻辑构建了富有创见性的理论结构体系。整部历史的写作以朝代为纵向轴,以材料工艺为横向轴,引用大量可靠的史料,使整个理论框架显得丰满而充盈。他治史,并未借助西方所谓“先进”的方法论,他实事求是,用实物和材料说明历史问题,在史料的呈现中清晰地梳理出各个时代工艺美术的特点。
研究中国工艺美术史的资料不外乎两类:实物资料和历史典籍资料。田自秉正是以两方面相互对照、相互补充、相互阐释,从微观性和宏观性双重角度对史料作点、线、面把握,论证中国工艺美术历史的发展脉络。他以自己的认识总结出各个时期工艺美术的总体特点,商代的威严庄重,周代的秩序,战国的清新,汉代的凝重,六朝的清瘦,唐代的丰满华丽,宋代的理性美,元代的粗犷豪放,明代的敦厚,清代的纤巧,这在工艺美术历史研究领域可谓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见解,这些规律的总结,无不闪耀着他的真知灼见。
他治史,不仅仅只是注重考古材料,他没有机械地把工艺美术史当成考古学,他注重审美分析,但却并没有把工艺美术史变成艺术论。他的工艺美术史体系,既是对工艺美术历史的系统梳理,又以史料反映出工艺美术发展规律和时代特征。微观和宏观两头兼顾,史中有论,史论结合,这正是他这部工艺美史的最大特点。此后,先生和夫人吴淑生[6]又合编了两卷大部头的《中国工艺美术史图录》,这两卷套的图录既可单独自成体系,亦可作为先前《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图像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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