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发展的陷阱 经济理论、法规 周天勇
从一个专业的经济学者角度，实事求是，运用大量的数据，认识我国经济的现状，分析了其隐藏在表象后的问题，并从专业角度提出解决建议和意见。为广大读者带来专业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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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天勇
出版社中国物资出版社
ISBN9787504764362
出版时间2017-03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
页数328页
字数309千字
定价68元
货号703_9787504764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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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扭转经济增速下行的框架概述
1.1 实体经济的休养生息
1.1.1 降低企业成本必须减税降费
1.1.2 推进降低成本的配套体制改革
1.2 产权改革为重，启动j型增长
1.3 三方面基础的体制改革
1.4 盘活存量要素和资源的体制改革
1.4.1 盘活城乡间要素和资源存量的体制改革
1.4.2 盘活国有经济要素和资源存量的体制改革
1.4.3 盘活创新要素和资源存量的体制改革
1.5 拓宽增长来源领域的开放体制改革
1.5.1 一些被管制领域的体制改革
1.5.2 拓展新增长领域的体制改革
1.5.3 放开社会事业领域的体制改革
1.6 围绕经济中高速增长布局对外经济开放
1.6.1 减少对外漏损与出替代战略
1.6.2 “一路”思路与战略的补充与完善
2 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三方面内在原因
2.1 人收缩老化与经济格局变化
2.1.1 “人坑”对经济增长的20年影响定律
2.1.2 增长乏力：不能市民化的城市化
2.1.3 经济发展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2.2 企业高成本重创实体经济
2.2.1 银行国企gdp分配比例的上升
2.2.2 城乡居民和民营实体经济所分配的gdp
2.2.3 居民消费能力趋弱
2.2.4 挤压利润和高债务迫使投资增速下行
2.2.5 经济增长下行的gdp挤压力流程
2.3 国民经济流量的对外漏损
2.3.1 服务贸易逆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3.2 企业家资金转移的增长推动力漏损
3 经济增速下行风险及其扭转的优势
3.1 未来中国发展面临的一些风险
3.1.1 经济增速长期下行和低位徘徊
3.1.2 改革提振速度慢于经济增速下行的恶化
3.1.3 金融和经济危机可能由高杠杆率引发
3.1.4 税费供养失衡与温水煮青蛙的可能
3.1.5 养缺与民粹化导致经济社会“希腊化”
3.2 中美印之间未来基于人的竞争
3.2.1 中美印人结构对比
3.2.2 中美印未来人数量和经济走势预测
3.2.3 中美印未来gdp量和均值预测
3.3 中国经济增速的优势与潜力
3.3.1 睿智勤劳储蓄创业的中华民族
3.3.2 经济增速有坚实的基础
3.3.3 规模经济优势
4 经济增长的历史回顾与大势预判
4.1 改革开放以来三次s型经济增长
4.1.1 改革开启经济起飞的s型增长阶段
4.1.2 改革开放深化推进第二个s型增长阶段
4.1.3 加入wto促改革形成第三轮s型增长
4.2 温故和判断及把握关系
4.2.1 三次经济增速上行和下行的经验和启示
4.2.2 五种叠加压力可能造成经济增速长期下行的格局
4.2.3 诊断和经济增速下行的大体思路
5 实体经济降成本政策及其配套改革
5.1 实施综合降低成本的经济政策
5.1.1 扩张政策对人原因衰退调节的失效
5.1.2 经济高成本需要供给学派政策调降
5.1.3 供给经济政策需要凯恩斯工具相配合
5.2 降成本必须推进的体制改革
5.2.1 金融体制方面的改革
5.2.2 运输、能源和土地降成本的体制改革
5.2.3 降低企业成本与税费供养体制改革
6 经济增长：突破和基础动能体制改革
6.1 突破改革启动新一轮j型增长
6.2 长远期经济增长基础动能体制改革
6.2.1 创业业体制改革
6.2.2 转变观念和推进生育体制改革
7 经济增长：改革体制与盘活存量
7.1 城乡间要素和资源流动的体制改革
7.1.1 加速市民化的体制改革
7.1.2 农村土地使用财产权制度的改革
7.2 国企改革与促进经济增长
7.2.1 低效率国有经济与改革的紧迫
7.2.2 体制成本和集中风险及国有领域选择
7.2.3 切实推进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
7.3 盘活创新领域要素和资源的改革
7.3.1 科技创新要素和资源利用的问题
7.3.2 盘活科技创新存量的体制改革
8 开放和拓展经济增长领域的体制改革
8.1 服务业体制改革及领域的开放
8.1.1 服务业发展存在的体制问题
8.1.2 服务业体制的分类改革和开放
8.2 社会事业领域向民间放开
8.2.1 目前发展民间社会组织的问题
8.2.2 拓宽社会事业领域的几个重大关系
8.2.3 发展和壮大民间社会组织层次
8.3 拓展增长的空间资源环境等新领域
8.3.1 通用航空领域体制改革和开放
8.3.2 土地淡水造林生态领域的开放
8.3.3 将环境保护和治理转变为创造gdp的产业
8.3.4 推pp体制改革吸引民间投资
9 促进经济增长与对外经济开放
9.1 外形势变化与对外开放的转折
9.1.1 基于经济形势变化的对外开放调整
9.1.2 国际形势变化与中国开放战略的调整
9.2 中国经济开放的优势和面临的挑战
9.2.1 对外经济开放的优势不容置疑
9.2.2 中国“走出去”面临的风险和自身的不足
9.2.3 时代：中国的不确定、风险和机遇
9.3 未来对外开放战略的思路和组合
9.3.1 构建对外经济开放宏微观调节机制
9.3.2 产业升级与出替代
9.3.3 投资、资金和进出流入与流出衡
9.3.4 产能转移、衡推进和关联
9.3.5 “走出去”的方式和体制的转型
9.3.6 时代：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
9.3.7 能源自主与淡水衡
后记
内容简介：
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增速下行会带来哪些风险？扭转下行的优势有哪些？新一轮中高速增长的动能何在？如何通过深化改革，推进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围绕上述问题，结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回顾，在跨越发展的陷阱（推进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突破改革方案）中，作者周天勇提出了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启动基础动能改革、盘活存量、拓展增长领域、完善对外经济开放布局等一系列系统的突破改革方案，体现了经济学家的勇气、胆识和担当。本书是各级经济政策的设计者、改革方案的制定者以及所有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读者的阅读力作。
作者简介：
周天勇，1958年生，河南南阳人，经济学博士，教授。党校靠前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1980年从青海省民和县入东北财经大学(原辽宁财经学院)基本建设经济系，年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1994年调入党校执教和从事研究至今。
精彩内容：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2007年高时的142%开始下行，到2016年已经长达9年。增长速度为8%以下的2012年到2014年，学界、企业界和政策制定部门，包括国际人士，大多对未来还较为乐观，以为中国经济下行是暂时的，增长还会恢复到8%以上的高速。进入2015年和2016年，各界，甚至国际上，学界、政界和企业界开始意识到中国经济下行的严峻和可能的更加长期。一、究竟应当怎样研究中国的经济运行和增长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2011年，中国的gdp（生产值）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长了33年。学界对此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机理解释，推进了以中国为案例的经济学分析的进展。然而，关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高点一直下行的内在机理的各种经济学解释，都不能令人特别信服。笔者主持撰写的繁荣的轮回一书中，给出了本次经济下行内在和深层次原因的解释，从人生育、增长、结构和流动变化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以及人增长与经济增长的20年滞后影响规律等方面，对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人规模家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做了经济学逻辑的诠释。除了基础的人收缩、老化因素外，一国经济增长速度长时期的下行往往伴随着多种变量的作用。在这本跨越发展的陷阱书稿中，笔者描述了税收及行政收费、社会保险金、土地出让金等负担过重，融资、运输、能源等成本过高，以及2013年以来国民经济内外资金、投资、消费等从净流入到净流出，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原因。自序经济学有点像医学。人们需要利用经济学的知识和工具，去找出国民经济静态状况和动态过程中结构失衡、分配不公、通货膨胀、失业增加、增长低迷等各种各样困扰社会健康发展的问题，特别是根据不同的和情况，搞清楚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和机理；更重要的是，要思解决问题的各种措施及其组合，也是想出很多方案，评价各种方案的风险、时间消耗、代价和效果，提供给决策者权衡和选择，然后制定政策和执行落实，反馈观察，终要解决问题。当然，运用经济学来解释一个的成功发展，发现其内在的规律，推动经济理论的发展，并给其他发展中提供学的样板，提高成功国的威望，也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目的和领域。然而，对于一个的经济学学者而言，发现研究问题在哪儿和是什么，其成因是什么，有多少解决问题的方案，每个方案有什么利弊和风险，如何克服阻力及对冲一些可能发生的风险等，是更为重要的责任和工作。我们的和民族可能更需要的是这样的经济研究。研究一国的经济问题，需要了解国情、实事求是，用数据说话，观察流程，纵向回顾、横向比较。比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水还较低，未达到75%的水，城市化的推动力还可以使未来中国经济保持8%以上的高增长速度15年到20年。然而，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而世界上只有少数实行了指导的计划生育，绝大多数没有实行。研究中国经济增长而对这一点视而不见，无论如何都是有缺陷的。中国的土地、户籍、教育、住宅、医疗、养老等体制与其他也是不一样的，相当多农村人向城市的转移是“青出老回”，而且相当多农村老年人是过去可以城市化而被体制所阻变老，这部分巨额人中很多也不可能再城市化，而是会终老于农村。因此，不深入了解中国国情，不观察人的实际流动过程，与其他的城市化进行简单的类比，而不进行国与国之间重要方面的差异比较，结论肯定是错误的。前面已述及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解决问题，不搞清楚和了解问题及其发生的原因，怎么能提出有针对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呢？因而，经济研究首先要允许讨论问题，有的可能还较“热”，如收入和税负率、计划生育、土地体制、产权结构、资金外流等，要分析它们对企业投资和经营的影响，分析人变动的经济后果，分析与土地有关的投入和土地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分析产权与投资积极、资金流动、汇率稳定基础等的相关，这样才能搞清问题发生的机理和在此基础上开出解决问题的“方子”。其次，要允许不同观点的争论。其实，经济研究，真正找出问题及其发生的机理，拿出较为理想的解决方案，往往是许多不同观点争论、综合的结果。毕竟一派学者的看法和建议是会有想不周全，甚至是没想对的情况。单听少数人的意见，不在反复讨论的基础上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往往会错误拍板和决策。比如说，只听一面之词，认为增长和结构的变化，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了，其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会更大，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只是由于经济治理不力，以此来决策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显然是错误的，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客观的经济研究既要虑经济发展的效率和进步，也要顾及各方面的利益，尤其是低收入者的利益。我们要做这样的政策研究既要讨论产权、分配的保护和规则，对技术创新、再投资的激励，使社会更多地创造财富，使成为有竞争力的强国，又要虑如何通过教育体制培养劳动者的智能和技能，鼓励创新创业和发展中小企业，形成使低收入人群向上流动的机制，用积极的方式推进收入和财富分布的大体公化，还要设计税收、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体制，通过再分配的办法促进社会消费和共同富裕。研究不能化，不能因研究者本人的立场或迎合多数人的利益，而反对合理的公共收入；也不能只站在一方立场上，而不提出税费负担太重、供养规模没有控制住、土地扭曲、制造业成本太高等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治理能正常运转、执政成本节约、收入开支受监督的阳光和现代的税收体制。当然，这需要触及利益，因而需要壮士断腕的改革。二、经济增速下行危险与翻转为上行的有利条件笔者认为，由于人增长曲线前20年向下急转弯，后来的斜下以及再后来的5‰左右和以下的低增长，使中国经济增长在“十三五”和“十四五”期间下行的压力很大，其后长期在15%~2%的速度徘徊的可能极大。未富先老和未强先衰，加上降低企业成本改革的艰难和对外经济开放的复杂，造成中国经济和社会出现各种问题的风险在加大。重点有：人增长长期低迷对经济增长产生下拽力；改革支撑起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赶不上人变动、企业成本、对外漏损等造成的经济下行速度；由于经济下行，亏损和破产企业增多，形成大量的呆坏账，与银行等体系的借贷等关系恶化，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由于供养规模没有得到控制，经济下行时税费等收入减少，结构中上层建筑的需求与经济基础的承受能力之间发生严重的危机；经济下行时，收入减少，失业增加，房贷等压力加大，贫富分化，怨气积累，社会有可能民粹化和化，动荡的危险加大；而随着人收缩和少子化、老龄化加剧，未来越来越大的养需求和资金收支的缺将危及和金融体系；由于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人老龄化产品中养老成本太高、国际竞争力下降，在未来中、美、印人和经济的竞争中，我们也处于不利境地。除了前述过低速度增长会给中国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危险外，我国人均gdp还处在发展中的水，经济增长速度长期低迷，也会使收入的增加放慢，使提供幼托、教育、廉居、医疗等各方面公共和准公共服务的能力枯竭，而且我们还需要积累雄厚的财富去应对越来越严峻的养老保障问题。经济低展，没有财富向这些方面分配和倾斜的源泉，所以不能放任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过度地下行。作为欧亚大陆东部文明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会因为20世纪后30年及21世纪上半叶的人变动及其惯的后果而逐步衰落吗？回答是否定的。我们是世界大家庭中睿智的民族之一，富有勤俭储备、创业奋斗的精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庞大的技能劳动者队伍，培养了大批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积累了大量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今非昔比，领先技术占到了全球的19%左右，研发投入超过了gdp的2%，正在向创新型迈进；城市、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和体系已经基本现代化，装备制造和配套以及高铁、高速公路、港等设施甚至优于一些发达；一个人近14亿规模的，本身具有人密集而形成的网络经济、分工协作的经济、产业门类齐全、新技术容易产业化、消费和投资市场规模较大等多方面的规模经济优势。对外经济中，中国的资金供给、工程建设、装备制造、技术研发等也有很强的竞争能力。虽然前面的路途坎坷艰难，但这是我们扭转经济颓势、实现民族复兴的基础及信心所在。何况，世界各及地区各有自己这样和那样的问题，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三、如何将经济增速下行扭转为上行：对一些观点的盘点学界对于如何支撑和重启新一轮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各有各的看法，下面我们将分析一些主要的主张和建议。自然淡定和人变动有益论。2013年前后的两三年中，学界曾以为，本轮经济增长下行是一次自然的波动，增长速度会自然恢复，甚至一些人规模与资源环境关系派学者认为，中国过去的人政策给目前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协调发展的基础，是促进未来经济健康增长的因素。面对现在问题的严峻，大多数学者似乎已经放弃经济会自然恢复到过去高速增长的看法了。人变动有益论则会将人们的看法引导到经济增长下行是因为理政能力不足所致的误区上。外因和强刺激论。这一观点认为，这次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是国际经济波动的外因所致。中国经济本身因城市化水较低而存在发展潜力，还会以8%以上的高速度增长15～20年，需要做的是如同1998年一样，加大和货币政策的强刺激，将经济增长速度拉上来。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末到2011年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基础是1978—1987年中国后一波人高自然增长率延后20年产生的劳动力供给效应与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后欧美资金进入和出导向化相结合的高增长。1998年的政策只是起了辅助的作用。而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是20年前的人增长速度下行带来的人老龄化和“人红利”的消失。在这种情况下，用和货币政策刺激的困难在于：你可以通过扩张的和货币政策印出货币来，但是在政策项目上得工资的劳动力在减少，用货币消费的人在相对萎缩，这不是经济自然波动而形成的间歇需求收缩，而是一种国民经济器质的需求萎缩。前者可以以扩张的经济政策调整，而后者则无法借此来进行根本的解决。实际上，中国2009年实行强刺激经济政策撑起2009—2011年的速度后，经济增长速度仍然下滑到现在。本安倍上台后也实施了宽松刺激的经济政策，但本的经济增长仍然低迷。实践证明，人变动对经济的影响有时很难以短期扩张的经济政策改观。当然，我不是说未来不需要扩张的和货币政策。技术创新论。许多学者认为，技术进步及其产业化将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动能。对此，我也十分认同。但是，想将经济增长速度很快拉起来，目前看来需要一批成熟的颠覆技术，并可以大规模进入产业领域，能大规模化投入生产，供给消费和生产使用。从我国在域中所占的位势、颠覆技术群的储备等方面看，可能还达不到可以推动一次产业的能量。通过积累，借助颠覆技术群在中国形成爆发式的产业，我认为早也要到2025年左右。创业支撑论。当然，没有大众创业，速度可能下滑得更严重，失业将更严重。但是，把它作为推动新一轮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力量仍然不够。此外，学者们也提出各个方面的改革，期望以此来推动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一项改革如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都不可能有将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从下行扭转为上行的力度。有的学者认为，新的经济开放能推动中国经济新一轮的中高速增长。然而，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从过去的资金、技术、产业等净流入和货物出高速增长国，变成了资金、技术、产业净流出，货物出负增长和服务贸易逆差国。如果没有正常国民收入的回流，如果不能有效地带动关联产业，对外投资不可能对国民经济增长有如同过去一样的推动力。一些学者也认为，要放开生育，增加新生人，扩大消费，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但是，新生人对经济增长之所以能够产生推动力，在于其20年以后成为劳动力供给者、创新创业主力、住房和汽车购买群体等，因此，新生人增长在短期内无法强劲地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因此，扭转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趋势，需要找出国民经济增长被抑制动能的部分、大内生动力源部分、需要盘活和开拓的动能部分，对症下药地进行改革，并且在对外经济开放中尽可能地获得动能，减少动能的流出漏损。四、如何将经济增速下行翻转为上行：笔者开出的方子那么，怎样才能推动中国经济新一轮的中高速增长呢？这本书思和编制了一个系统的方案，这里做一些说明和解释。其一，什么是抑制中国经济增长为关键的因素？笔者认为是实体经济的高成本。必须采取大力度的措施，减税清费、下调社保、改革和废除土地，降低融资、能源、交通、土地等企业成本。如果因为这些改革难度太大，绕过它们而以其他办法寻求恢复制造业的动能，根本不可能实现恢复国民经济体力的目的。借用中医上的说法，是国民经济要减轻负担、休养生息。其二，从1978年以来三次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从下行扭转为上行的经验来看，需要在降低企业成本的基础上广泛而又深入地启动突破和大力度的改革。实际上，我们朝着中国特社会主义体制迈进，主要是在产权结构方面，这方面的改革还没有到位。这既是我们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活力不足、资源闲置等许多问题的症结，也给我们形成爆发式动能、推动新一轮经济中高速增长留下了宝贵的余地。通过比较各种办法，笔者认为，有可作、风险低、成本小、改革阻力低、大多数人都受益、公众拥护、获得增长动能大的改革，是知识产权改革，以及在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不变格局下，明确土地等不动产自然人和法人使用财产权、宣布使用、废除行政垄断交易等大力度的改革。舍此再找不出其他更有力量的能使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翻转为上行的办法。其三，创业、创新和人管理体制的改革，不仅为近期国民经济增长提供支撑，还将为先后推起2025年和2036年第二轮及第三轮两次国民经济上行j型增长做动能储备。目前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生育放开等改革，均是国民经济增速不至于下滑太多的重要支撑力量。从体制上看，2025年，这些改革无论如何也要基本定型，其后再通过体制改革来寻求国民经济增长爆发式动力的可能已经很小。创新和生育体制改革的结果，一是可能在2025年左右形成颠覆技术群，实现中国21世纪的产业，在本次改革动能边际梯再把增长速度拉起来一个阶段；二是可以通过2017年全面放开人，鼓励生育，适当移民，使人增长速度上行，在2036年后使经济主力人增长速度上行，在产业动能边际递减的情况下，作为爆发式新动能第三次拉起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笔者认为，通过这种中远期增长动能的布局，我们在与人经济美国和印度等的竞争中将会立于不败之地，从而确保能够实现中华民族21世纪的复兴。其四，需要盘活现有国民经济中活力不足、低效率利用甚至闲置的要素和资源。主要是通过土地与登记地产体制的改革，促进城乡之间的耕地、林地、宅基地、资金、技术等要素和资源的有效利用、双向流动和合理配置；通过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激发员工动力，提高资产利用效率，降低成本，增强其竞争力；通过有关创新体制的改革，盘活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研发中心的人才、技术、项目、台等要素和资源，调动研发人员的创造力。亦即通过盘活存量、优化配置、激发活力，使投入产出尽可能大化，形成国民经济增长新的动能。00其五，放开有关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管制领域及拓展新的领域的体制改革。笔者认为，应当放松对旅游、教育、医疗、健康、养老等服务业的行政管制，放松对民营社会资本和外资的进入；继续深化和扩大低空通用航空领域的改革，放开通用航空服务业和制造业；将盐碱地、生态造林、海水淡化、南水北调、环境保护等开放和转化为产业，与土地产权改革相结合，放开准入，吸引投资，扩大和开拓经济增长的新领域和新动能。其六，随着国外政治经济形势不断变化，中国的对外经济开放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过去要素、消费和购物购买力等净流入变成了净流出，制造品出变成了负增长，经济开放从推进经济上行变成了可能影响其下行。特别是执政美国给中国经济开放带来了较大的变数。笔者认为，需要适应新形势，坚持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的原则，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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