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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志:《史记》之"继《春秋》"辨析史学理论陈文洁

六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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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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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文洁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7531291

出版时间2015-09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32

页数275页

字数108千字

定价48元

货号xhwx_1201160553

上书时间2024-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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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引言
第2章“继《春秋》”之一家言的宗旨
第3章拨乱反正之一：文质之辨
第4章拨乱反正之二：君臣之际
第5章“继《春秋》”说的实质

内容简介：

撰史记的缘由，司马迁自己在史记末篇表述得很清楚，即是承父志而继春秋。于此，历来论家多无异议。然而，在看来，史记的根本著述动机并未因此显明，仍存在需要澄清、辨析的地方。陈文洁编著的这本司马迁之志（史记之继春秋辨析）从文质之辨、君臣之际、论六家要指的意义等角度，详尽辨析了史记之“继春秋”说。

作者简介：

陈文洁，哲学博士，曾从事历史学博士后研究，现为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2014－2016年在美国耶鲁大学访学。著有荀子的辩说等。

精彩内容：

“继春秋”之一家言的宗旨司马迁著史记，意在成一家之言。史记既为“继春秋”而作，则司马迁借撰述史事所表达的一家言亦当为“继春秋”而发，当视为他“继春秋”的具体表现和思想成果。因此，其一家言的宗旨，根本上与他对春秋的理解紧密相关。鉴于当时春秋经传并行不分的一般学术环境，这首先需要澄清司马迁“继春秋”说中“春秋”的实际意指，在此基础上把握他对春秋的述作意图和质的认识，进而领会他对“继春秋”之一家言的实质定位。然而，由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明确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作为其一家言的主旨，似与其“继春秋”说相歧，难使其一家言旨趣呈现模糊不清之貌。但任何理思维都有其内在的一致，“一家之言”作为司马迁贯通史记的自家思想，也有其统一的宗旨、核心。“继春秋”与究天人、通古今两种说法只是貌似不可沟通，在本质上则是接近和谐、互通的。司马迁的一家言，既可说是“继春秋”之一家言，又可说是究天人、通古今之一家言。在他而言，“继春秋”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实非二事，而是一事两说。“继春秋”即意味着究天人、通古今，究天人、通古今则是对“继春秋”之著述任务的具体解说，二者从不同的角度确定司马迁一家言的核心，并共同指向一个现实的治政目标。2.1司马迁对春秋的理解春秋编年记事，本鲁史旧名。自战国时孟子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指春秋体现圣人大义，遂有孔子作春秋而明王道之说。看来，此说疑点颇多，在春秋简略的大事记间找寻、领悟大义所在，也殊为不易。但任何观点，无论真伪、好坏，一旦被接受成为信念，会产生现实影响。西汉人普遍笃信孔子手定春秋，寓大义微言，以当一王之法，故置春秋于五经之首，以为圣典。孔子作春秋明王道，无论是否真有其事，西汉人而言，都具有信念上的真实。司马迁对春秋的理解定位，无疑也是在这一信念背景下展开的。儒林列传中，司马迁谓西狩见麟而孔子自以为道穷，“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辞微而指博”。这接近与时论相合，且在见解和语气上都有比较明显的公羊学彩。众所皆知，汉武独尊儒术，春秋三传中，唯公羊传立于学官，既有正统之尊，又有可能为学者所熟悉，司马迁对这一官方学问也当有相当了解，他以公羊学吻谈论孔子作春秋一事，实不为怪，不足证他特别倾心于公羊之学，官方意识形态对人的话语方式所产生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影响，历来都不罕见，从情理上讲很自然，也常有身之用，故仅凭史记中这类显而易见的说法，难以论定司马迁对公羊学的真实态度。当然，史记称引公羊传，常经传不别，多用“春秋”一词代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推崇公羊传而视其为春秋一嫡传，因为在史记中，他也曾不止一次径以春秋称左传。事实上，尽管公羊传是当时解释孔子大义微言的一官方依据，可司马迁并未囿于此见，而明指左传得孔子真传、羽翼春秋：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孔子作春秋，其刺讥褒讳挹损之义隐而不宣，授弟子而已；左丘明以为，耳相传之法，易失孔子真意，故撰左氏以明春秋之义。此谓左丘明亲得孔子春秋真传，特存其大义于左传。至此，司马迁主张左传实传春秋之意，已无可疑——这从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据上引文而有“左氏亲见，公、穀传闻”的优劣之评，亦可见一斑。史记儒林列传记春秋之学，三传中独缺左传，与此不相盾。儒林列传自叹“广厉学官之路”起言，述当时教化不兴而文辞粲如的官方儒学状况，并非为明儒林正宗而作；该传不提左氏，只载公、穀两家，当源自其时官方学术对左氏的冷淡态度，而与左氏是否传春秋的问题无关。可见，在司马迁的观念里，春秋之真传不止一家——据此看他以春秋统称左氏、公羊，即可了然。其实，学术正统之争，本难避利益因素，而“古人于史实，不甚措意”，“汉人于史事，尚未知覈实”，春秋三传之互诋，意尤不在明“真”而在逐利；三传争立学官，学者亦多以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书儒林传赞）。司马迁谓公孙弘以春秋（即公羊传）起家而至取相封侯，则“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史记儒林列传），未尝不是有见于学术与利益之互为支援而语含讥讽；且司马氏世典天官，司马迁以家学立身，固不必依傍门户，而当时今古文经学之间也衅端未启，故司马迁据己之见，事论事，侧左传于传经之列，应是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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